中國贏了，我們該怎麼辦？ 
【作者】[美】內森.西明頓【來源】《美國事務》雜誌【編譯】
如果我們輸掉了對中國的貿易戰，我們需要多久才能發覺？我們金融體係的活力和靈活性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我們對中國貿易戰的失敗--在這場貿易戰中，中國不僅成功地使西方發達國家面臨貿易競爭，而且還策劃了對發達國家和許多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去工業化。然而，這不單是一個敵對國的惡意行為。中國從我們自己無意的失誤和經濟的扭曲中獲利。我們喪失了生產能力和國外的出口市場，這表明天真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觀點不足以應對日益開放改革的中國領導層對國際體係構成的挑戰。 
甚至在中國崛起成為製造業大國之前，發達國家的製造業就已陷入危機。我們希望擁有白領工作，而華爾街不鼓勵公司持有不良資產，因為這些資產可能會拖累投資者的回報，因為它們會累積法律帶來的責任或成本變得過於昂貴而難以維持。一方面，幾十年惡劣的工業工作條件；另一方面，新的精簡公司結構的潮流。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形成了離岸生產的強大動力。現在，我們會條件反射般地進行離岸外包，反複強調有關勞動力成本和法律監管的過時理由，即使離岸外包損害了國家經濟利益。 

相比之下，中國實現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它按照其國內和國際的政治目標重塑了世界。七國集團以前和其他共產主義國家的經驗不再具有指導意義，因為中國現在是世界製造業和出口業的中心。與此同時，舊華沙條約國除了生產原材料外，從未生產過任何其他有購買欲望的產品。二十年前的分析家們並沒有預料到中國會崛起成為一個主要的製造國，也沒有預料到中國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效地使數億以前生活在貧困中的公民城市化。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姍姍來遲地發展到中上收入國家的標準，應被視為人道主義的勝利，和昔日的全球主義者主意的平反。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對世界其他國家來說卻是一場災難。七國集團國家的製造業能力受到削弱，技術工人和下遊產業的流失。G20的國家淪為貪婪的中國的卡車農場和采礦營地，損害了它們自身的工業化前景，做實了它們作為經濟殖民地的地位。 
世界上每一個國家，甚至是美國，都看到其供應鏈中出現了無數對中國的依賴。通常情況下，我們在技術上有能力生產相關產品，但沒有一家潛在的本土製造商能夠獲得相關融資；相反，我們必須在進一步削弱自身能力或以數倍於中國的價格浪費補貼本土製造商之間做出醜陋的選擇。 
七國集團的分析師們經常從勞動力成本的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毫無疑問，勞動力成本是一個因素，中國製造業的工資通常在每小時2美元到4美元之間。然而，其他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工資顧名思義也在這個範圍內，而且這些國家在供應鏈和產品類別方面明顯缺乏中國所享有的影響力；它們在國際體係中是 “接受者”，而不是 “製造者”。這些國家無法說明三十年來的平均高增長（無論基數有多低），同樣也無法享受中國在原材料加工、供應鏈、港口和物流以及先進製造技術方面的優勢。更重要的是，沒有任何其他中等收入國家擁有如此懸殊的貿易差額，也沒有如此明確的計劃來實現其競爭對手的去工業化。簡而言之，用廉價勞動力來解釋中國製造業的突出地位，嚴重誤導了當今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它錯誤地假設了國際貿易中以金融為中介的平衡狀態。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全球主義者認為，打開中國消費市場將為七國集團製造商帶來豐厚的回報。這在某些方面是正確的；例如，無線移動公司在幾年內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許多七國集團進口商獲得了廉價的專業製造，同時保留了知識產權和分銷。但從總體上看，雖然中國的消費市場規模之大令G7企業無法忽視，但貿易平衡卻嚴重地向中國傾斜，G7國家通過債務和技術轉讓為消費者節省了製造成本。 
這種局面的出現，歸根結底是因為中國經濟已經成為西方金融體係的暗影。因此，我們必須做出選擇：是讓這一腐蝕性體係繼續存在下去，還是在初期做出必要的痛苦的政策調整，以實現我們自己的社會目標。我們必須盡快做出選擇，因為危機已經開始，我們應對危機的窗口正在迅速關閉。 

中國製造 
過去，“中國製造”意味著廉價、多餘的小商品。現在，從兩美元的背包到高檔汽車、超現代化的微芯片，以及世界上一半的船舶，都是中國製造的。中國自詡為 “世界工廠”；中國外交官高誌凱最近對英國記者安德魯.馬爾說，中國是世界的主要製造商，並不認為英國是一個足以構成威脅的重要對手。目前，中國產品對全球最先進的供應鏈至關重要。在一些重要的產品類別中，中國企業現在是關鍵投入的唯一供應商。 
這一發展是最近才出現的。鄧小平著名的 “南巡講話”打開了外商投資中國製造業的閘門，這發生在克林頓就任總統前一年左右。七國集團似乎認為，要麼中國實現民主化，要麼它將停止增長和進步。因此，中國的生產值得慶賀。通過降低消費品成本，中國生產將為西方生活方式帶來福音。它將刺激中國對西方商品的需求。這將增加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同時中國人民也將擺脫貧困的困境--也許在這一過程中還能學習到自由民主的政治理念。 
這些觀點在一九九二年並非不合理，甚至在二零一二年也可能是對的，但在二零二四年就必須被視為完全過時了。中國已經實現了現代化，但沒有實現自由化。中國是西方公司的一個大市場，但這個市場遠遠小於中國公司的西方市場。此外，中國對西方構成了永久性的安全威脅，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中國向西方出售的一些產品充斥著間諜軟件和致命開關。 6park.com
當前的趨勢是災難性的。中國已準備好主導電動汽車和電信領域正在展開的革命；中國擁有超越七國集團國家的製造能力，以及在美國國防工業基地衰落的同時提高軍事能力的經濟深度。如果這些趨勢得以保持，結果將不可避免：資本將從其他先進國家流向中國。這對當前的安全秩序來說是一個軍事風險，對國際經濟體係來說是一個金融和貿易風險，對先進國家的數億工人來說也是一個生存風險。二零二四年，我們必須面對一些棘手的問題：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打算做些什麼，以及美國可以做些什麼來收複失地並超越他們。 

嚴肅的回應 

首先是診斷。在財務和會計領域，美國已經過度吸取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教訓。從Teledyne到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當時有遠見的公司都認為，有效利用公司資本是優秀管理者與平庸管理者的區別所在。然而，對盡可能高的資本效率的追求最終產生了怪異的激勵機製。華爾街的理想公司變成了一家沒有資產、利潤可無限擴展的公司。以製造業為基礎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如造船業或煉鋼業）中的美國大公司受到鼓勵去外包，最終被迫將製造業外包到海外--不是為了節省勞動力成本或提高產量，而僅僅是因為將製造外包給外國第三方會使其資產負債表看起來更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它們無法離岸，就會完全放棄產品類別，這意味著美國完全喪失了這些產業和能力。縱觀華爾街過去三十年的發展趨勢，我們很難不得出這樣一個反常的結論：在華爾街眼中，資本最有效的用途就是將其投入到金融資產或軟件公司的估值中。
 
三十多年來，中國始終站在賭注的另一方。中國顯然認為，擁有硬資產和製造能力是件好事，不僅能帶來直接的經濟回報，還能帶來許多寶貴的無形資產和協同效應：高技能的工業勞動力、更快的原型設計周期以及對供應鏈的掌控。三十年過去了，真的有人能說中國賭錯了嗎？ 
第二，待遇。美國及其西方七國集團的其他盟國不能再依賴單一的“敵人”來運作。任何合理的藥方都必須振興美國工業，以減少貿易失衡，讓重要的製造業回歸美國本土，並在可預見的未來維護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安全。幸運的是，美國不必從頭學起。我們已經有了可以複製的戰略，這些戰略不僅來自我們最成功的競爭對手的工業政策，也來自美國自己的過去。 

第三，中國的計劃：盡管關於中國高深莫測或中國共產黨神秘莫測的愚蠢刻板印象一直存在，但中國的新聞媒體非常活躍，而且侃侃而談，中國共產黨也經常在公開場合進行討論。盡管在西方看來很奇怪，但中國共產黨卻始終如一地、公開地、反複地把所有籌碼都放在了通過取得技術和生產優勢來徹底改變國際秩序上。最高領導人在黨和政府的重要活動中，以及在內部使用的政策文件中，都會用未經翻譯的中文發表這樣的聲明，因此沒有必要刻意去尋找佯裝：所見即所得。中國顯然有意推行這些計劃，無論我們怎麼看，它們都是當今大國競爭的關鍵。我們不必認為這些計劃是最佳的，只要承認它們是中國政府行動和選擇的動力就可以了。 

產業政策 

如果只關注手段而非目標，“產業政策 ”就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術語。如果我們假設中國通過努力成為製造業大國確實取得了一些經濟成果並實現了一些政治目標，那麼我們就要同意中國擁有有效的產業政策。審視中國的目標，就能開始解釋中國對手段的選擇。 
工業政策一旦奏效，通常會從土地改革開始。不是布爾什維克那種把私人莊園合並成巨大的（效率極低的）集體農莊，而是原始資本主義那種，把多餘的土地或舊的男爵種植園改造成精耕細作的家庭農場，比如那些由小農戶擁有的農場，它們實際上是數以百萬計新成立的小企業。這培育了一個能夠為國內工業提供需求的消費市場。事實上，中國自己也在二十世紀 七十年代得出了這一結論，當時集體農場顯然完全無法滿足中國城市的糧食需求。 
與此同時，國內產業受到貿易壁壘的保護，但又受到出口限製的約束，被迫不斷改進、提高技能、製造或購買資本貨物。如果它們不這樣做，政府就會拒絕向它們提供外彙、出口補貼或經營貸款，反而會支持在出口市場上取得成功的國內產業。 
美國則在十九世紀進行了粗放式的土地改革，當時國會開放西部土地，允許數百萬小農定居。從1850年到1930年的關鍵幾十年間，不僅美國，連英國和法國的城市勞動力也吃上了美國的穀物。穀物過剩帶來的收入意味著美國中西部可以支持消費經濟，而不僅僅是維持生計。這種動態創造了生產與資本之間的良性循環，推動了美國世紀的到來。 
因此，令人震驚的是，今天的美國正在部分倒退到可以被稱為後現代的自給自足經濟。誠然，很少有人在用砍刀砍甘蔗，但數百萬美國工人淪為“零工”和零售工作也是不爭的事實。20世紀9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向我們保證，高價值的服務工作將取代奄奄一息的製造業中的大量就業。從1991年的電影《原色》中，克林頓建議樸茨茅斯海軍造船廠的造船工人應該學習電腦編碼，因為 “體力活會去體力勞動便宜的地方--而那裏不是這裏”，就可以看出這種說法在後裏根時代有多麼流行。現在已經很清楚，這個承諾永遠不會實現；相反，我們似乎要把所有人都推向服務業--不是因為服務業總是比製造業好，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其他可以提供的東西。 

在發展中國家，“中等收入陷阱 ”的一個變種是，工人從事體力勞動是理性的，盡管從國家人力資本的角度來看，這是次優的。這就是我們實行義務教育的原因：作為一個國家，5歲的孩子上幼兒園比擦皮鞋和賣報紙要好。大多數試圖實現工業發展的國家都會重新陷入某種形式的低級服務經濟。在最初的四十年裏，中國並沒有理解這一點，而是依靠農民的力量實現了低水平的自給自足。現在，我們必須問一問，在一個資本投資生產設備一貫不受投資者青睞的環境中，這對美國工人和美國製造業意味著什麼？ 

曾經是主要製造商的公司現在大多成為合同購買者，以削減資產。美國的勞動力已經分化為：（a）企業的設計和財務專業人員；（b）零售業的臨時工；生產工人只能作為必要的“罪惡”而被勉強容忍。要想獲得資本，就必須讓華爾街的分析師相信，考慮到多樣化、流動性、風險和時間跨度，對你投資會帶來良好的回報；我們再次看到，華爾街已經推動企業盡可能地從資產負債表上剝離，因此，以私人名義擁有和使用製造資源往往會造成資本的貧乏。 

如果僅就美國國內情況而言，“輕資產 ”作為一種企業美德也許是可信的。但是，假說只能與證據相匹配，而中國的製度在成功的同時卻采用了不同的好公司標準。歸根結底，我們要做的很簡單，就是努力從中國的投資和會計中，以及從對中國經濟運行方式的公正分析中，學習我們所能學習到的東西--這可能需要摒棄一些以前被接受的關於中國經濟運行方式的觀點。 


最近關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下預算約束比較的研究認為，資本主義下的硬預算約束確保只有立即盈利的項目才能獲得資金，而社會主義下的軟約束則為高質量、低質量和長期項目提供資金。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的失敗是眾所周知的。然而，這一失敗並不能說明資本主義下的軟預算約束不可能有整體上的好處，即使目前的許多軟預算約束，尤其是聯邦政府的軟預算約束，需要立即認真審視。我對發展經濟學文獻的解讀表明，以有效的金融監督和出口紀律為支撐的軟預算約束，正是漢密爾頓模式或李斯特模式的產業政策所要實現的目標。如果能防止資本湧入房地產和貿易資產，轉而投向工業能力，那麼長期的產業目標是可以實現的。如果這聽起來令人懷疑，看看中國過去三十年的工業曆史就知道了。

 
失敗的樣子 

如今，許多到訪中國的遊客都會說，中國給人的感覺是多麼的 “現代化 ”和 “高科技”。我們不妨假設，他們並沒有去雲南或貴州的貧困傳統鄉村看看。不過，2004年、1984年或1964年的美國人都不會對中國的任何地方有這樣的印象。但是，小工具和應用程序是一回事，即使是一個落後的國家也會有一些摩天大樓。要評估中國高科技的真正含義，最好還是看看汽車。 



本文最初發表於《美國事務》第VIII卷第3期（2024年秋季）：3-23 
 

贴主:ywhan于2024_09_15 0:31:2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