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昱】中西方道德建设的比较与启示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所依赖的资源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既有民族的，也有国外的。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开放世界中，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在努力传承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道德文化的同时，也必须在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西方优秀的道德建设资源。1986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就指出：“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当前“国际的相互依赖关系正在日益增长，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特征；这意味着各国付诸实践的改革、不断碰上的问题及其答案的探求已经消除了国家的界限。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世界正在愈来愈甚的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转，其中各个不同部分被无法解脱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为了解释社会现象，探讨有关问题和寻找满意的答案，比较的方法就有其必要。”[1]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比较研究法(Comparative method)是指对研究对象进行时间序列上的前后阶段的纵向异同比较（又称历史性比较或垂直比较）和空间系列上的同一阶段的横向异同比较（又称共时性比较或水平比较）。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不能也无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独善其身”，因此，在当代中国现代化和当今世界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对中西方道德建设的异同点进行综合比较有助于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从而拓展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国际视野，丰富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理论资源，构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实践参照。

一、中西方道德建设比较

中西方道德建设是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西方道德建设必然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但中西方道德建设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彼此之间也必然有着某种规律的相同性。

（一）中西方道德建设的不同点

1.在道德主题建设上，中国是政治伦理主题，西方是宗教伦理主题

“政治伦理思想的丰富与突出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显著特征”，[2]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形成了有机的连结，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以德治国”和“以礼治国”等伦理规范，从而树立起“君父权威”并强化了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特征是家国高度一体化，在此基础上的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是中国古代政治与伦理的双向运动，由此形成的政治伦理便成为中国传统道德建设的基本主题。

相比之下，西方人喜欢思考天外玄妙的问题，对宇宙的产生、起源、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但由于当时科学技术不发达，一些自然现象得不到科学合理的解释，由此产生了宗教神学思想。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普及之后，“摩西十戒”几乎成为西方人普遍信崇的道德信条。“原罪”的学说在近代和现代有神论哲学家们的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西方宗教发展到19世纪时，尽管学说纷纭，并不断遭到批判和冲击，但由于宗教观念渗透到了西方文化的细胞核里，所以很少有思想家从正面彻底否定上帝的存在。西方宗教伦理对社会伦理关系具有一定的维系和整合效能，宗教伦理的神圣性对于信徒具有很强的约束自律作用。以“爱”、“宽容”、“皈依”为核心的宗教伦理成为西方道德建设的基本主题。

2.在道德建设的本位上，中国伦理是以家族为本位，西方伦理是以个人为本位

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家庭为基本单位，是以皇权—官吏—家族—家庭这样的形式排列的，家庭生活成为人生存、生活和生命活动的基础环节和基本依托，人们的宗亲观念相当强烈。在家族、家庭内部用严格的伦理关系来确定每个人在家庭、家族以至社会中的地位。“三纲五常”作为封建社会基本道德规范，几千年来牢牢的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人们正是以这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的封建伦理关系来确定自己和别人的本分、价值和在社会中的地位，使得人的个性完全被扼杀。

西方自古以城邦为国家基础，国家通过城邦来组织居民和实施统治，因而家庭关系则比较松散。从古希腊开始，私有制就渐趋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法律明确规定保护私有制，个人利益不受侵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和市民人格的独立，个人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迅速蔓延，道德建设也更加重视个人价值的诉求和个人权利的实现。

3.在道德建设的价值倾向上，中国传统伦理重视道德价值，西方重视功利价值

中国传统伦理重视道德价值，古代鲁国的一个大夫叔孙豹提出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是中国古代社会价值观的真实反映。从这种价值观出发，中国传统道德认为做人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搞好个人的道德修养，通过长期的道德修养使人本身保持一种浩然正气，胜不骄，败不馁，以国家兴亡、民族安危为己任，使个人人格逐步达到完善。但毋庸置疑，过于重视道德价值也容易使整个社会陷入抽象的道德空谈之中，严重的束缚了个性的发展，阻碍了生产力的进步。

而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念与中国相比有很大差异，“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3]西方人强调物质生活的占有，个人利益的实现，在道德建设中显示了强烈的功利价值倾向。这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高度发达的西方物质文明，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西方社会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等弊端。

4.在道德建设的途径上，中国传统伦理重视个人修行，西方重视宗教教化

古代中国宗教思想不太浓厚，在道德建设中注重依靠个人道德品行的修习和养成，从而强化道德主体的道德意识，完善道德主体的伦理人格。正是因为在道德建设的途径上，中国传统伦理重视个人修行，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社会黑暗时期，“出污泥而不染”、独善其身的道德贤人也不胜枚举。

西方社会则是以人们对上帝的敬畏来维持道德的，基督教以早期的政教合一的地位优势和后来细密的组织网络对西方人进行诸如“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爱人如己”、“诸恶莫行”、“不偷、不盗、不淫、不食、不妄语”等宗教道德教化。

5.在道德建设的领域上，中国重私德建设，西方则重公德建设

私德是处理私人与私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使得道德个体成为单向性的义务人，中国人的家庭、家族意识往往高于国家和民族整体意识，很注意调节家庭、家族之间的关系，把个人的私事看得很重，使得人们对小事、私事特别认真对待，因而私德建设成为根本。由此，人们只关心自己小家庭的建设而对于社会公共事业漠不关心，甚至不惜以损害公共利益来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

公德是处理个人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道德，是“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读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4]西方人由于经济交往活动的频繁而必须重视公共关系的稳定和协调，因此，公德建设受到重视。同时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认为个人利益包括个人私生活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西方对私人道德不过分看重，并且反对打听、干涉私人的道德生活，提倡尊重个人隐私。在西方社会中，一个不讲公德的人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

（二）中西方道德建设的相同点

1.中西方道德建设基本上与各自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分为五种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无论中西方在社会发展状态上有多大差异，中西方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发达到较发达的发展历史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更迭规律的客观真理性。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由现实的经济关系所决定。与此相适应，道德内涵的演变必然与中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基本相一致。道德建设作为道德建设主体的一种目标性行为，必须认识并适应道德发展的这一规律。中西方道德建设实践尽管有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外在形式，但中西方道德建设始终围绕着一根主线而展开，也就是始终与各自经济基础的发展基本相适应。

2.中西方道德建设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道德作为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总是反映着特定阶级的利益。道德建设作为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主观行为必然服从于一定的政治要求，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中国封建社会宣扬传统道德规范的基本原则——“三纲五常”就是为封建宗法制度提供道德理论的支持，从而说明封建专制制度具有伦理价值的合理性。欧洲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伦理主张的“爱、信、望”三主德本质上是用虚无的精神安慰来麻痹宗教神学统治下的民众，以便为“上帝存在”提供道德论证并维护基督神教一元统治的稳固。近代资产阶级在道德建设中宣扬“自由、平等、博爱”实质上是用虚幻的普世伦理作为价值支撑以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现世安稳。

3.中西方在道德建设中形成了系统的道德建设理论体系和规范体系

中西方道德建设作为在各自时空背景下进行的实践活动必然会有一定的实践目标指向，并在对获得成效的道德建设实践进行理论抽象后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系统的道德建设理论体系和规范体系。中西方在道德建设中形成了以道德本原论、义利关系论、人生观、道德修养教育论、道德作用论等为主体的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对在道德建设中各自面临的基本的、重要的道德理论问题作了深刻的论述。在道德规范体系建设方面，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形成了以“三纲五常”为基本道德原则的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体系，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西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虽然有不同的具体道德规范要求，但“爱”一直是西方道德基本规范之一，无论是作为基督教“三主德”之一的“爱”还是资产阶级宣扬的“博爱”都反映了在西方道德建设中，“爱”一直被看作对人们道德理念的要求和道德行为的规束。

4.中西方道德建设重视伦理精神的培育

作为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道德思想的积淀和精华，伦理精神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道德风貌和精神状态。中西方在道德建设过程中，重视将民族精神与时代风尚相融合，创造了各具特色的伦理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伦理精神。中国传统伦理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家族主义精神、中和主义精神、自强主义精神、尚义主义精神、制欲主义精神、德性主义精神和民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道德风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伦理中的个人主义精神、竞争主义精神、功利主义精神、理性主义精神、享乐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精神具有鲜明的西方的文化特色，体现了西方社会的精神内涵。

5.中西方道德建设注重方法与途径的有效性和多样性

道德建设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实现预期的目标，就必须注重道德建设方法与途径的选择。中西方在道德建设中首先重视的道德建设方法与途径的有效性，实践证明，中国传统道德建设中的贤人垂范法、自我践履法、个体内修法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特点、适应中国人性特征的行之有效的道德建设方法，而西方道德建设中的宗教引导、法律促进、传媒推广也是被实践印证的有效的道德建设途径。在方法与途径的多样性方面，中国传统道德建设把贤人、国家、家庭、私塾、文艺和个体纳入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中，而西方很重视政府、宗教、社会、法律、学校和传媒等道德建设途径的作用。

二、中西方道德建设比较的启示

对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和现实基础上展开的中西方道德建设进行异同点的比较是为了从各自的道德建设理论和实践中获得有益的启示，从而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提供理论的参考与实践的镜鉴。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启示。

（一）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马克斯·韦伯认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精神、价值理性的支撑。文化精神和价值理性不仅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而且还能够为其发展提供价值规范和定向定位的机制。否则，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成为作为市场主体的人们的单纯的物质欲望的宣泄，就不可能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道德是现实经济的反映，不同的时代和历史时期需要相应的道德规范。道德观念的倡导、道德规范的确立，即不能脱离现实，又要与时俱进。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必须贴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社会生活，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要求，为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服务，不断概括、提炼、制定切实可行的道德原则、规范和范畴，努力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道德环境和有力的道义支撑。

（二）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道德建设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道德文明的进步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的核心价值体系去引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为引领，西方近现代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为导向。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中，道德建设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统帅着整个文化的发展，决定着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整个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思想道德阵地，正确的思想道德不去占领，错误思想道德就会去占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道德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德就会去占领。因此，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为落脚点，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提高道德素质，遵守道德规范。

（三）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要构建开放的体系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空背景下进行的，因此道德建设必须在开放的体系中才能更好地发展进步。从时间维度来说，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既要重视对传统道德建设优秀资源的继承，又要重视对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未来发展情景的前瞻；从空间维度来说，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要重视对西方道德建设有益经验的借鉴。只有构建时空双重维度的道德建设开放体系，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才有丰富的理论渊源、厚实的实践基础和宽广的发展前景。

（四）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要整合社会相关资源

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依靠各种社会资源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政府机构、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家庭、学校、社会个体、模范榜样、大众传媒、文艺作品、法律等作为曾经在中西方道德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道德建设资源仍然可以以新的形式在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只有不断将有利于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各种资源有效地整合到道德建设的运行过程中来，着力构建“多位一体”的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支撑体系，才能形成道德建设的合力，实现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目标。

（五）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要确立规范的机制

道德建设从来都不是一种自发的行动，而是社会的自觉行为，其中，建立健全道德建设的“机制”是道德建设进步的重要保证。“机制”这个概念原本是用以表示有机体内发生生理或病理变化时，各器官之间相互联系、作用和调节的方式。人们后来将“机制”一词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这种情况下“机制”的含义是指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关系及其功能。或者通俗地说，机制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的制度化的方法。当代中国道德建设要对中西道德建设的有效机制进行总结，并结合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实践逐渐形成道德建设的领导、管理、保障、教育和监督等机制，从而保障和促进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得以有序和有效进展。

三、结语

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今天，“国际交往日渐频繁，东西方文化的对话也必然加剧道德观念、道德体系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运动，”[5]道德建设必然会遇到新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这种要求的借口是，道德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相反地，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6]因此，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必须立足于、适应于、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状况，继承中西方道德建设的有益成果，为当代中国道德建设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参考，从而构建既传承历史传统而又体现新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