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
精准得预言了日本对中国的觊觎,洞悉中国人的人性,被孙中山称为“最了解中国的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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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二十年代对中国未来的预言
 
岳健国
 
 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
 想家之一，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20年，他来到中国作了一
 年的讲学，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行为习惯等
 作了大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以自己特有的睿智、远见和洞察力，
 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明作了深层的分析、透视，站在全人类文明进
 步的高度，评析了中西文明的特征、优劣和价值。他当时在中国各地
 的演讲以及回国后不久就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后来结集为《东西
 方文明比较》），受到我国进步人士的热情欢迎和赞赏。孙中山先生
 称他是“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罗素认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他认为中国人和
 西方人在性格品质上的明显差别表现在：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
 中国人气质平和，安于现状；西方人爱权，中国人爱钱；西方人重视
 人际交往的直率，中国人讲究人际交往的客套；西方人办事倾向彻底，
 中国人办事喜欢妥协；西方人崇尚变革，中国人易于保守；西方文明
 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突出优点是对生活目标有一个
 正确的态度；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效率的品
 质，而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
 
 在本世纪20年代，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罗素对未来中
 国的走向作了许多天才的预言，现列举以下几段。
 
 
                   “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
 
 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节中写道：
 
 “……中国的学生很能干而且特别勤奋，中、高等教育苦于缺少
 资金，缺少图书馆，但不缺乏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尽管迄今为止中国
 文明在科学方面有缺陷，但它从来没有包含任何敌视科学的东西。……
 我敢断言：假若中国人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么在未来
 30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
 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复兴的热情。”
 
 我们到了1949年才有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关于拥有充裕的教育资
 金，现在恐怕还没完全做到，但中国确实已在科学上创造出了引人注
 目的成就。
 
 
                 中国应不应学习西方？怎样学习西方？
 
 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说：“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与艺
 术已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生机，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
 需求了。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
 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
 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
 明。他们希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
 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
 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罗素在《中国人的文化问题》一节中又说：“我相信，假若中国
 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
 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
 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
 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中国人应不应向西方学习，应该怎样学习西方，中国人自己争论、
 探索了半个世纪，现在我们似乎已找到了正确的办法，而这种办法
 20年代罗素就已经提出并说得非常清楚了。罗素提到的“尚武”精神，
 是指当时的日本而言的。他认为日本人在学习西方优点的同时，也学
 会了西方的好战、好侵略的缺点，他认为这种东西不利于中国创造新
 文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人没有向西方人学习这种“尚武”精
 神，当然也不会重蹈日本成为战败国的覆辙。中国人正像罗素预言的
 那样，正在开辟一种更加灿烂的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
 
 
                   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理所当然地实行变革！”罗素肯定地写道。他又在《中西
 文明比较》一节中说：“……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
 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西方白种人那种对其他民族的的人民实行集权统
 治的欲望。……中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中国人的美
 德。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态度，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
 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可能成
 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中国人的某些行为方式，但大规模
 地改变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却是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现在我们应该明
 白，中国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之后，仍保
 持一腔宽容友好的和平心态，反对战争，保卫和平，那中国肯定会成
 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总想支配他人的
 缺陷。
 
 
                           罗素最天才的预言
 
 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写道：“中国只要在改进农业生
 产技术的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永远可以消除饥荒的。”
 他这里提出的计划生育观念，比马寅初“人口论”中的计划生育观点
 早了几十年。
 
 在同一节中罗素又写道：“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
 缺乏激情外，大凡聪明能干而又多心多疑。但是，这只是他们性格的
 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
 的狂热激动。……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
 甚至对中国人的将来也难以预料。你可以想象他们中一部分人会变成
 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勇敢无畏的抗日救国者、狂热的基督教徒
 或狂热地献身于某个最终宣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的领袖。……”
 
 罗素的这些言论都写于1925年以前，他能预料到中国人对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态度，预料到中国可能会发生的抗日战争，预料到没有外
 国人奴役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命运主宰者的诞生！
 
 （摘自《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
罗素：我不愿揭中国人的短，但他们有三个最大的缺点
中国人待我不薄，我不愿意揭他们的短处。
1920年，北大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成为当时北大学生公认的“中国之外最伟大的人”之一。
这位客人就是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罗素，同此前访华的杜威一样，罗素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是空前的，在中国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罗素所经历的一切都显示了东西方之间的碰撞。
在近代，“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形成了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双向大格局。在西方也逐渐形成了“崇华派”和“恐华派”，而罗素则毫无意外地是“崇华派”。
那么，罗素与中国的情结是如何形成的？罗素来到中国后，跟哪些人接触，又有哪些经历？
博学的思想大师
西方曾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这样评价罗素，“他是所有哲学的哲学家，也是没有哲学的哲学家”。
罗作是一位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大哲学家，也被称为亚里士多德以来最博学的思想大师。在罗素的早年间，他就计划对科学哲学这是一系列著作，这些知识变得越来越具体。
同时罗素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将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抽象。
最后，罗素还要在一种理论和实践等量齐观的百科全书中达到一种黑格尔式的综合。这个目标始终贯穿在罗斯的全部著作和全部活动中。
罗素的一生著作丰富，他亲笔写的，或者由他指导他人编辑的，一共有100部著作和7000篇文章。
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除了最精确的数学逻辑和哲学以外，他几乎探讨了人类全部重要的知识领域，像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心理，伦理，教育，宗教，物理，国际关系，以及东西方文化比较等。
罗素不仅注意继承他，还注重创新，在许多领域，都有使那些领域的行家们感到惊讶的独特见解，而他的不少著作也成为该领域很有价值的经典文献。
而且罗素还十分注意自我创新，他将自己的学说跟人类的精华相对照，一旦发现陈腐和错误的东西，就毫不留情地摒弃。
而在科学研究上，再也没有比否定自己更加痛苦的了，但罗素却善于和敢于否定自己，他对待知识的态度永远是健康，积极和可取的。
在西方大哲学家中，也很少有人像罗素那样周游世界，去掌握第一手资料。
罗素曾在四大洲讲学，并且在欧美的许多名牌大学中担任客座教授，所以他也吸收了东西方文化中形形色色的问题和观点。
正是由于对人类文化的非凡贡献，也使得罗素获得了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和195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加林卡奖。
罗素善于吸收一切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渴望和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的奥秘，并且在他整个学生时代也打下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并且还有广泛涉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现代西方学者能与之媲美。
1910年到1914年，对罗素而言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过渡时期，就像他所说的，“就像浮士德碰到梅菲斯特之前和之后一样”。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罗素产生了新的探索兴趣，他开始专注战争并思考战争背后的成因，以及如何阻止未来战争的问题。
对这方面进行研究后，他也写了非常多的著作，于是他成了广为公众所熟知的人物。
罗素还积极参加反战运动，战争期间，罗素当时在剑桥三一学院任教，他就征集同事的签名，一起反对英国参战。但是这场行动却遭到了失败。
战争几乎改变了罗素的职业和人生观，也使他获得了一种对生命的新的热爱。他觉得应该把和平的愿望化为一种理性的决心，以此来避免未来的大战，但是凡尔赛合约却打破了他的幻想。
当时，罗素身边的很多朋友就都将希望寄托于苏联。
所以，罗素将苏联作为自己的访问目标，他想到苏联去看一看。1920年罗素来到苏联，在这里，他却并没有发现什么事情是值得他称道的。
紧接着，应梁启超的邀请，罗素又来到了中国。
其实在很久以前，罗素就对中国有了解，这片神奇的东方大陆上蕴含的悠久的文化和璀璨的文明，杜令他非常之神往。
所以在梁启超的邀请发出后，罗素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播撒知识的种子
来到中国以后，罗素就接受了北京大学、西学会、少志学会和中国公学4个单位的邀请，开始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举行演讲。
说起罗素刚来中国时，还有一个小插曲。
罗素离开俄国后，发现他第二任妻子多拉也跑到俄国去了，并且与罗素对俄国的态度相反，罗拉对俄国充满了好感，并希望留在俄国。
而这时候罗素又接到了中国讲学会的邀请信，请他到中国讲学一年。罗素这个时候就提出必须要邀请罗拉同行，否则就不来中国了，于是中国讲学会也答应了。
接着罗素就通知罗拉，将罗拉赶回来，两人会合后一起动身前往中国，必在1920年10月8日到达了上海。
在前往中国的船上，罗素还曾担心过英国特工是不是会对他有所行动。
因为之前他鼓动教授们和学生们联名签署的发展信，英国领事馆的人早就盯上他了，并且跟英国当局表示想要把罗素押解回国。
所幸罗素的担忧没有实现，他平安到达了中国。
而船只停泊在上海港时，因为沟通的问题，码头上竟没有一个人来迎接罗素，罗素还以为这是中国人向他开了一个国际玩笑。
事后才知道，这是因为沟通问题闹了一个乌龙。
弄清楚事情后，江苏教育总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学会，时事新报，申报，基督教救国会等团体，齐聚在大东旅社，为罗素召开了欢迎晚会，超过百位的中国各界有头有脸的人士莅临了现场。
在会上罗素发表了即兴演讲，先是谈了访华初感。随后罗素又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意见。
他希望中国能够开辟新的发展路线，不要不分好坏地抄袭别国并且还要警惕西方近代的商贾主义，认为进行中国改造时，要以教育为先。
罗素在中国时开始与众多的中华文人精英相接触，其中梁启超就是最典型的代表。除了梁启超，还有蔡元培，章太炎，蒋梦麟，以及胡适、丁文江等人。
罗素在全国各地发表他的讲演时，在中国也引起了多重思想反响，而罗素的主张也成为社会主义论战的焦点问题，由此引发了张东荪和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临别讲演“中国地到自由之路”，中主张中国走俄国之路。为此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欢迎，特别是陈独秀就一再引用，并赞誉罗素的观点。
罗素由于身体问题不得不返回英国时，依依惜别之际，北京一名作家要罗素明确指出中国人的弱点。
罗素犹豫再三，终于不得不为难地说，“告以三种，曰贪财，曰胆怯，曰寡情”，但是在这句话之前罗素并不愿揭中国人的短，但出于客观的原则还是说了出来，所以加上了三个字——“不得已”。
这种不得已的心态，却恰恰传达了这位大哲学家最后的难言之隐。虽然指出了中国人的缺点，但他并没有失去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同情和尊重。
对罗素这样专业研究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学者来说，“宽容与胆怯”，“快乐与寡情”，“善良与贪欲”，这种矛盾的现象正是进一步研究中国问题的契机。
如果只是单单从表面上这三个词语来解释中国问题，却是有失通顺的。从西方来到东方，罗素是保持着自己想要了解东方的心态来的。
罗素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但是他擅长通过逻辑哲学来分析问题。因为他的良心和理想，使得他在西方文明中发现了很多不健全的地方。
他希望神秘的东方和神秘的东方文化，能够对西方百多年以来的工业文明有所补救。
像20世纪初，先后来华的世界一流学者们一样，罗素也把中国视为在东方抵御工业文明弊病侵染的最后堡垒。
但是来到中国后，他们却发现，中国文化好像更值得了解。在这种观察中，当他把西方文明反叛者的情绪转移到中国时，他就在无形之中也受到了自己的常识范围的局限。
罗素提出中国人的问题时，其实也恰恰体现了一个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意识和一个在东方游览的观光客的旅行心态。
一生的中国情结
尽管罗素访华的成果不尽如人意，但是从中国回到英国后，罗素还是对这个古老的国度和这个古老国度所蕴含的文化产生了终生的情感和关注。
1922年，罗素出版了《中国问题》，这本书被称为罗素“第一部历史研究的著作”，也是他访华的丰厚成果。
这本书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的问题，并且竖立了一块新的界石。
关于中日问题，罗素曾说，一旦两派军队开战，其中一方即将获得完胜时，日本就会出面扶持快要失败的一方，以此来让中国的内乱持续不断。
所以1927年正当北伐军队节节胜利时，日本人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屠杀了中国居民6000多人，而这个历史悲剧也验证了罗素的先见之明。
除了关于中国问题罗素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评论以外，在访问中国回到英国后，英国政府准备解决庚子赔款问题时，罗素也曾仗义执言。
当时美国已经明确决定放弃庚子赔款，但英国却不愿意这样做，而是采取某种折中变相的方式继续向中国索要赔款，为此中英双方也争执不休。
1924年对华态度比较温和的首相麦克唐纳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管理庚子赔款，并且邀请了罗素作为该委员会的教育委员。
罗素就推荐了丁文江和胡适，作为中方成员，并提交了《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批判在华教会和商人的建议，强调应该将庚子赔款权数用于中国的教育。
对于罗素的一句，蔡元培也给罗素写了感谢信。经过罗素在英国各界开展到积极努力的活动，终于在1926年年初，英国国会终于通过了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并规定将这笔款项用于教育文化事业。
在北伐战争时期，英国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万县惨案。针对这件事情，罗柱万分愤慨，还发表了《中国的白祸》等文章来声讨英国当局。
除了这些，罗素还不断发表文章和演说，为中国的重建出谋划策。
罗素还坚决反对日本、英国和欧美各大国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尤其是在五卅运动发生后，他就勇敢地揭露真相。
抨击英国媒体混淆是非的伎俩，指出这场运动是中华民族谋求独立的运动，而非英国媒体说的排外活动，由此给了中国人民反列强斗争以很大的精神支持。
在新中国成立后，罗素曾数次在公开场合强烈要求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并将承认新中国置于很高的政治地位。
向后来60年代中印边界发生冲突，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复杂和敏感的问题之一，但罗素就曾致电周恩来和他的老朋友尼赫鲁敦促双方尽快停火撤军，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结语
罗素的一生都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情结，他始终热爱中国、关注中国、肯定中国，并通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而为中国仗义执言。
20世纪初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整个东西方关系也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与之相应的，东西方思想的对话也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
罗素一生的所学所为都是基于人类精神和人文底蕴的原则，也就是良知，智慧和理性。
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罗素始终怀着纯粹的热忱，同情这个文明所遭受的苦难，也思索这个文明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