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萨库尔的分析已经在公司内部悄悄流传开了。在曼谷举行的一次高层管理会议上，库马尔向与会者分发了萨库尔制作的一张表单，上面按区域和字母顺序列出了兰伯西的各个市场，从阿尔及利亚开始，到越南结束。其中的一列是各种药物的问题，另一列的标题是“风险” (萨库尔指的是对于患者的风险)，还有一列是“行动计划”。萨库尔在患者风险那一列填写了“高”“中”“低”三档，分档依据是公司的记录中缺失了多少数据以及怎样的数据。
但是在会上，阅读表单的公司高管们却把这一列误解成了对于公司的风险。在“行动计划”一列中，负责全球营销和法规事务的两名高管在空白处草草写下笔记。笔记表明公司会考虑两种方案：一是直接中止这些药物的供应；二是暂时从市场上召回它们，重新检测，检测内容是权衡事情败露和失去市场份额哪个危害更大。至于患者面临的风险则根本没有被纳入考虑。
会议结束时，库马尔收回了表单，连同那两个男人在上面手写的笔记。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开始收集证据了。
2004年10月14日，在委任萨库尔挖掘真相几个月之后，库马尔站在新德里兰伯西总部的董事会议室中，面对着董事会科学委员会的各位成员。他的听众包括布赖恩·坦皮斯特，当时担任药物总监的马尔文德·辛格，董事会主席、曾任新德里副市长的特金德拉·康纳 (TejendraKhanna)，著名心脏病专家P.S.乔希 (P.S.Joshi) 博士和其他几个人。公司秘书被吩咐离开了会议室。
库马尔向听众展示了萨库尔准备的一个演示文稿，包含24张幻灯片，标题是“简化新药申请组合的风险管理”。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文件尚未完成，其中还不包含美国市场的数据。但现有的内容已经清楚地表明，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兰伯西对监管者撒了谎，伪造了数据，并在出售药物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危害了患者安全。幻灯片指出：“我们在40多个国家出售的200多种产品数据中都有为满足业务需求而编造的成分。”报告还显示，所谓的“业务需求”，只是一种粉饰兰伯西最小化成本、最大化利益并哄骗监管者批准不达标药物的种种行径的说辞。
没有一个市场或者一种药物是例外，包括美国和世卫组织采购的用于对抗非洲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在欧洲，公司使用来源未经批准的成分；捏造保质期数据，卖的是一种药，检测时用的却是其他配方的药；更改生产过程却不记录存档。幻灯片还指出，最初促使库马尔去南非的那次维姆塔审计的结果已经被监管者注意到了，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公司的声誉。
在一个又一个市场，公司干脆捏造了所有数据，在巴西、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埃及、缅甸、泰国、越南、秘鲁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都是如此。提到为品牌药公司生产某些药物的企业协议时，一张幻灯片指出：“因为在申请文件中使用了可疑的数据，我们也给合作伙伴 (在墨西哥和南美是拜耳和默克) 带来了风险。”
库马尔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将全部问题药物从市场上召回；重做全部有疑点的检测；向每一个案子的监管者通报调包的数据；制定一套流程，把相应的数据和药物关联起来。有一张题为“指导原则”的幻灯片列出了库马尔心目中公司应负的义务：“患者安全是我们的首要责任。我们的产品必须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短期的损失好过整个业务的长期亏损。”
库马尔在一片沉默的会议室中完成了报告。只有一位董事也是一位科学家，对他的发现表示了一点惊讶。其他人更惊讶的是库马尔的宣言：如果不让他全权解决问题，他就辞职走人。
“就不能把数据都藏起来吗？”一名董事转头问坦皮斯特。没有人回答。这片沉默让库马尔明白了他需要知道的一切。坦皮斯特下令销毁这个演示文稿的每一个副本，并将制作这个文件的手提电脑拆毁。这次会议没有留下记录。
库马尔曾经确信，在看到无可辩驳的证据、明白自己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错事之后，兰伯西将不得不拨乱反正。但事实并不如他所愿，在这次董事会议结束之后不到两天，他就提交了辞呈。这距他来兰伯西上任才不到四个月。他对坦皮斯特写道，“鉴于我们讨论的问题的严重性质”，他的唯一选择只能是“优雅而迅速”地离开。
作为一位公司高管创建的文件，库马尔的这个演示文稿可谓毫不留情。在未来的年月里，它的幽灵还将继续在高管之间制造分裂。在公司内部，它将被称为“自我评估报告” (缩写SAR，以下简称“报告”)。这份指控罪行的文件仿佛一根缓缓燃烧的导火索，直接烧向公司的顶层高管。
萨库尔仍留在公司。但是库马尔一走，他就失去了保护。在那次董事会报告的三个月之后，公司内部的审计员来到他的部门，做所谓“例行检查”。他们待了整整10周，其间翻看了部门账簿，约谈了部门员工。在萨库尔团队的成员文卡特·斯瓦米纳坦看来，这些审计员就是“公司派来的秘密警察。我们最终发现，这是公司整体计划的一部分，迪内希·萨库尔就是他们的目标”。
4月下旬，公司突然指控萨库尔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浏览黄色网站。萨库尔激烈否认。盛怒之下，他让网络管理员查看了计算机记录，结果发现公司IT部门的人登入过他所在部门的服务器，并在几次搜索中植入了他的IP地址。
回到家，萨库尔告诉妻子苏娜尔他将离开公司。他没有多谈细节，她也没有追问，他只说要工作下去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苏娜尔问他。
萨库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是想到发生的种种，他明白自己在兰伯西的日子已经结束了。
一个周四的早晨，萨库尔拟了一封辞职信，并打印了能证明黄色网站是被植入他的IP地址的证据。次日下午，他来到坦皮斯特博士的办公室，他费了点功夫才预约到和坦皮斯特会面30分钟。
萨库尔给他看了电脑被动过手脚的证据。他表示：“因为做了本职工作被人打击报复，这样的环境我待不下去。”接着他就递上了辞呈。
不过坦皮斯特态度和蔼，他说：“我明白你为什么要走。”他告诉萨库尔今天下午不要去办公室，等下周直接去取东西。
到了周一，萨库尔去了。在一旁的人力资源部长的注视下，他从办公桌上拿走几张儿子的照片。他们甚至不允许他打开抽屉，或者和团队成员道个别。他在别人的护送下离开了公司大楼，司机维贾伊正在外面的汽车里等着他。他在兰伯西度过了动荡的22个月，离开时只花了不到10分钟。他的事结束了——至少他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