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赛茵：英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罗素《中国问题》为例时间：2021-03-14 17:18:29

伯特兰·罗素，1872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曼摩斯郡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1890年，他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1908年成为学院的研究员并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距今一百年前的1920年秋天，在张崧年和梁启超的促成之下，罗素受讲学社之邀前往北京大学讲学。
      罗素首先是作为一个哲学家被邀请，但在当时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的各派知识分子眼中，他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更被期待和重视。在欢迎罗素的致辞中，梁启超代表讲学社对罗素来华讲学提出了期许。梁启超说，讲学社渴望听取任何在促进中国文化进步方面有价值的理论，中国愿意听取甚至引进西方的思想和理论系统，包括还没有在西方实践成功的，提出希望罗素不仅讲哲学问题，更要就社会和政治问题发表意见。
      彼时，48岁的罗素正值盛年，不仅在逻辑学和哲学方面成就斐然，他作为政治和社会思想家也已享誉世界，在中国更是被冠以“世界最著名哲学家”的称号，受到诸多知识分子的崇拜。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贫弱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有着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危机感，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全盘西化的激进呼声也日益高涨。罗素对西方在中国的影响深感忧虑，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于自己所造成的他人的苦难熟视无睹，希望在中国可以找到治愈西方各种顽疾的良药。在中国近一年的时间里（1920年10月-1921年7月），罗素不仅在北京大学开展多个系列讲学，更受邀前往上海、杭州、南京、长沙、保定等多地演讲，反响很大（负责为其翻译的正是赵元任）。



伯特兰·罗素

罗素对当时西方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正以办工厂、银行、建医院和教堂的流水线方式，一边破坏又一边试图修补中国人的肉体及灵魂。罗素极为欣赏中国的文化和生活哲学，虽然在中国期间曾身染重疾，却依然对在中国的时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1921年初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罗素写道：“我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家——于我而言，中国比任何地方都更有家的感觉，因为这里的人毫无暴戾之气。”
      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正处于思想和政治变革的关键时刻。各派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三方面：经济落后、政治分裂、政府无能。他们希望罗素的见解可以帮助提供一些应对中国问题的方法。罗素在北大和中国其他地方进行了一系列的讲座，听众最感兴趣的就是他有关社会构造和政治革新的内容（他讲的更专业的逻辑学和分析哲学一般人也听不懂）。但罗素的几个系列讲座并没有对彼时的中国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哲学家罗素在分析社会及政治问题时，丧失了其对待哲学问题时所持有的客观性、分析能力以及科学方法，他个人的偏见阻挠了他对社会形式的科学分析。他在讲座中对重建中国所提出的方案和办法并没有受到重视。但罗素回国后所写成的《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尤其书中对于中西文明之对比、对中国人的特点和中国传统之特质的分析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持久的讨论。
    《中国问题》是罗素1921年夏回国之后所写，1922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书中虽有对中国社会种种弊端的直言不讳，但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及中国人的赞赏。孙中山先生因此书而称罗素为“唯一理解中国的西方人”，罗素也因此书而成为当时西方讨论中国时必然提及的人物。那么，这本书说了什么呢？笔者将简单介绍一下罗素在书中的观点。



中国问题

罗素开篇即指出，即便是与其他任何国家毫不相干的“中国问题”，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原因就是中国人口占据了全世界的四分之一。罗素断言，“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将对全世界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他指出，在对一个社会作出判断时，不仅要看这个社会内部有多少的善与恶，还要看它是否造就了其他社会的善与恶，以及它所享受的善多大程度依赖于它在别处所犯下的恶。罗素认为，西方的繁荣是依靠恃强凌弱所得，而中国则是依靠自己的美德和勤劳。
      罗素对中国人自身的各种品质大为赞赏。他认为中国人性情温和，能苦中作乐。“无论哪个阶层的中国人”，罗素赞叹，“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更爱笑。他们似乎在任何事情中都能发现可乐之处，任何争执也都能被一个玩笑化解。”“中国人由上至下，都有着无法侵犯的平静的尊严，包括苦力在内”。罗素最为佩服中国人自得其乐的能力。他发现即便是最贫穷的中国人也比一般的英国人快乐的多，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思想根基就比西方更加人文也更加文明，而西方的躁动与好战使得人们几乎丧失了思考的美德和欣赏美的能力。罗素认为这也是中西方交流很可能是互益互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可以学习不可或缺的西方科学和技术，而西方可以学习中国精神和文明方面的智慧，因为正是这种智慧才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屹立不倒的古老文明。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罗素认为，为追求独立自主、自立自强，中国必然要向欺辱她的西方列强学习科技、工业和军事，但如果中国在如此强大自身的过程中，也变得像西方列强那样恃强凌弱，抛弃自己文化中宝贵的公正和价值，那么中国即便强大起来也是一种失败。
       在对中西文明进行对比时，罗素首先指出，历史上不同文明的接触和交流都促进了人类进步：古希腊学习古埃及，古罗马学习古希腊，阿拉伯国家学习罗马帝国，中世纪欧洲学习阿拉伯国家，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学习拜占庭王国等。不同文明互相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很多虚心学习的学生最终取得了比自己的老师更辉煌的成就。如果把当时的中国视为向西方学习的学生，那么这个学生很可能再度超越老师。罗素认为，西方同样需要向中国学习，但由于西方自视太高不可教，所以不会去学。



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和西方相遇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罗素决定抛开政治经济层面，仅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当时的中国迫切想要向西方学习，不全是为了增强国力抵制列强的侵略，而是因为许多中国人认为学习本身是一件好事情。中国人自古重视知识的学习，以前认为古典经文才是知识，而现在普遍意识到西学更加有用，也希望快速革新国人的旧思想。罗素说，当时中国人一心向学的热情，让他想起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精神。而且，中国人学习西方是有所取舍的，尤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西方各种危机之后。罗素指出，中国人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有机结合中西文明之精华，才能达成自我救赎。罗素用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来说明中国人在思想上优于西方。和西方相比，中国征服统治其他族类的欲望要小得多，中国人通常宽容而友好，以礼相待且注重礼尚往来。“如果中国人愿意，完全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他们只想要自身的独立自由，不想独霸天下。”中国有可能在其他国家的逼迫之下为自由而战，但是，即便有着几千年的帝国史，中国人却并不热衷帝国霸业。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许多战乱纷争，但中国人性情温和，爱好和平，对西方的所谓“进步”这个概念也持怀疑态度。
      当然，罗素对中国和中国人也并非只有赞誉之辞。在罗素即将启程回国的时候，一位名士（据说是梁启超本人）问他中国人身上有哪些缺陷，罗素指出了三个：贪财、懦弱、冷漠，《中国问题》一书中对这三个缺陷一一进行了解释和说明。罗素说让他深感敬佩的是，那位发问的名士听了罗素的批评不仅不怒，反而欣然接受，并且还连忙和罗素探讨这些缺陷如何进行补救。“这种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正直正是中国最了不起的品质之一。”罗素感叹。
      然而，即便是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夸赞，也并没有令所有人都为之欣慰。鲁迅在1925年写的《灯下漫笔》一文中就以他一贯犀利的眼光说道，“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人们多起来了，加之以外国人。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然后，鲁迅说，“至于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别有意思罢。但是，轿夫如果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似的中国了。”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人似乎依旧有罗素笔下温和含笑的一面，而中国早已不是那时的贫弱中国了。

参考文献

1.附录，1921，“讲学社欢迎罗素志盛”，《罗素月刊》，第一期，pp.1-3.
2.Hayot, Eric. 2006. “Bertrand Russell’s Chinese Ey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18, no.1, pp.120-154.
3.鲁迅，2005，“灯下漫笔”（1925），《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pp.222-232.
4.Ogden, P., Suzanne. 1982. “The Sage in the Inkpot: Bertrand Russell and China’s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1920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6, No.4, pp. 529-600.
5.Russell, Bertrand. 1922. The Problem of China.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6.Russell, Bertrand, and N. Griffin. 2001.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 The Public Years, 1914-1970.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