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自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始，至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止，近乎涵盖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全程。

与之形成显著反差的是，在欧洲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发生极为罕见。

某些西方学者与崇洋媚外之人借此宣扬，称欧洲中世纪宛如田园牧歌般的人间乐土，人人具信仰，衣食无忧，远比中国的帝制更为优越。

那么为何欧洲未曾出现农民起义？明晰此问题，便可揭示中世纪的丑恶实情，揭穿某些人捏造的谎言。


【没有农民，只有农奴】

首先，于欧洲中世纪早期，不存在农民这一群体，存在的仅仅是农奴。

通常所论及的中国封建社会属于概念层面的“封建”，鉴于其在经济上的土地私有特性以及政治上的人身依附状况，契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封建社会的阐述。而欧洲则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借助分封构建起众多大小不一的政权，与中国西周时期的情形类似。

这种差异并非全然为人为设计所致，从根本上说，乃是由欧洲与中国各异的社会条件所决定。中国的核心区域处在黄河长江流域的中温带，雨热同期，对农业发展极为有利，可承载庞大的人口数量。

故而在社会发展至特定阶段，势必会形成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至于农民起义之所以产生，统治阶级的腐朽仅为表象缘由，其深层缘由在于人口抵达某一临界值，土地危机与贫富差距相互交织，致使社会系统性崩溃。


由于欧洲大部分区域毗邻寒温带，即便是温暖的地中海气候区域，也因雨热错期，致使粮食产量受限，难以承载众多人口。因此，欧洲在中世纪地域广阔而人口稀少，到处皆是小国小民，生存竞争不大，故而相对平静许多。

然而，此情形并不能表明欧洲达成了老子所赞许的上古之治，反倒呈现出一种原始且野蛮的态势。

在我国，依凭历史经验，往往把“农民”视作自耕农，此乃狭义范畴的认知。实际上，广义而言，但凡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皆可称为农民，由此引发了理解层面的偏差。

在欧洲中世纪，“农民”依附于封地，不可随意离开。一旦封地出现转让或买卖的情况，他们便会随土地所有权一同变更。从本质上讲，他们属于财产而非人，只能视作农奴。


自耕农尚可凭借自身努力达成阶级提升，然而农奴的后裔依旧是农奴，永无出头之日，需为领主无偿劳作，待耕种完领主的田地，方可料理自身那少之又少的份地，以此勉强维持生计。

农奴所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难题在于，农时既定，当领主的土地需进行收获之际，他们自身的庄稼亦已成熟。

倘若有所延误，一年的辛劳便付诸东流，此时唯有祈望领主老爷仁慈为怀，赐自己一口饭食。

耕种份地需向领主赋税，以实物税为主，税率不定，最高逾三分之一，通常缴谷物，复活节缴鸡蛋，圣诞节缴一只鹅之类。


在家庭中老人亡故后，其成员需交付一笔手续费，方可继承土地的耕种权，就连女性家庭成员外嫁到他处，亦要出资弥补领主的损失。

领主对农奴的盘剥堪称极致，相应地，领主要承担保护农奴安全的责任。

然而，问题在于，若无进攻又何来防守，当领主们相互混战之际，农奴虽无需上阵作战，但仍需为战争付出代价。

尤为糟糕的是，倘若己方领主作战失利被俘获，农奴就得负担巨额赎金，在无力缴纳的情况下，便要面临难以预测的命运，因而他们只得将自身与领主的战车相捆绑。


【农奴为什么不反抗】

有人或许会提出疑问，农奴们生存状况如此凄惨，为何不曾奋起反抗？

人的反抗意志并非天生固有，农奴们被困于领地之中，既不读书习字，又不与外界交流，人格也不健全，全然不知反抗为何物。

反观中国的农民起义领袖，要么是基层官吏，要么是江湖人士，他们阅历丰富且具备组织能力。整个社会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认为“汤武革命”以推翻暴君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此亦为农民起义接连不断的思想根源。

在欧洲中世纪，教会乃是最大的封建主，其地位凌驾于世俗政权。依据教士对《圣经》的曲解之论，人生而有罪，唯有勤恳劳作，方可升入天堂，不然则堕入地狱。


所有人皆需向上帝奉献，确切而言是向教会缴纳什一税。此税率看似不高，实则涵盖征收谷物的大什一税、征收蔬菜水果的小什一税以及征收家禽家畜的血什一税，而这些负担最终皆会转由农奴承担。

完成这些功课，仍无法彻底抵消原罪。天主教会考虑甚为“周全”，其发行赎罪券，并宣称“当购买赎罪券的金币落入钱箱发出声响，你的灵魂即刻升入天堂。”

既然已升入天堂，又为何要反抗？

于政治范畴，教会为国王举行加冕仪式，鼓吹君权神授之理念，国王继而分封大贵族，大贵族又分封小贵族，彼等皆为上帝之仆从，对其反抗即对上帝之忤逆。


此种政治体制亦无益于起义的发展与壮大，中国的农民起义之所以能呈燎原之态，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王朝末期，金字塔形的官僚体系失灵，朝廷难以掌控基层政权，无法予以及时处置。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期，所推行的多为半兵半农之制，像汉朝的材官、唐朝的府兵以及明朝的卫所皆是如此。而且，当时对于民间持有兵器的管控并非十分严苛，起义军与官军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组织差距，完全能够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取得胜利。

在欧洲中世纪时期，农奴几乎终生未曾接触过兵器，训练之事更是无从谈起。

与之相对应，武装力量以职业化的骑士作为核心力量，他们自幼接受军事方面的训练，身着铠甲，骑乘高头骏马，凭借坚固的城堡观测着领地内的各种情况。


一旦交战，组织能力匮乏且军事素养缺失的农奴实难抵御，或许连骑士们的一次冲锋都难以招架，尚未脱离新手阶段便遭镇压。

诚然，欧洲中世纪的分封制度存在一定积极作用。众多大小领地相互交错，并非天下一家，农奴能够选择以迁徙的方式另寻去处。将农奴视作私有财产的领主们通常也不愿亏本行事，不会把事情做绝，不给人留活路。

于分封制度之中，我的附庸之人的附庸，并非我的附庸，领主们均各自掌管自身的领地。

农奴针对某一领主的反抗，并非被视作对国王及国家的挑战，反之，其他领主会怀着隔岸观火的心态前来调停观望，此类小规模的农奴斗争，史书是不予记载的。


【迟到的农民起义】

促使这一切发生转变的关键契机，既非宗教改革，亦非文艺复兴，而是在欧洲历史上声名远扬的“黑死病”。

鼠疫又名“黑死病”，在十数年的时光中，横扫了整个欧洲，致使 2500 万人丧生，此人数占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状况最为严峻的英国，近乎损失了一半人口。

在瘟疫面前，人人均等，无论是教士、贵族还是农奴，皆无法躲避，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欧洲的封建制度形成了冲击。

教士阶层自称代表上帝，却自身难保且无法有效应对“黑死病”，这致使人们对天主教会产生质疑，虽然人们尚不敢否定上帝，然而神权统治已被动摇。


但丁所著的《神曲》于“黑死病”时期问世，其对天主教会予以了诸多讽刺嘲弄，可被视作宗教改革的前奏。

当贵族全家覆灭，其领地即沦为无主之地，为维持经济运转，国家认可了自发出现的全新所有制形式，自耕农阶层由此得以壮大，真正的农民方才出现。

大量农奴死亡，致使劳动力匮乏，幸存的贵族们骤然视农奴为珍宝，优化其生活状况，并出让了部分基本权利，原先的农奴逐渐转变为租佃关系中的佃农。

众多农奴逃离领地，汇聚城镇，投身商业与手工业，从而获取自由之身，推动了欧洲工商业的进步。在地理大发现及重商主义的协同作用下，欧洲萌生了资本主义。


此后，在欧洲的政治领域中，农民身影屡屡显现，例如 1358 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1381 年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以及 1419 年胡斯率领捷克农民与手工业者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

1525 年，闵采尔引领的南德意志区域的农民起义，打着达成人人平等的“千年天国”之旗号，同信奉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交兵，持续了数月之久。

在“黑死病”的影响下，英国所受冲击最为严重，其自耕农比例颇高，而后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他们追随克伦威尔，于纳斯比之战中重挫王党军。


法国大革命的触发因素在于以农民为主的第三等级对更多权利的诉求，而大革命期间推行的土地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高唱《马赛曲》，在欧洲战场上所向披靡。

唯有受“黑死病”冲击最轻的沙俄，始终执拗地维系着农奴制，即便这样，仍出现了由普加乔夫领导的哥萨克起义，而哥萨克属于一类“自由”的武装农民。

故而，欧洲中世纪并非确实不存在农民起义，只是农民阶层形成的时间相对较晚。

此后的农民起义转而以民族战争、宗教战争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形态呈现，这与典型的中国式农民起义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