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共中国是晚清格局的逆重现


  明白人不难理解，汉人掌兵和军队的地方化，导致满清在最后一个强人慈禧死后，迅速灭亡。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由于满清中央军（八旗军和绿营军）高度腐化，不能镇压造反，贼鞑子伪咸丰被迫放权，让汉族地方官僚自筹资金组织地方武装，以镇压农民造反，于是“湘军”、“淮军”等汉奸地方武装应运而生，取代八旗军成了鞑清维持统治的支柱。
  虽则太平天国失败后，满妖慈禧及时解散了湘军和淮军，但军队地方化、地方政府坐大趋势已不可逆。
  象满清这种由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殖民政权，维持政权的首要要诀，就是防止汉人掌兵+防止军队地方化。满清统治者也不是没有看到汉人掌兵，及军队地方化的危险，但有两点无奈：
  一是，太平天国造反后，地方已经坐大；
  二是，满人中能人短缺，要重建近代化的新式陆军，以恢复中央军的战斗力，以震慑地方，又不得不依靠袁世凯这样的汉族能人。
  慈禧生前，依靠荣禄节制袁世凯，但1903年荣禄死后，满洲再没有能人能够镇住袁世凯。
  载沣其实也知道汉人掌兵、地方坐大的危险，因此一上台就“足疾”为由，解除了袁世凯的兵权，袁的亲信赵秉钧、徐世昌等人也或贬或调，令荫昌等满洲贵族子弟接掌了袁世凯创立的北洋军。
  同时，载沣成立海军部，令皇族载洵担任海军大臣，成立军咨府（总参谋部），令皇族载涛担任军咨府大臣+禁卫军统制，载沣自己则亲任大清帝国陆海军大元帅，图谋下一步把各地督抚的兵权也拿回来。。。对地方汉族官僚集团来说，这就忍无可忍了。
  本来，满清官场有一条“满汉平衡”的默契，即中央官僚以满人为主，地方官僚以汉人为主，但载沣为了加强满人专政和中央集权，却打破了这个默契：夺还汉人军权的同时，载沣以“改革”为名，在官场大搞扶满排汉，载沣摄政元年，清廷中央11个部委的汉族官员都被解职，代之以满人，中央所有的要害部门，“全部姓了满”，对地方官场也在强力推进减少汉人、增加满人。
   如朱镕基1998年的经济集权相似，载沣上台后大力推进经济集权，为了加强中央财政，偿还“庚子赔款”等外债，清廷实施“铁路国有化”政策，强行抢私为公，将矿山、造船业、军工等大企业税收收归中央财政（与朱镕基的税制改革惊人相似）。。。这就再次损害地方汉族官僚集团的利益，其中，“铁路国有化”政策在四川激起的“保路运动”，间接地促发了武昌兵变，要了满清的命。
  综上可见，太平天国造反之后，地方坐大和汉人掌兵，都是不可逆的大趋势：由于满人彻底丧失了渔猎蛮族的军事优势，并由于满人的人才和人口对比汉族都处于悬殊的劣势，地方坐大和汉人掌兵的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唯有顺应这种大势，以主动妥协的方式让汉人更多地参与政权，才能够尽可能长久地维持满汉联盟——满洲权贵与汉族精英的联盟，就是满清的基础，没有这个满汉联盟，满清要统治中国268年是不可能的。
  但载沣的逆向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和满人专政，却打破了这个满汉的平衡。满妖慈禧，是深谙满汉平衡之道的权术老妖，载沣作为一个无资无历的年轻亲王，却要走比慈禧更加集权的路，结果自然是加速了满清的灭亡。
  的确，中央集权能减少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但也会导致地方的离心离德，以及中央政权的孤立，特别是在中央统治者“三无”——无资、无历、无威，以及大局崩坏的情况下。
  辛亥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不是因为武昌兵变的湖北新军有多么强大战斗力，而是因为兵变后各省汉族官僚集团的集体倒戈：
  武昌兵变后各省跟进的多米诺骨牌效益，反映出兵变之前，地方的汉族官僚集体与满清中央早已离心离德。
  
    辛灏年指出：邓江胡温（包括习近平时期）的中共国，是“晚清格局的全面重现和极端发展”（见辛灏年《谁是新中国》）。但这个重现是逆向的重现：
  晚清的格局，大趋势是由中央集权走向地方割据（虽有载沣短暂试图中央集权的最后挣扎）；
  邓江胡温（包括习近平时期）的中共国，其重现的晚清格局，却由中央对地方控制的相对松弛，滑向中央集权的重新强化：
  一是1998年朱镕基主导的税制改革，导致地方税收的大头，以国税的形式被中央政府拿走，这是中央集权重新强化的经济基础。
  在僵贼泯忧心维稳，拒绝精简公务员队伍的情况下，这个税制改革，就成为中共国地方政权施行“土地财政”的强大动力；胡温打开“土地财政”闸门之后，中共地方政权迅速靠房地产赚得钵满盆盈，闷声大暴发，但也埋下了地方财政捆绑于房地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捆绑于房地产的祸根。
  二是将武警部队的兵权收归中央。所谓“武警部队”，就是中共专门用以镇压国内反抗的内卫部队。为了方便镇压各地的反抗，2017年之前，中共驻防各地的武警部队都施行中央军委和地方一把手的“双重领导”，紧急情况下地方一把手（往往是当地武警部队的第一政委）有权不等中央军委批准而调动武警部队，但在习近平主导下，2017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宣布：自2018年1月1日起，全国各地武警部队由中央军委统一指挥，剥夺了地方党政第一把手调动武警部队的权力。
  这是一个重大转变，等于彻底剥夺了地方的兵权。解除地方官僚兵权，当然可以一时阻断军队的地方化，也可以防止地方对中央权力的挑战，比如2006年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就派兵包围（胡温派出的）中纪委调查组，陈良宇为何有这种能量，凭借的就是他对驻上海市武警部队第一政委的指挥权。
  习近平彻底解除地方的兵权，自然可以防止地方兵变，但如此集权却留下权力半径过大，应对突发事件需要等待中央批示，地方应急能力下降的硬伤。
  另外，在没了地方奖金刺激，光靠军饷死工资的情况下，武警部队维稳的积极性，也自然会下降。
  敏感人的会发现习共时期应对“群体事件”与胡温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别：胡温时期，武警频繁介入镇压，而且气焰凶狂，“维稳”的积极性高，相比之下，习共时期的镇压士气，就低了许多，而且武警已经很少介入（通常只是公安介入）。
  这与地方彻底失去了军权有很大关系。

  凡事都有两面性，加强中央集权一方面能防止地方挑战，但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中央政权的孤立，以及地方政权的不作为，在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三十多年的“一胎化”计汉生育，恰恰造成了中国经济大局不可逆急剧恶化，房地产也就成为捆在中共身上的定时核炸弹，由于地方政府财政和国民经济都捆绑于房地产，房地产的崩塌，必导致中共国地方财政的全面破产。
  结果就是地方政府的全面“躺平”。
  一切都在表明：习正恩同志充分地汲取了满清覆亡的教训，上台后加强中央集权远超载沣，但他也避不开载沣当年的困局：要是地方不作为，该怎么办？
  虽则人口雪崩，中共国的经济状况比晚清当年恶劣得多，目前中共国多省（市）、自治区的地方财政，都处于破产状态，没有钱如何维稳？
  中央对此有两种可行的方法：一是给地方放权，扩大地方的经济自主权；一是怙恶不悛，决不放权，那就只能纵容地方当局推出更大的暴政，敲骨吸髓地压榨老百姓，纵容地方乱罚款、乱没收、乱摊派。。。
  习近平显然选择了后一种怙恶不悛的方法。纵容地方暴政必然会引爆地方民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反抗，而地方当局因为缺钱，镇压的士气越来越低，“躺平”的动力越来越强，最后仍然会倒逼习共中央给放权。。。
  最后武警乃至解放军驻防各地的军队，被动地方化，也无可避免的大趋势。习近平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不可能逃脱晚清的结局——晚清因汉人掌兵、地方坐大而灭亡；习共不断的中央集权同样导致灭亡：
  就如同将螺帽拧紧再拧紧，结果拧紧过份拧坏了螺纹，反而再也拧不紧了。
  晚清因汉人掌兵、地方坐大，最后因地方群起反叛而灭亡；中共的灭亡则是中央集权——经济危机——官民冲突——中央放权——地方分裂——军队倒戈而亡。
  习近平上台以来，连续发生董琼瑶泼墨习近平、北京彭立法横幅反习要民主、湖南娄底最近也出现了横幅要自由民主、声讨“国贼”习近平的“彭立法”第二。。。这种“六四”屠杀后前所未有的现象，就是中共加速奔向灭亡的信号。


曾节明 2024.7.31 闷热凌晨夜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