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是否也出现过强高温天气？南北方高温气候又有哪些差异呢？

我国古代，人们把气温高于常年叫作“燠（yù）”，特别高的就叫作“恒燠”。汉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汉武帝刘彻要发动战争，兼并南越国（今岭南地区及越南北部）。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止：“南方暑湿，近夏瘅（dàn）热……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即南方夏季异常高温，北方将士不易作战，故刘彻将南进时间推迟到秋季。

唐代诗人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年）被贬于江州（今江西九江），遇高温天气，遂在《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写道：“九江地卑湿，（农历）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也就是当地高温潮湿，空气中都像带着毒气。

《宋史》中有绍兴五年（1135年）“五月，大燠四十余日，草木焦槁，山石灼人，暍（yē，中暑）死者甚众”的记载。天气热到有人中暑死亡的地步，这气温之高是可想而知的。面对暑热，南宋著名江湖派诗人戴复古也是感慨颇多，一口气写下了《大热五首》，其中“天地一大窑，阳炭烹六月”，把高温环境比作是熊熊燃烧的陶瓷砖瓦窑，并感叹天气热得“田水沸如汤，背汗湿如泼”。

清代以前，有关高温天气的记载较为模糊，常以“恒燠、酷热、炙热、炽热、晴热、极热、热伏”来记录，难以考证到底是多少摄氏度。查阅相关典籍记录，若论中国古代诸多年份的“高温日”气温之高，非清乾隆八年（1743年）夏天“强高温”天气莫属，因为有确切显示的温度：高达44.4℃。

乾隆七年（1742年），瑞典天文学家安德斯·摄尔修斯提出以符号“℃”表示温度。次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哥比神父（中文译名“宋君荣”）于7月13日到25日，在北京教堂住所内用当时西方观测温度的设备——温度计进行了天气温度观测并做了记录，发现十几天里北京温度用当时温度计换算成现代的摄氏度，都在40℃以上，其中气温最高的一天是7月25日，高达44.4℃！这也是我国有据可考的最早、最为准确的气象记录。

明嘉靖九年（1530年），南京再次发生“热灾”，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王廷相酷热难耐，遂赋《苦热》诗：“南京六月梅雨积，温湿蒸炎闷杀人。衣冠出门苦流汗，簿书堆案兼劳神。”有史料记载，当时被“暍死者”不下千人，以致棺椁制作不及。

南京，一直以来被称为南方“三大火炉”之一，而另两座与之齐名的“火炉城市”是重庆、武汉。

“火炉城市”这个说法最早反映的是人们的直观感受，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标准。如今，“火炉城市”的衡量标准已明确为炎热指数、高温日数、连续高温日数、夏季平均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等诸多因素。以出现35℃以上高温日的数量多少来衡量，南京、重庆、武汉每年的高温日居于南方诸城榜前列。按照有关资料显示，这三大“火炉城市”夏季35℃以上高温天气，平均每年19.3天，37℃以上高温天气平均每年4.5天。另有数据显示，“三大火炉”年平均暑热日数48天至68天，炎热日数17天至34天，酷热日数也有3天至14天之多。

“火炉城市”自古以来便饱受高温困扰，与其所在地区的地理风貌有直接关系。“山城”重庆之热源于地形，“渝炉”堪称“老山炼丹”，是全国有名的盛夏高温区，每年气温升至40℃以上的天气并不少见。而另两座城市之酷暑，竟与水系相关。“江城”武汉可称“一代炉魁”，此地江河湖泊众多，水汽大量蒸发，团团热气将整个城市罩住，夏日闷热难耐。而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面广阔，夏日空气中湿度大，闷热异常，因湿热温度高，且持续时间长，故居“三大火炉”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