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员于是先对太阳印刷社进行外围调查，得知该社系一个名叫谈臻一的男子于1944年开办。谈臻一是江苏常熟人氏，现年五十七岁，早年就到上海来谋生，当过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后来离开商务印书馆去老城隍庙开了一家制作名片、年画、招贴之类的小店铺。抗战胜利前一年，搬到榆林区居住，开了一家小印刷社。此人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也未听说过跟日伪、国民党人士有什么交往，应该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
前面说过，汪诚纪已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病殁，他的字模坊也随之倒闭，1944年开印刷社的谈臻一是从哪里弄到的“汪模”呢？据侦查员了解，这副“汪模”是一个名叫颜德清的人向“汪诚纪字模坊”定制的。颜是开印刷厂的，此人嗜赌，而且喜欢豪赌，据说曾跟杜月笙赌过，还赢了杜一些大洋。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无论经营实业还是赌博，都是需要专心致志去做的，一心难两用，颜老板赌到后来一败涂地，连印刷厂都抵押出去了。这样，他就要把事情作个了断，决定举家前往海外投奔亲戚。正好这时谈臻一要开印刷社，这二位是好友，于是颜德清就把那副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的“汪模”转让给谈臻一。从当初跟汪诚纪的约定来说，这是违规动作，但这时汪先生已经作古，所以颜老板也就没有顾忌了。
侦查员老李、老金奉命对太阳印刷社进行直接调查，两人商议下来，决定先通过派出所把谈臻一传唤来接触一下。
谈臻一出现在侦查员面前，这个五十七岁的老头给人一种老实憨厚的感觉，性格内向，说话语速很慢，像是思维跟不上的样子。他对于“汪模”所作的那番叙述跟之前专案组获得的情况没有什么差别，这当然不是侦查员此刻所要关心的，他们这当儿关心的是：“汪模”浇出了铅字，是谁在使用？
谁在使用？就是太阳印刷社在用嘛。
好！那排查的范围就小得多了，让咱们一一进行吧。侦查员先排除了太阳印刷社印刷反动标语的可能，因为丁老法师已经说过，在铅字上打样稿的人肯定不是印刷行业的人，那手法太生疏了。那么，会不会有人偷偷把印刷社的铅字弄些出去给案犯使用呢？
谈臻一对此的回答是摇头：不可能的！我那里除了我一共才三个工人，他们怎么会把铅字弄出去呢？
侦查员觉得跟谈臻一谈不清楚，决定跟他那三个工人聊聊，那就得去太阳印刷社了。到得那里，一个工人正在忙碌，两个可以抽空，于是两个侦查员就分别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没有获得什么情况。
然后就跟最后一位工人聊了，这回是两个侦查员一起出面。那个工人才二十一岁，刚满师不久，姓宋。老金给了他一支香烟，说小宋咱们谈谈，先介绍一下，我们一个姓金，一个姓李，是公安局的，今天想向你了解一下你们这里的铅字是否有过外流情况，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说什么，一切有我们担待。
侦查员原先对小宋没有什么指望，三个年纪大的老板、员工都谈过了，未能提供什么线索，这个小伙子还能说出些什么来呢？但小宋一开口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他竟然提供了一条线索——
小宋是郊区嘉定人，晚上是住在印刷社里的，老板这样安排，也有着一层让小伙子看店防盗的意思。太阳印刷社是前店后家的格局，前面是印刷社，中间隔着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那头就是老板一家的住所了。老板有一女一子，女儿名叫雅仙，已经出嫁，听说丈夫在外地工作，所以雅仙经常回娘家。
小宋对雅仙印象甚好，因为打从他四年前到印刷社那天开始，雅仙就一直对他很好，说话和气，每次来还经常带些小吃、点心，当然另外两个工人也是有份的。大约8月底，雅仙又来了，这次是傍晚过来的，说要在娘家过夜。当时小宋正坐在门前路灯下乘凉看《水浒》，雅仙掏出两张钞票递给他，说今天我过来得急，没有带什么东西，我听说提篮桥那边新开了一家糕团店，做的芙蓉糕味道不错，小宋你跑一趟去买三盒来，一盒给你，两盒我给阿爸姆妈和弟弟。
小宋买了芙蓉糕回来时，雅仙正和弟弟崇仙坐在门口聊天，她拿了芙蓉糕后就和崇仙一起去后面家里了。小宋当时没有感觉到什么，但次日早晨早饭前照例打扫店堂时，发现架子上字盘里的铅字少了一些。
印刷场所的铅字是放在字盘里后按部首放在架子上的，通常同一个字都有成百上千个放一盘，常用字则放几盘。小宋每天下班前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把字盘装满。因此，他此刻一看就发觉少了铅字。但对于印刷社来说，少一些铅字不算一回事的，反正有字模，没了自己浇就是。因此，他当时也没吭声。
侦查员分析：如果小宋说的情况属实，那么谈雅仙就是偷拿铅字的嫌疑人了，是她用买芙蓉糕的借口将小宋支开，然后下手偷拿了若干铅字。从太阳印刷社到提篮桥买芙蓉糕，一个来回大约四十分钟，这段时间足够供其下手了。
看来有必要对这位谈雅仙女士作一番外围调查了。
这一查，侦查员大吃一惊！
谈雅仙的居住地跟其父母属于同一派出所管段，老金、老李去派出所了解这位女士的情况。派出所调出了谈雅仙的户籍档案资料，老金看着那里面的照片，皱着眉头对老李说：“哎！这个女人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转脸问户籍警，“她住过虹口吗？”
户籍警摇头：“没有。这人一直住在榆林区。”
于是放在一边，翻阅资料：谈雅仙，1930年1月3日生，父谈臻一，母谈王氏；文化程度高小；无业；已婚（1942年嫁与朱大业），生有一子，名朱谋富，已于1948年患病去世。
侦查员问户籍警：“谈雅仙的丈夫朱大业是干什么的？”
“是个生意人，做西药生意的。但解放后曾有群众向我们反映说这人是国民党特务，由于口说无凭，我们也不能予以认定，只在内部做了记录。”
“朱大业的户口在哪个区？”
“朱大业原住处在徐汇区，那里还住着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的户口在跟谈雅仙结婚后就迁到了榆林区由他出资买的结婚房子里，但他在解放前几个月去香港了，而且据谈雅仙说离开上海后从未有过联系，生死不知。解放后我们登记户口时就把他原来在国民党警察局的户籍登记取消了。”
说到这里的时候，老金脑子里忽然电光石火似的闪过一个念头，重新拿过谈雅仙的照片：“我想起来了，这个女人的长相跟乐义饭店门口那个哨兵说的向他问路的女人相像啊！”
老金这么一说，老李也被提醒了，看着照片连连点头：“确实像。”
随即，两人又同时想起谈雅仙似乎也符合永安公司清洁工朱阿姨所说的那个时髦女嫌疑人。
侦查员便马上给组长程晓芝打电话汇报。程晓芝大喜，说你们请派出所同志协助赶紧准备好七八张跟谈雅仙年龄差不多的照片，我这就跟警备司令部和永安公司联系，立刻派车把那位哨兵同志和朱阿姨请到派出所来辨认。
辨认结果：哨兵确认谈雅仙就是那天向他打听“祥福车行往哪里走”的那个女子；朱阿姨也认定谈雅仙即是那天她在女厕所看见的那个有不同寻常之举的时髦女。
专案组对于这种既涉嫌在永安公司和乐义饭店张贴反标，又涉嫌偷拿印制反标的铅字的双料嫌疑分子，当然只有用开一张拘票的法子来对付了。
可是，此刻下手已经晚了，谈雅仙已经无法捉拿了！

六、灭顶之灾

为防止惊动谈雅仙的同伙，专案组决定悄然将其拘捕。跟派出所方面商量后，指示居委会主任出面去把谈雅仙请至居委会商量出黑板报之事。侦查员等候在居委会，待谈雅仙进门后将其拘捕，然后从居委会后门押解上车，送往市局讯问。
侦查员担心谈雅仙是否肯来，居委会主任相当自信，说平时谈雅仙经常热心地帮助居委会出黑板报的，大约一小时前她在弄堂口遇到谈雅仙从外面回来时，谈还问几时出黑板报，一定要叫上她。
这个计划是很周密的，但是再周密的计划也只能在活人身上实施方才有效。对于谈雅仙来说，这个计划是实施不了了，因为这个女人已经死了！
居委会主任到谈雅仙住所时，大门虚掩着。谈雅仙平时就一个人居住，这可能也是她经常回娘家的一个原因。居委会主任叫门，不应。叫了数声后就推门而进，客堂里无人，继续叫唤，仍不应，便去厨房张望，发现谈雅仙倒在地上，脸色青紫，看似已经没气了。
专案组诸君大惊之下，立刻勘查现场，初步确认谈雅仙是被人扼杀的。
程晓芝和副组长寿汝君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十有八九是杀人灭口。这就意味着目前的侦查触角已经伸到了反标系列案的边缘部位，触及了敌特的神经了。
专案组全体集中于谈雅仙住所，一番紧急短暂的商议后，决定立刻全体行动，分别进行以下工作：一、调查谈雅仙死前数小时内的行踪去向，特别是侦查员访查过太阳印刷社之后那段时间的活动情况，要调查她去了何地，跟何人见过面。二、谈雅仙死亡前，曾经有过什么人到过她家。三、调查谈雅仙平时跟什么人接触以及有过什么言论。四、调查谈雅仙的丈夫朱大业的政治面貌以及解放前的情况。
四小时后，专案组再次开会，程晓芝宣布了刚从法医那里获得的尸检结果：谈雅仙是在发现其被害前的一小时之内被人用手卡住了脖子活活扼死的。如果说这一情况尚在意料之中的话，接下来公布的另一情况就使人意外了：尸检发现谈雅仙已经怀孕两个月。
有人听了不无担心道：这当儿别岔出来另一个情杀情节，那就热闹了。程晓芝说怀孕情节我们先不去关注，还是按照四小时前定下的侦查方向进行情况汇总和分析。
各路人马在这四小时内对谈雅仙的邻居、家属、亲戚、朋友等进行了调查，获得的情况综合分析如下——
谈雅仙死前大约两小时，刚从外面逛街回来，从其购买的东西来推测，她可能是去了南京路，因为她到家后就拿了两盒“泰康食品商店”包装的糕点送往娘家。
到了娘家后，谈雅仙原先说好要在那里吃饭的，还说可能晚饭也在娘家吃了。但是，当她母亲把午饭准备好后，她却突然说要出去一趟，是否回来吃午饭不一定。她母亲想让她先吃一点再出去，但她听都没听，步履匆匆地出门而去。
是什么原因促使谈雅仙改变主意匆匆出门呢？据侦查员对谈家包括印刷社的那三个工人在内的成员逐个交谈所获得的情况，这段时间谈雅仙无意间从父亲那里得知先前曾有公安局便衣前来调查“汪模”铅字之事。
那么，谈雅仙为什么在闻知上述情况后要改变主意，立刻离开娘家呢？专案人员估计是急于要向指使她偷拿铅字的幕后人报告“已经受到警方注意”这一重要信息，也就是说，她要赶紧发出警报。谈雅仙离开娘家后去了哪里？会见了什么人？侦查员循着从谈家到谈雅仙自己住所的路走了一遍，最后将注意力放到了沿途有电话机的地方。从时间上推算，谈雅仙不可能赶到某个地方去报警，然后再在死前大约一小时返回自己的住所。从其离开娘家到居委会主任在弄堂口遇到她的这段时间，只够她用不很快的速度步行一趟。但她改变主意不吃午饭而突然离开娘家显然不是为了赶回自己的住所，所以，符合情理的解释应该是：她赶紧离开娘家，在离娘家不远的某个有电话机的地方停下来，借用人家的电话机向指使她偷拿铅字的幕后人报了警。
报警之后，那位幕后人给谈雅仙下达了指令：我们立刻见面！地点：你的住所！
于是，谈雅仙就往回赶，在弄堂口她遇到了居委会主任。她回家后不久，那个幕后人或者受幕后人指使的人来到谈雅仙的住所，从现场桌子上的茶杯看，谈雅仙当时还沏了茶款待来人，而来人对于那杯上好的杭州龙井茶却没有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女主人谈雅仙的性命！于是，谈雅仙就被来人卡住脖子扼死了。
凶手大白天登门，是很容易受到谈雅仙的邻居注目的，但这仅仅是通常而言。所谓通常，就是一般情况下。既然有一般情况，相对来说也就得允许特殊情况出现，此刻专案组遭遇到的就是这种特殊情况，侦查员反复向谈雅仙的邻居包括弄堂口修鞋的小皮匠、卖糖炒栗子的小贩等人询问下来，竟然没有谁对此有印象。来也不见，去也不见，就像是隐身人似的。
这样说来，线索就遗憾地中断了吗？
不！专案组找到了一个新的调查方向：电话！既然谈雅仙在离开娘家后给幕后人打过电话报警，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话寻找对方的线索。
当然，这必须得有一个前提：知晓谈雅仙是用哪部电话机拨打了报警电话，然后通过电话局进行查摸。
侦查员小常、小赵两人从谈雅仙娘家出门开始，对沿途有电话机的商店、工厂（当时上海街头还没有安装公用电话）逐家进行查访。查访到第十五家大昌五金行时，终于得知谈雅仙借用过他们的电话。
案情分析到这里，其他都已经不重要了，程晓芝下令立刻派两名侦查员前往电话局调查主叫号码是大昌五金行的那部电话机所拨打的号码。
电话局提供的情况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里大昌五金行的电话机是打给邑庙区的一家旅社的，这家旅社名叫长风旅社，是一家私营旅馆。
当晚八点多，专案组副组长寿汝君带领三名侦查员，在邑庙公安分局两名警员的陪同下，以治安巡查为名来到了长风旅社。先看唯一的那个电话机的号码，果然是大昌五金行的电话机所拨打过的号码。然后就让旅社老板把中午有可能接听电话的旅社人员找来。老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说他中午不在旅社，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饭局了，旅社账房张先生当时在，估计应该是张先生接听的电话。
账房先生来了，说他中午确实接听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是请旅客钱先生听电话，他让茶房去叫了钱先生。钱先生听电话时间很短，只“嗯嗯”了两声，又说了句“你在家等着，我这就过来”就挂断了。
侦查员交换了一个眼色，寿汝君说那位接听电话的钱先生此刻还在你们这里住着吗？
账房先生说钱先生下午已经结了账离开了，是茶房阿蔡帮他拎了皮箱出门的。于是就叫来阿蔡询问，茶房说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钱先生在旅社门口叫了一辆三轮车走的，我听见他上车后对车夫说：“去北站！”
这一说，账房先生又补充了一点：“钱先生接听过那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后就出门了，不一会儿返回，打了个电话让北站售票处给他送一张傍晚去南京的车票来。三点钟左右，他订的车票送来了，是当着我的面付的款。”
寿汝君听得很仔细，想了想问道：“张先生你说的‘不一会儿就返回’的这个‘不一会儿’，大约有多长时间？”
账房先生仰脸略略一想：“也就我抽了支香烟的时间吧。”
“那位钱先生是几时住进来的？”
账房先生在住店登记上翻阅了片刻，指着上面的一行登记：“他是7月13日住进来的。”
侦查员一看，这位钱先生名叫钱闻茗，持安庆市富运商行的证明（登记注明着该“证明”有安庆市公安分局证明其真实性的签章）入住长风旅社的，至今已有两个多月。
旅社老板已经隐隐意识到这位钱先生可能不是良民，担心警方跟他过不去，在一旁小心翼翼解释说，这位客人入住后，派出所和分局在对旅社进行例行治安检查时曾几次对他进行过询问，还查看过他的证明，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我也跟他闲聊过几次，他告诉我他是商行的店员，负责采购工作，这次到上海来是为了采购小商品和五金件，因为商品供应紧张，不能很快就采购到，老板吩咐他长住上海，抢购一批是一批。
这位钱先生多大年龄？是怎么模样的一个人？说话口音？
哦！他大约三十五六岁样子，中高个子，长相斯文，白净长脸，眉毛比较浓；说话操国语官话，不过听得出有时会夹一点浙江口音。
专案组连夜举行案情分析会，对钱闻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谈雅仙之死跟其肯定有关系，但他并非是直接杀谈的凶手，因为账房先生说的抽一支烟的时间是无法完成从邑庙区赶到榆林区杀了人再返回旅社的，估计他让谈雅仙等候在家，自己出去通过电话或者直接向待在附近的同伙下达了杀人灭口的命令。看来此人是这伙敌特分子的头目，反标系列案显然是在他的主持下进行的。
据旅社方面反映，钱闻茗下午已经去了南京，现在需要作出决定：是否立刻赴南京追踪此人？
这时，侦查员周清扬忽然亮出了一个观点：这个钱闻茗很有可能就是谈雅仙的丈夫朱大业！为什么？一是因为法医尸检时发现谈雅仙怀有两个月的身孕，二是有群众向派出所反映过朱大业是国民党特务。
周清扬的观点一提出，马上引起了全体侦查员的重视。程晓芝下达命令：派人前往谈雅仙住处、娘家调取其夫朱大业的照片，并立刻派车前往邑庙区把长风旅社的老板、账房、茶房请来。
照片很快就取来了，一共找到了十二张，有朱大业的单独照，也有包括结婚照在内的合影。专案组又找来一些其他照片，也是有合影有独影，混在一起。等候了一会儿，长风旅社那三位被请过来了，请他们分别予以辨认。结果都是一眼就认定那个名叫钱闻茗的旅客就是朱大业。
这样，侦查工作就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程晓芝说咱们不如暂缓去南京追捕朱大业，还是先立刻着手访查朱大业的家属吧，看看朱家在上海和外地有些什么社会关系。
寿汝君带了三名侦查员前往徐汇区朱大业家的管段派出所了解朱大业以及朱家的情况。派出所方面并不知晓他们的管段里曾经住过一个叫朱大业的人，这并不奇怪，因为朱早在1942年结婚后不久就已把户口迁到榆林区去了，因此民警当然就谈不上提供此人的什么情况。
那么朱家呢？朱家的情况倒是可以提供的：一对老夫妇，都已年过七旬，男主人原先是做中医的，其妻是家庭妇女；家里还住着已经结婚的另一儿子朱大方一家四口。至于朱家的社会关系，因为这家不是被警方内部关注的对象，所以没有调查过。
侦查员于是就决定登门拜访，直接向朱家人了解。
这时已是早上七时，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运气竟然这么好：走进朱家院子，迎面有个男子正要出门，跟侦查员劈面相遇的一瞬间，对方眼睛闪过一道惊慌。寿汝君马上作出反应，大喝一声：“朱大业！”
对方没有反应，但不安的眼神是无法掩盖的。于是立刻被扭住，当下押解市局。
朱大业在上海待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没有白过，他除了主持制造了反标系列案，还通过看报学习了共产党的政策，一进局子马上表示“愿意彻底交代”。
原来，朱大业早在1939年就已经参加了国民党“中统”局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平心而论，当时他倒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中统”是为了抗日，也确实做了些抗日秘密工作。当时，朱大业的公开身份是经商，他一边做生意一边做特工，双料角色都很到位。但是，由于朱大业不会钻营，也不会抢功，所以在上峰眼里似乎一直是一个小角色。直到1945年年初，情况才有了改观。
国民党的“中统”局，名称几经改变，直到1938年3月，才定名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也就是“中统”简称的由来。从1928年开始，这个特务机构的“掌门人”一直是老牌特务徐恩曾。1945年1月，徐恩曾因犯事而被蒋介石下令罢免，局长改由叶秀峰担任。
徐恩曾下台前几个月，曾要求在沦陷区从事秘密活动的“中统”特工将地下工作情况写成材料，集中到总部，准备编教材用。朱大业是大学肄业生，上司就让他写了其中的一篇。这份材料交上去后，徐恩曾还没看就下台了，叶秀峰接替了徐恩曾的工作后，对朱大业写的这份材料很是欣赏，认为朱是一个人才，于是就下令“中统”上海区对朱大业予以保护，能够不委派任务的就不委派。不久，日本投降了，叶秀峰主持的“中统”局迁回南京后，举办了一期特工干部培训班，朱大业被点名前往参加。培训班结束后，朱大业被委为“中统”局上海区的一名科长，负责收集中共情报。
到了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又指令“中统”局缩小编制，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南逃广州，这个机构又被指令改称“内政部调查局”，改由季源溥为局长。但是，由于习惯原因，人们通常还是将该特务机构称为“中统”。当时，朱大业已经去了香港，生意当然不做了，特工仍旧在当，但由于欣赏他的叶秀峰已经调离“中统”，所以升迁无望，情绪沮丧。
这样到了1949年6月1日，朱大业忽然接到命令让他去广州，在那里，一个他从未见过面的姓肖的处长向他宣布总部命令：任命其为“中华民国内政部调查局江南地区心理特战总队总队长”，率部前往已被中共占领的上海市从事“心理特战”，可笑的是，这个“总队”连朱大业这个总队长在内一共只有四名成员。
命令宣布后，朱大业就和他的三名部属一起接受美国特工专家的临时培训。7月2日，训练结束，当天四人即登上海军的军舰，前往舟山，然后化装搭乘渔船潜往上海。他们一行随身携带了大量用于“心理作战”的特殊纸张、油墨、伪造的党政军机关和公私企业的公章、空白信笺，以及活动经费和用于联络的密写药水。
朱大业一行抵达上海后，用伪造的证明分别入住于四处旅社，然后开始活动。朱大业悄悄与妻子谈雅仙取得联系，认定并无危险后，就按照行动方案将谈发展为特务，指使其从太阳印刷社盗取铅字，并直接参加了永安公司、乐义饭店案件。根据美国特工专家制订的行动方案，朱大业开始偷偷进行包括熟悉形势、地形在内的种种“心理特战”准备工作。9月12日，“心理特战总队”开始行动，在外白渡桥上挂出条幅反标。接着接连作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朱大业所接受的任务是：在大陆发展特务，同时应在上海、杭州、南京等江浙沪地区的大中城市反复作案，制造影响，动摇中共方面的军心、民心。根据计划，他们四人应在上海待到9月底，然后通过收音机从约定的海外电台节目中获取总部指示，决定下一步去何地行动。
在上海屡屡作案似乎很是顺利，朱大业没有感受到恐惧和压力。哪知，危险警报说来就来，昨天中午朱大业忽然接到谈雅仙的电话说已有便衣警察前往太阳印刷社调查铅字之事，不禁一个激灵。就在这一瞬间，朱大业作出了杀人灭口的决定，便让谈雅仙回住所等候，说立刻派人前往接她离开。然后，朱大业给手下特务郭良风打了电话，命其立刻前往谈雅仙住所，将其灭口。
之后，朱大业故布疑阵，订了前往南京的火车票，故意让旅社方面知晓自己的行踪。其实，他去了北站后，立刻前往徐汇区自己的老家。离开广州前，上峰告诉他，据最新收集的情报表明，上海任何方面目前都不知道你的特务身份，因此如果需要，可以伺机行事。朱大业知道自己这回执行完使命离开大陆后不大可能再回来了，寻思父母年迈，应该告别一下。受此念头驱使，他就决定回家过一夜。当晚果然无事，但早上他想离开时，却偏偏跟侦查员劈面相遇。
专案组根据朱大业的交代，随即分兵前往郭良风等三个特务的藏身处，将三人全部逮捕。
1949年12月29日，朱大业、郭良风等四名特务被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