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宝玉的性、情和欲

杨道还 1/27/2019

（三）

人的情，从性发出来的是“真”的，其余都是人为的。从性发出来的，无善无恶；人为的，却有善恶之分。儒家养善，但道家认为，不如守“真”，保持质朴，当需要有真情的时候，就会有真情流露出来，也就自然是善的。这种真情作为自然对人文的永恒参照物，为善提供参照，而无需去符合“善的标准”。
道家的情，虽然少见，却可能很质朴而有不可使之熄灭的炽烈。如钱穆《庄老通辨》说庄子：“庄周的心情，初看像悲观，其实是乐天的。初看像淡漠，其实是恳切的。初看像荒唐，其实是平实的。初看像恣纵，其实是单纯的。”显然这种回归于质朴是普通人难以达到的，道家因此又提出若干办法，如，或者要求社会回归素朴；或者要一个人自身返归素朴；或者对于难以制服的情，使其放纵，疏解之后再返归素朴。又如，陶渊明的诗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性本爱丘山”，不能改为“情本爱丘山”。陶渊明已经对自己的性有知觉，丘山、林壑。和田园只是适性，适性了，情自然而然地就流露了出来。
不适性，再多的情，也不能使人心安。“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所讲就是适性，没有嫌，也没有疑，不起别念，就只有安适。解《红楼》者，多有探讨宝玉与哪一个女孩结婚会更幸福，这是只知道情，不知道性。这就如同问陶渊明，不为五斗折腰，那么一千石，两千石又如何。这种称斤论两不论如何精彩，在境界上是不能企及《红楼》的。
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本性应该保守，多情容易伤性：“多情易老”，“神不淫于外则身全”（《韩非子·解老》）。一个人的情，应该从本性发出，有本性的根基，违背本性，就是虚情假意，或者是无根基的逢场作戏。俗语说，“戏子无情”。这句话好像有问题：因为古今中外演戏的人，好的演员，都是专精于情，情表现出来都是能够感染观众的。但这句话一点也不错，演戏的人的情是假的，甚至不如无情。“戏子无情”，不是指一个演员对人没有情感，而是他场面上的表演并不是从性发出来的情，只是一种情感上的技艺。有难以掩饰的真正性情的演员，不会是个好演员。反过来，只有才艺，没有情感技艺，也难以成为好演员。因为在电影中成功地饰演了一个正面人物，就认为那个演员就是那样的，是一种自以为是。
性是没有理的，没有道理好讲。一个生性厚道，喜欢与人频密接触，如宝玉；或者生性淡泊，不喜欢与人过于亲近，反而多讥讽，如黛玉，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他（她）生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本性。这不是说黛玉这类人无情或不善于情，如前所讲，只要他（她）的情有性的根基，发出来的，炽烈程度来的没有不同。因此没有理由去强迫他（她）改变。一个男孩子生来像女生，或者一个女孩子生来像个淘小子，也是没有道理的。强行去矫正他们，不是矫正，而是一种扭曲，很可能适得其反；对此不能释怀，是父母的强迫症。很多做父母的知道，孩子的性格是会变化的。强求孩子自幼就具有成人般的理性，孩子就没有可变得更好的空间，当年龄到了，该起变化时，就容易出问题，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出问题；应该预留一些进步的地步由孩子自己完成，以取得对自我个性的认识。这样的自我认识是情商的基础。很多人认为情商（自我意识、控制情绪、自我激励、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中，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的部分才是最重要的，但这一部分实在是末节，没有自我个性，就会流于圆滑，这样的圆滑并非情商。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成功人士，没有自我的个性。
在社会环境中，情却要讲情理。这里的理，不是一个人自己性情的理，而是我有我的性情，他人有他人的性情，这两者互相作用，不是随机或任意的，而有规则可循。随机或任意当然可以，只是会碰壁。不想碰壁的人，就应该讲情理，而不是任“性”。讲情理，在情的方面，就需要控制情绪、自我激励等机制；在理方面，就需要认知他人情绪和处理相互关系。而这些都必从对自我的性的认知开始。
（四）

宝玉这个人，可说具有丰富的个性。曹雪芹的《红楼》即表现出了他出人意料的极为独特的个性，也展开了他情理之中处事和遭逢。宝玉性格与社会环境中情理的冲突，是曹雪芹所提出的大问题。而曹雪芹对宝玉的个性格外珍视，他对宝玉的描述，是从中国文化的整个背景上展开，更是了不起的大手笔，前无古人，也很可能后无来者。这是《红楼》的意义之所在。
《庄子》有，“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曹雪芹笔下的宝玉，属於人的自贵一类。有人解《红楼》，从社会意义上着眼，认为影射政治，后宫等，是以“俗”眼看《红楼》，这些人不知道世界上更有人视这些东西为粪土（参见雨斤兄《真正的走火入魔是什么样子》一文）。当然这些人从中看出政治，也有原因：性情中人自贵，就天然地与世俗价值，包括礼法，政治以及社会，存在着冲突的可能。中国古代这样的人很多，西方也有卢梭，大卫·梭罗一类。中国人的理想社会有两种，道家的至德之世和儒家的大同世界，其区别在于前者能容得下自贵的性情中人，并由这类人组成。而后者不管是按照大同，大数据，还是乌托邦建立的社会，总是与这样的人有潜在的冲突。
也有人解《红楼》用心深刻，以为《红楼》描写的人物都是城府过人，此类解《红楼》以为精彩在于这些人物的心计，也属“俗”眼观之一。《红楼》中的人，都很普通，尽多小儿女的勾心斗角，但不是一些智商情商超级发达的人相互厮杀。小儿女的情事，自然有其意义在里面。孔子说，“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中的道理，是人伦和人类社会生人和延续的根本，哪里会没有意义呢？没有两性的生活，智商情商，科学经济又往哪里去？
《红楼》的背景，像很多古代小说一样，从神话或天讲起，落于一地，然后才讲到人。人的性属天，中国人讲性格是天生的。宝玉的性格即是天生的，有玉为证。中国人又认为，姻缘来自于天，所以有月下老人系红绳的神话传说。这个神话不是“姻缘来自于天”观念的起源，而是由此观念敷衍而成。
据说张爱玲曾讲，中国人不说“我爱你”，“你也在这里”才是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这句话，显示出张爱玲对“姻缘来自于天”有深刻理解，使男女遇合，首先是天的作用使之相逢，相逢很多时候是偶然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脆弱而或然；然后才有人的作用。通俗如《大话西游》，也回应了这一观念，引起一代人的共鸣。据说日本一个小说家讲，日本人也不说“我爱你”，而说“你在这里，我很愉快”。这是对爱情的理解接近于“适性”的一种意境。
有人认为中国人的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完全相信道听途说。“父母之命”是根据普通父母都为孩子的婚姻稳固长久着眼，以避免未成年人的不成熟的冲动，这是因重视而慎重；“媒妁之言”是根据“父不为亲子谋（媒）”（《庄子》），引进一点儿客观性，以避免主观自夸以至于虚言欺骗，仍然是慎重。柏杨曾说，现代年轻人，对着镜子刮胡子，都不知道镜子里的人想要的是什么。如何让这样的人得到爱情，有幸福的婚姻，显然是个大问题。现代人用大数据去匹配，类似于笑话，大概聊胜于无。中国古代这一套方法当然有很多缺陷，潜在地对爱情的忽视常为人诟病。但现代人自由恋爱，好合又打官司而散，就更好么？很遗憾，这是没有个通解的问题。“巧妇常伴拙夫眠”，反之亦然，老子说，“天地不仁”。
普通中国人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一般性而保靠的方法，礼法，并不将其视为不可逾越的天理。古代事实和小说，记载下来或虚构的，写遵循这套方法的少，而冲破礼法的爱情，往往得到肯定，这从干宝的《搜神记》到明清的《古今小说》、《聊斋》，以及作者不甚高明的《萤窗异草》，都可看到。如卓文君私奔，文人的风评是同情的，但她几乎被弃，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试图预防的。这些小说中，尤其明清，对不遵循礼法的姻缘，常常以“奉旨”的方式转圜，实际上背后思维也是姻缘循天道，只是换成俗人能理解的“天子”之言而已。
《红楼》有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两个脉络。木石前盟属於天，而良缘只是俗价值的衡量。拙著《中国学术之结构》论及于此，“爱中必有人的意志的作用，但人的意志对爱又无法绝对控制。‘调而应之，德也；偶而应之，道也。’（《庄子·知北游》）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调而应之的德；而最终实现天作之合，只能是偶而应之，其决定在于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由道决定的，人对之只能无以为。人们将这一类的事情归于命运，命运莫测，而似乎有更高的决定权。命运与人的关系，在中国学术中，大体上与道与人的关系相应：命运与道一样，只在人之极处，或然有所感知；平时不可离却漠然无应。
“《红楼梦》中所述宝黛情缘，显示出曹雪芹对这一问题有所存思。此书中贾宝玉之情有三个层次，滥情（社会性），为艳情所掩盖的性情（自然之真性情），和为性情所掩盖的木石前盟——注定之命运（道）。这三个层次极具本质性，在这三个层次的纠葛中的宝黛情缘遂成为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先秦的卫灵公颇为神似。而《庄子·则阳》篇对卫灵公如何能够得到灵的谥号的讨论，也是循滥情，性情，和命运——三个层次而来：仲尼问于大史大弢、伯常骞、狶韦曰：‘夫卫灵公饮酒湛乐，不听国家之政；田猎毕弋，不应诸侯之际。其所以为灵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骞曰：‘夫灵公有妻三人，同滥而浴。史鰌奉御而进所，搏币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见贤人若此其肃也，是其所以为灵公也。’狶韦曰：‘夫灵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洗而视之，有铭焉，曰：不冯其子，灵公夺而里之。夫灵公之为灵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识之？’曹雪芹之著作是否由此篇得到某种启发，不得而知。”

灵公死后有石，宝玉生来带玉，似乎有某种雷同。但曹雪芹对此自有主见，他在通灵宝玉上所写的是“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仙寿恒昌”和“芳龄永继”，显然是他所谓的“荒唐言”。这是何样的一种感慨和自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