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是教训，而不是成就：再论纪念“六四”的意义
--“六四”三十五周年的再反思之二


“六四”屠杀已过35周年了，看到当年参与“六四”的海外前学领，整体地拒绝汲取教训，并躺在“功劳簿”上以成就者自居，笔者不禁叹息：中国的变天，恐怕与他们没有关系了。
  因为“六四”是一场最彻底的失败，他们却把一场最彻底的失败，当作成就来显摆，能有出路吗？
  “六四”（或曰“六四”运动），就是国内以学潮为主的八九民主运动的代称，毫不夸张地说，“六四”运动的失败，导致中国民主化进程至少延误了50年，任何有良心的明白人，请扪心自问，如果没有“六四”运动，今天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人权状况，是否好得多？那是毫无疑问的：
  如果没有“六四”运动，中共顽固派是根本没有机会扳倒赵紫阳和他的政改团队的，那么中国的共产党一党专制大概率早已结束，而进入多党制的时代，最低限度，也会演变成今天越南这样国会直选和党内民主竞选时代，新闻自由和社会自由度将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决不可能有习近平这样的“返祖”折腾。
  中共体系严密，对内的镇压能量极强，当时由赵紫阳政改集团，引导中共国和平演变，是当时中国走出共产党专政的唯一可行途径，而如果没有“六四”运动，或者“六四”运动成功了，赵紫阳政改集团都不会下台。
  可见，“六四”运动客观上的意义，并没有支持者说的那样伟大。
“六四”运动既然发生了，那么就务必要成功，否则就会惊醒中共吃人的魔性，令中国落到比没发生“六四”还大不如的境地。那么“六四”运动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当然有，而且机会很好，只是被学领们的错误，可悲地断送了。
  今天海外的前学领们整体地否认这一点，他们提出：
  A.学运不可控。
  这不是事实，柴玲、张伯笠发起“5.13”绝食之前，学运是可控的。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承诺在民主和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之后，学生就响应高自联的号召，退场复课了。
 B.历史不容假设。
  这等于是说，“六四”屠城是注定的唯一的结局，当然荒谬，因为结果的既成事实性，不能证明结果的唯一性，“六四”屠杀之前，学运的结局存在多种可能，这是事实，证据表明：屠城甚至不是邓小平的首选。
  C.学生是孩子，岂能求全责备？孩子为什么要反思？
  但学领都是成年人，做错了事，批评他们就是求全责备？谁做错了事不因该反思？不反思如何汲取教训？孩子不反思如何健康成长？

  这就是“六四”前学领整体拒绝汲取教训的表现。
  实事求是地说：“六四”运动由胜转败的转折点，是柴玲和张伯笠发起的“5.13”绝食：
  当年赵紫阳从朝鲜赶回国，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发表“五四”讲话，承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等于变相地否定了“四二六”社论，赵紫阳讲话后，学运学生响应赵紫阳的号召，一度退场复课，这就令当时以李鹏、陈希同、李铁映为代表的中共顽固派顿时背负上“激化矛盾”的责任，一时间非常被动，如果学潮就此退去的话，赵紫阳政改派就成了“平息动乱”功臣，以陈云、李鹏为首的中共顽固派将没有任何机会扳倒政改派，邓小平也会另有打算：
  如果学潮就此平息，邓小平决不会扳倒赵紫阳，毕竟赵紫阳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第二位心腹，再动赵，邓小平的代价也会很大，而且邓小平对陈云、李鹏也有戒心的。
  总之，如果在赵紫阳“五四”讲话后，学运就此停息，那么八九民运就胜利了：政改派就挫败了顽固派，地位得到巩固，中国的政治改革将会大大加速。
  因此，赵紫阳的“五四”后学潮的退潮，是“六四”运动最接近胜利的时刻。
  但是，柴玲却担心学生退潮后，自己作为学领会显露在沙滩上，遭到中共的“秋后算账”（见柴玲自传《一心一意向自由》），因而她与糊涂的甘地主义者张伯笠，一拍即合，决心逆势发起天安门绝食运动，要求中共公开取消“4.26”社论，这反映出柴玲不相信赵紫阳的“五四”讲话，为之不惜挑动学生与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对抗，这就是“六四”悲剧的起点。。。而“4.26”社论是邓小平的授意，这种诉求，等于是要和邓小平鱼死网破。
  作为天安门的一号学领，柴玲的这种为个人不惜把局势搞大搞爆的心态，就带有品质问题了，而并不单纯是“幼稚”了。
  应该承认，柴玲和张伯笠的鼓动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在绝食悲情的感染下，从天安门广场的绝食运动开始，学运迅速演变成了不可控的布朗运动——谁激进谁受欢迎。
  柴玲和张伯笠逆赵紫阳“五四”讲话发动的“5.13”绝食运动，如及时雨一般地给眼看败局已定的中共顽固派送来了急需的一切，最终反手一刀，一举剿杀了体制内内外民主力量。
  
  “5.13”天安门绝食运动开始，天安门运动的最后关头，仍有一个避开屠杀，保存学运火种的机会，但也被柴玲和李录等断送了：
  1989年5月底，戒严部队已经磨刀霍霍，刘刚赶到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向学运广场指挥部提出了5月30日宣布学运胜利结束，撤离天安门、转进北京高校、并赴全国高校串联的一揽子方案，这是避开屠杀、保存学运火种的绝佳方案，柴玲先是接受，后来又在李录的影响下变卦拒绝，甚至公开当着静坐学生群体发表演讲，斥责刘刚等人“吓破了胆”。。。这等于是火上浇油，煽动学生去送死。
  “六四”大屠杀的悲剧就这样酿成了。
  诚然，“六四”大屠杀的罪责，完全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这点我绝无异议。但是，“六四”大屠杀的悲剧发生，学领有没有错？事实上是有错的。“六四”大屠杀是否可以避免？事实上是可以避免的，是学领的错误导致错失了避免的机会。

  诺大的“六四”运动搞成那样，几百万人示威的规模超过东欧，死了数万人，却连最低的改良成果都得不到，甚至“六四”之前的政治宽松环境也被一笔勾销。。。一直倒退到习泽东的“返祖”新极权暴政！可见“六四”运动的失败，是多么的彻底，这场运动没有成就，有的只是血淋淋的教训。
  今天我们纪念“六四”的意义：一在揭露中共的残暴；二在反思“六四”的教训，而光为纪念而纪念，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反思“六四”的教训，还包括自我审视品质方面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不止一个六四学领在品质方面是有问题的，有的品质还相当恶劣，例如：
  组织学生纠察队，严禁市民参与，这种为“保持学运纯洁性”画地为牢、亲痛仇快的事情，事后学领有反思和道歉吗？
  当年5月由湖南来京参加示威的三位青年：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因在天安门广场泼污毛泽东像，竟被学生纠察队抓捕，经学运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常委会表决，被扭送中共公安机关，导致三人每个人坐了十年以上大牢，喻东岳在狱中被迫害得精神失常。。。事后，海外的“六四”学领们只有周缝锁、王丹、张健（已病故）公开表示过歉意，而当年广场指挥部一号人物柴玲、二号人物李录、三号人物封从德。。。对三人从来不问不闻，甚至在余志坚不幸英年早逝时，都没有一个字的表示！（周锋锁对余志坚葬礼提供了大力帮助）
  这还是年轻幼稚的问题吗？这不能不说是品质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八九民运由胜转败，最终酿成喋血悲剧，教训不可谓不深。


曾节明 2024.6.8 凉爽晴日于俄亥俄汽车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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