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是启蒙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甚至被一些人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但就在不久前，却有人指责他是种族主义者。这是真的吗？
文：玛丽安娜·利德尔
  2024年4月22日，伊曼努尔·康德即迎来其300周年诞辰。为了这场周年庆典，德国联邦政府以及多家文化机构早已开启筹备工作。早在2016年，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就组织了一场会议，正式为庆典预热。“康德诞辰三百年纪念邮票”可能已经有了多款设计图。更别提还有许多正在努力完成的康德书籍。要不是疫情早已过去，2024年的博物馆商店里肯定会出售印有柯尼斯堡人头像的防护口罩。
  在德国的哲学家排行榜上，康德牢牢占据首位（紧随其后的是黑格尔）。就算是从未翻阅过“三大批判”的人，也会将他的名字与以下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启蒙运动，自律，绝对命令，人之尊严，世界和平，普世主义。虽然康德的生活以极其单调的方式周而复始（在他的传记中，人们根本找不到性、男女故事、环球旅行、上瘾和出格行为这样的内容），但他却不断地给认知论和正确行动的学说带来革命。作为犹太-普鲁士启蒙主义者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口中的“捣碎一切者”，他将传统的教条和权威言论彻底粉碎。人的内在自由是他唯一的信念，他的思想也在德国基本法和联合国宪章中留下了不可泯灭的痕迹。
  但近段时间来，康德作为哲学巨擘的大众形象受到了很大的伤害。这是因为从2020年夏天起，其著作中的部分段落在后殖民主义的历史清算和“黑命贵”运动的潮流中被拿来公开讨论；特别是在报刊的评论板块，这些内容更是引发热议。激烈的争辩主要围绕着一个议题展开：康德是种族主义者吗？对此，一些人果断予以否认。虽然康德对黑人和美洲原住民的某些评论在今天看来有待商榷，甚至可谓骇人听闻，但学界早已对此有过讨论。人们认为康德的“种族理论”充其量只是其思想的副产品，与他“真正”的哲学理论毫无瓜葛。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康德。所以还是回到正事，让康德的纪念碑继续屹立不倒吧！
  另一些人则认为，即便将历史年代差异考虑在内，康德也摆脱不了种族主义者的骂名。他在“种族”问题上的言论，绝不能作为其著作中的糟粕一丢了之。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十分有趣：“种族主义者”康德和“哲学家”康德应当如何区分？这对有些人而言不成问题，但在另一些人看来，坐在被告席上的不只是康德，还有其所代表的普世主义。批判者认为，这一口号虽然一直被宣扬为“众生平等”的标志，实际上却只是为了保障少数人的特权。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谈。我们先来看看康德在何时何地谈论过“种族”问题，以及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只怪年少无知？
  《自然地理学课程》（Physische Geografie）中的一句话经常为人诟病：“人类最完美的种族是白人，黄种的印地安人已经天赋平平，黑人更是低人一等，而最低贱的则是一些美洲部族。”如果我们将种族主义者定义为凭外貌贬低他人的家伙，那么以上这段话的始作俑者显然符合这一标准。但这句话真的出自康德之口吗？其实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自然地理学课程》出版于1802年，是以康德失传的手稿为基础所编纂的课程纪要。此时，年事已高的康德早已不再亲笔撰写发表的著作。但在一些确定为其本人所作的著述中，人们也能有所发现。
  首当其冲的就是《论优美感和崇高感》（Beobachtungen über das Gefühl des Schönen und Erhabenen）。在这篇文章中，时年四十岁的康德主要探究了欧洲邻国和遥远国度的审美情趣问题。波斯人与荷兰人给他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他们一个擅长写优美的诗歌，另一个则“勤勉有序”。其他种族则更加不入他的法眼。“非洲黑人生来没有情感，他们尚且没有脱离愚笨的层次。”此外，黑人还“爱慕虚荣，好闲言碎语，必须靠殴打将他们驱散。”这话听来似乎已经不言自明。但我们是否可以反驳说，这篇文章写于1764年，尚属于康德创作“三大批判”之前的时代。当时他还只是一个生活在穷乡僻壤、名声卑微的小哲学家；他没有固定职位，只知恪守他当时的偶像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所宣扬的理性主义。如果康德在这一时期便遭到通缉，那么后人肯定不会为他竖起哪怕一座纪念碑，于是就不会有是否要再将其拆除的烦恼了。
  康德在1770年后才从教条主义和理性主义中觉醒，这主要是因为他阅读了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著作。巧合的是，后者也被人指责公开宣扬种族主义。1781-1790年间，康德不仅出版了其标志性的三大批判，也开始研究“种族”问题。1785年11月，普鲁士最著名的思想刊物《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刊登了康德的文章《论人种概念的确定》（Bestimmung des Begriffs einer Menschenrasse）。在这篇文章中，康德根据肤色划分了四个人种（后来，他又划分出五个人种）。在他看来，所有人都起源于一个原始种族。他的证据是，属于不同人种的人婚后仍能顺利繁衍后代。
格奥尔格·福斯特的纯粹理性批判
  康德1785年在《柏林月刊》上发表的《论人种概念的确定》，并没有得到所有读者的赞同。其中，时年32岁的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的批评之声尤为激烈。他是著名的民族学家、旅行作家兼革命者，可能也是18世纪旅行经验最为丰富的德国人。1786年，福斯特在《德意志水星报》（Der teutsche Merkur）上对康德提出了质疑。康德的文章被他批得体无完肤。例如康德认为所有种族都发源自同一个原始种族（单源论），而福斯特则怀疑康德的这一理论基于过时的神学观念，并针锋相对地指出所有种族至少存在两个起源（多源论）。
  最让这位年轻的康德批评者感到不满的是康德的独断专横。他（几乎）从未离开过宁静的柯尼斯堡，却胆敢对其他大洲的人评头论足。所以福斯特批评道，康德用“出格”的文章插手了一无所知的事物。此外，福斯特还对康德宣称“南太平洋岛民的肤色”令人难以想象感到不满，因为他本人刚刚借助实地调研的结果，在最新的著作中描述了那里的情况。在他的种族理论中，康德只是选择性地采用了最新的调研报告；何况他首先是从一位超验哲学家的角度发出这番言论，他的目的是了解人类的认知装置如何将现实结构化与系统化。福斯特根本不能理解他的初衷。在康德的“理智产物”面前，福斯特旨在捍卫观念、经历和体验的意义。这场讨论中充满了争辩与虚荣，但它仍不失为经验主义者与空谈理论家早期方法之争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的文章问世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发现进化论与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发现遗传学规律之前。特别是与前人的著述相比，这篇文章除了经常提到黑人并大量使用今天已经不再流行的概念之外，并没有使用明显的贬义词。康德在其中几乎完全是在描述人与人之间的生理差异，而不是在划分“种族等级”。同时，他也没有贬低非白人的认知和道德能力。
  这篇文章显然与启蒙运动对分门别类的狂热追求有关：摆脱神学束缚的理性被人们重新发现，并被运用到所有的人和事物之上。当然，康德的确可以被指责为欧洲中心主义者，因为他在文中称读者为“我们白人”（wir Weißen）。（但更可能的情况是，康德本身就没有任何非白人的读者。18 世纪普鲁士唯一的黑人知识分子是祖籍加纳、儿时曾遭奴役的哲学家安东·威廉·阿莫（Anton Wilhelm Amo）。他在康德的文章发表时已经过世。）
  从今天的角度看，康德所宣扬的假说和认识几乎都是错误的。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的文章还称不上“种族主义”。我们今天知道，种族概念在科学上根本站不住脚，但殖民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却以此为据犯下了诸多罪行。但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出生于300年前的人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如果康德的言论仅仅停留在1785年的这篇文章，那他可能就不会引起种族主义的争议，或者至少会让争论显得温和许多。我们甚至可以为康德辩解：当他在认识论和道德哲学领域迸发出伟大灵感的时候，他也意识到凭借肤色去贬低他人是一种错误的做法。
陷入自我矛盾
  可惜的是，康德没有就此收手。三年后，他又“改良”了自己的理论。在1788年发表的《论目的论原理的哲学意义》（Über den Gebrauch teleologischer Prinzipien in der Philosophie）一文中，他不仅强调种族概念在认知论上的必要性，还再次提出了种族的价值标准。这一次，“与文明彻底隔绝”的美洲原住民被置于种族等级的最底端。
  所以说，将康德称为种族主义者是有道理的。
  这不仅是因为他数十年来一直在发表轻蔑其他肤色人群的言论，更因为他是伊曼努尔·康德，他原本应当知道得更多一些。奇怪的是，与上述这些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文章几乎同期写成的其他康德著作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代表作《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以及三年前发表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中所提出的原则，远比他自己的怨恨之言要睿智许多。绝对命令也适用于非白人。这绝非后人的善意解读，而是康德本人的原话：
“你需得时刻把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性作为目的，而不是仅仅用作手段。”
(Handle so, dass du die Menschheit sowohl in deiner Person, als in der Person eines jeden anderen jederzeit zugleich als Zweck, niemals bloß als Mittel brauchst.)
  虽然康德在其他场合发表了卑劣的种族主义言论，但他从没有剥夺黑人、黄种人或红种人作为个体与人的地位。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尊严也没有高低之分，至少康德在其道德哲学著述中是这样写的。但康德在其关于种族的著作中险些否定了非白人的“理性天赋”，而这恰恰是人的本质所在。假如没有理性，自律的能力也就无法存在。这样一来，道德的普世主义也就无法放之四海而皆准了。
  这促成了康德显而易见的自我矛盾。正是因此，女哲学家波琳·克莱因盖尔德（Pauline Kleingeld）称康德是一个“矛盾的普世主义者”。几年前，这位荷兰康德研究专家发表了一篇在学界备受瞩目的论文（《康德对种族问题的再思考》“Kant’s Seconds Thoughts on Race”，2007年），指出康德大约从1790年起就放弃了以肤色评价人的做法。“种族”一词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继续出现，但却不再具有道德或知性意味。康德的态度为何发生转变，我们只能窥探一二。
  不过，他也没有完全摆脱自己的怨恨之情。例如，康德虽然私下里与一些犹太哲学家相交甚笃，却也在1790年代发表过反犹言论。但晚年的康德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和奴隶制（他在1780年代似乎还认为两者是合法的）。1795年，他提出了自己对世界公民法权的见解，并发表了在当时尚属不可思议的如下言论：要让“世上的民众”明白，“任何一个地方对法律的侵犯，都应被所有人感同身受”。
  我们今天能够批判康德的种族主义言论，还要感谢康德用他普世主义的道德和法律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批判的工具。虽然康德有时未能实践自己的理想，但这些理想绝不是无效的。毕达哥拉斯定理（a2 + b2 = c2）并不会因为毕达哥拉斯偶尔的误算而被视作谬误。我们对待种族主义讨论的态度，也同样适用于康德的著作。在阅读它们的时候，人们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智。康德纪念碑仍然可以屹立不倒，但我们不应把康德奉为圣像，而应将他视作路标。路标并不位于终点，它的作用只是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