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都是一架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己的独立利益,也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工人和农民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地利用资源求得繁荣。这种体制使每个经济细胞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平衡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而且一个大国的经济运作极为复杂， 做一部分计划尚可，比如集一国之力集中搞出核武器和人造卫星等。 但千头万绪的经济供需生产， 只能主要靠市场调节，岂是能完全计划得了的？所以计划经济必然要出错，而且一出错往往就是大错。

接连不断的错误计划,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就会持续遭受扼杀, 所以总体经济发展以及生产领域的经营状况和技术水平, 最终就会远远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

让我们看看 改革以前的中国贫穷到什么样子！

全国人均粮食产量 1956 年为 310 公斤,1960 年下降到 215 公斤,1978 年达到 320 公斤,整整徘徊了 22 年。一句话，自从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没有真正吃饱过。

1978 年新华社记者沈祖润等到安徽的定远、凤阳、嘉山去采访, 看到的情况使他们心酸。凤阳县前五生产队,10 户人家有 4 户没有大门,3 户没有桌子,68 人中有 40 多人没有棉裤。当过抗美援朝志

愿军的史成德,7 个孩子,一家 10 口人,只有 3 只缺口碗,沈祖润看到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1979 年前后,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派出几位记者对中国西部农村情况作了调查。1978 年全年的农民人均收

入,最高是山西吕粱地区,为 70 元;陇东庆阳第二,为 64.86 元;延安地区第三,为 57.2 元;榆林地区第四,为 52 元;甘肃平凉地区第五,为 47.6 元;固原和定西最低,同为 36.8 元(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年,北京,第 17 页)。据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统计,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 1 角 1 分钱。1.9 亿人每天能挣 l 角 3 分钱,有2.7 亿人每天能挣 1 角 4 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 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 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处于城乡差别有利的一方的城市居民是不是比较富裕呢?不是。

1977 年,我在天津调查时发现,工厂的生产第一线 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 41.5 元,再没有其它收入。城市居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基本生活用品是城市居民梦寐以求的“三大件”。

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极端恶劣。在天津,我走访了不少工人家庭。祖孙三代人挤在一间 10 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的情况十分普遍。建国初期,天津人均住房面积 3.8 平方米;1972 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下降到 3 平方米;到改革前的 1978 年又降到 3 平米以下。50 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 80 年代。夏天,在这拥挤、破旧、肮脏的工栅里,做饭的煤球炉都排在 1 米宽的公共过道里,过道的温度高达 39 度.中年妇女脱光了上身,随着炒菜的锅铲掀翻,硕大的乳房在晃动。这是我和我的同事杜润三 1972 年在天津佟楼附近一片工人住宅区目睹的情景。

毛泽东留下的不仅是贫穷,而且是产生贫穷的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是相互依存的。要把全国变成一架大机器,要让所有的人听命于一个计划,就不能有杂音,不能有噪音,就得在政治上高度集中。

（摘自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