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生中有过多位秘书，其中最受重视，职务也最高的，应该就是陈伯达。1939年，他被调入军委主席办公室，从此开始了长达31年的毛主席秘书生涯，而且一直都是最重要的政治秘书。
毛主席对陈伯达的理论功底十分赞赏，还专门给他布置过研究方向，两人经常一起讨论。即使后来陈伯达的职务不断升迁，也始终保留着毛主席秘书这个定位。
在我党七大上，他先是被选为候补委员，然后很快递补为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宣传部、教委、政研室、科学院等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位。直到1966年，他被毛主席任命为特殊时期的小组组长，同年还被选为政治局常委，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不过那会谁都想不到，短短五年之后，陈伯达不仅身陷囹圄，甚至还可能被判死刑。还是在入狱时，他大声喊叫的一句话传到了毛主席耳中，这才被保下一条命来。

陈伯达喊的是句什么话，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何能让主席出面保下他的性命？
                        
                        
                        
                            
陈伯达原本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但随着在体制内地位一步步上涨，他也逐渐成为一个政客。当时有两个较大的派别，一个是林组织的“枪杆子”派，另一个则是江这边的“笔杆子”派。
而作为高层领导之一，陈伯达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们打交道。事实上，他虽然一开始与两边的关系都不浅，但最后还是与林走到了一起。
在陈伯达看来，林虽然势大，但不像江那边有个姚文元，他们缺一根“笔杆子”，自己投靠林可以更受重视。而且他作为小组组长，逐渐被江排挤，双方有了一些矛盾。
因此，陈伯达开始为林摇旗呐喊，而林也确实对他非常重视，听说他想吃螃蟹，专门用军机送到北京。而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为了帮林达成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拼命为之鼓吹，结果被毛主席提出了严厉批评，让他在大会上公开作检讨，从此陈伯达的政治生命走到了末途。
九一三事件后，江开始网罗证据，给陈伯达扣上了“国民党特务”的帽子，称他在1931年就叛变革命，潜伏在我党之中，并“一贯反共”。

当陈伯达被软禁后，他心知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恐怕难以逃脱他们的毒手。于是多方求助，想与毛主席见一面，结果没有一个人能帮他，康生甚至连他的电话都不接。
在得知自己被打上“叛徒”的标签后，陈伯达急了，那时他被正式关押，住在一个破土房里，只能对外大声呼喊：当年在阜平，我还做过贡献，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请一定要把话转给毛主席和中央！
没多久，这句话确实传入了毛主席的耳中，也让他想起了一段往事。
原来1948年，中央机关驻扎在河北阜平办公，结果有国民党特务探知到了毛主席的详细住处，汇报给了上级。
很快，国民党的轰炸机就抵达阜平上空，当时还没有人察觉这架轰炸机是冲着毛主席而。当它飞到上空时，正在休息的毛主席根本没有听到声音，就连警卫们也一时没反应过来，是陈伯达第一个冲进毛主席卧室，拉着他跑出了房子。
就在两人刚离开没多远，就由炸弹落到了毛主席所住的房间中，如果不是陈伯达的速度快，恐怕将会发生无法挽回的事情，可以说他就是毛主席的救命恩人。
想到这件往事，毛主席心中也有了判断：陈伯达或许是在政治上犯了错，但绝不可能是国民党特务，更不会从1931年就叛变，否则根本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救下来。
因此，毛主席亲自批示可以保留陈伯达的待遇，很快陈伯达在监狱的住处，就换成了一栋三层小楼，生活及伙食标准都提高了很多。陈伯达心里也清楚 这就相当于毛主席的表态，将他保了下来，再没有性命之忧。

1980年，陈伯达在北京接受了特殊法院的审判，将他作为江林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考虑到他年事已高，组织在第二天就允许他保外就医，并在生活上继续给他发放相应的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