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日今天撰文试图纵观历史来看解习近平接班人之谜。并称，在年近70岁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清除了所有潜在竞争对手，也没有公布接班人，这种情况可能危及中国的稳定，同时动摇全球秩序的根基。


华尔街日报署名Chun Han Wong报导称，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是1722年登基的雍正皇帝的发明。他深感于其父康熙皇帝在世时发生的夺嫡之争的惨剧，决定在生前选定储君后秘而不宣，死后再由大臣们将两份写有皇位继承人的遗诏对照验看，其中一份遗诏藏在正大光明匾后面，另一份由皇帝随身收藏。雍正认为，秘密建储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

三百年后的今天，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他打破了前几任中共领导人建立的为期十年的执政周期，并在党内遍植亲信，这些亲信论年龄，论资历，均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

对今年6月即将年满70岁的习近平来说，这是他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的状况下，党内精英需要小心翼翼，帮助习近平维持掌控，并为他争取时间来评估潜在的接班人。但保持悬念过久可能适得其反，会疏远门生并激怒敌人，进而削弱领导者的地位，甚至播下政变的种子。在毛泽东时代，习近平的家族曾经历过变幻无常的党内斗争，他非常了解这种风险。习近平也清楚，鉴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并且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还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如果21世纪的中国发生继任危机，将在国内和全球引起震动。


表面上看来，习近平虽然实现了稳定的治理，但稳定不同于韧性。正如1991年苏联解体所表明的那样，一个看似坚固的政府可能脆弱得惊人；西方很多人当时都没预见到苏联的解体。习近平曾对官员表示，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没有人能打败中共，除了该党自己。但在推动中国跻身超级大国之列的过程中，习近平以自身为中心重塑中共的做法，可能已让他成为这一进程中最薄弱的一环。

据该报导称，威权体制的领导人还要提防在被动丧失权力的情况下将会面临的严重后果。即使是自主退位的专制者，除了能够保持对继任者的影响力之外，自身安全也没有什么保障。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德布斯(Alexandre Debs)和H.E.戈曼斯(H.E. Goemans)回顾了从20世纪10年代末到本世纪头十年初执政过的全球1,800多名政治领导人的命运，对这些领导人按政权类型进行了分类。这些研究发现，在其中的1,059名专制者中，约有41%的人在卸任后一年内遭受流放、监禁或死亡，而在763名民主体制下的领导人中，这一比例仅为7%。政治学家王裕华对中国49个朝代282位皇帝的研究发现，相较于没有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而言，指定接班人的君主被废黜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自1949年中共胜利以来，中国已经历数次权力交接的戏剧性事件。在毛泽东反覆无常的统治期间，一名潜在继任者被清洗，并在遭酷刑后死亡，而另一位潜在继任者死于飞机失事，事后他被指策划篡权失败后试图逃离时遇难。正如毛泽东在自己73岁生日时对身边的人所言，会背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敌人就在党内深处，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到了习近平时期，形势变了。自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以来，习近平的个人影响力达到了自毛泽东之后从未有过的程度。他宣称自己是中共的「核心」领导人、最伟大的在世思想家，确保自己能够终生保持中国最高政治领袖的地位，直至去世，用党内人士的说法就是「去见马克思」。对于基本上是仪式性的国家主席一职，他取消了任期限制，推翻了经过几位前任强化的退休模式，抹杀了后毛泽东时代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中共在纸面上禁止领导干部终身任职。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而且根据相关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务上只能担任两届（10年），而担任同一层级领导职务最多15年。但在2022年，中共官员一致支持习近平获得第三个中共总书记任期，令这些规定看起来形同虚设。

谁可能接替习近平？很多人都在关注1960年代出生的高级官员，这些官员比习近平这些1950年代出生的官员年轻10岁左右。在被称为习近平的「60后」亲信中，部分已经担任了高级职务，包括中国四位副总理中的三位，以及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这四个直辖市的党委书记。但习近平也可能在便于延长自己的统治的过程中，选择跳过这些60后官员，从更年轻的官员中发掘潜在接班人。

如果习近平突然离任，无论因为去世、生病，还是辞职，都没有可以遵循的明确程序，也几乎没有先例。从理论上讲，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开会选出新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而国家副主席将担任国家主席。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没有一个得到党内精英广泛支持的指定继任者，在习近平突然离任的情况下遴选继任者的过程可能会充满政治纷争。在毛泽东晚年健康和机能日渐衰退的情况下，为了赢得毛泽东的青睐，成为选定接班人，一些官员使出了尔虞我诈的手段。


该报文章引述历史学家唐志学(Joseph Torigian)表示，马列主义政权中的精英斗争就像一场「按照诡异规则进行的械斗」。他写了一本分析史达林和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和中国夺权之争的书。这些夺权争斗颠覆了苏联和中国的政坛，获胜者摒弃了独裁主义，同时构建了新的权力结构，希望这种新结构不会屈从于一人统治。史达林和毛泽东都很强大，但都无法确保自己的统治体系可以在身后延续。专制者的遗产面临的最大威胁，很可能就是他自己。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中国政治高级研究员吴国光表示，习近平在过去十年中一直排斥提拔年轻一代官员，但在二十大的派系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习改变了过去的做法。
年龄是中共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二十大之后的最新一轮权力重新分配中，习近平提拔了一批年轻一代官员到国家、省以及部级层面。这一趋势改变了中共人事政治的动态，并可能在未来几年乃至几十年继续对中共精英政治和中国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吴国光发布的这份题为「习近平青年卫兵的崛起：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的报告，盘点习近平的算盘，谁是习执政第二个十年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年龄构成如何，以及这轮党内权力再分配的赢家有哪些显著特征。
吴国光曾是《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以及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团成员。
集中权力后习近平开始新一轮官员换代
在集中政治权力后，习近平开始在国家领导层内推动新一轮的换代浪潮。
一批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官员被提拔进入高层，占据政治局、国务院和关键省级领导岗位。 70年代出生的中共官员也开始被选中，他们被认为是长期以来一直被逾期压制、不获提拔的一代。
根据吴国光的研究，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届最高领导人比5年、10年或20年前就职的领导人年龄更大。
2022年10月被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为65.1岁，在2017年为62.9岁，2012年为63.1岁，2002年为62.0岁。这反映了习近平任内刻意提拔年长的官员，而推迟提拔年轻官员的趋势。
吴国光说，习近平用了三种方法论来控制获提拔官员的年龄，为他自己在中共领导层中建立权力基础争取时间。
前两种方法并不陌生，一个是「七上八下」，政治局成员有年满68岁必须退休的规定，习近平打破规则，保留了一些对他效忠的老人，如张又侠上将（2022年72岁）和老外交官王毅（69岁）；另一个是习近平将其它派系的年轻领导人排挤在他的网络之外，例如前总书记胡锦涛的门生胡春华被迫退出政治局。
吴国光发现，在最近一轮的领导层改组中，习近平更多地使用了第三种策略。在过去10年里，习近平悄悄推迟了许多年轻干部的提拔，这让他能够阻止前任领导人提拔后起之秀（考虑到对他个人的忠诚度）。
但在中共二十大上，以胡春华为代表的团派受排挤，习近平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胜利。此后，习近平开始系统地提拔得到他信任的年轻官员，将他们提拔到权力层级的高层，包括国家和省领导。
中共内部的激烈内斗也反映到了二十大闭幕式上。坐在习近平旁边的胡锦涛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工作人员强行驾离会场，与会的中共政治局高官无一人表示关注。这些镜头被国际媒体现场抓拍，并引发海内外热议。
习近平提拔的「60后」官员一览
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中有10人是1960年代出生的，占24名政治局委员的41.7%。在13名新加入政治局的成员中，有8名（61.5%）是「六零后」。
这些新晋官员与习近平是什么关系？最年轻的政协委员是丁薛祥（生于1960年9月），现任中共第六号领导人、国务院第二把手。他曾担任习近平的幕僚长多年。
其他年轻的政治局成员包括陈文清（1960年1月），前国安警察局长，曾帮助习近平肃清政敌并收集外国情报，现在负责中国的司法系统。
陈敏尔（1960年9月），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天津市委书记，曾在习近平领导浙江省时与习共事。
刘国忠（1962年7月），新任副总理，在其职业生涯早期与习近平的前任参谋长栗战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此之前，他是习近平家乡陕西省的党委书记。
尹力（1962年8月），现任北京市委书记，前福建省委书记，习近平在19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福建省工作。
袁家军（1962年9月），原浙江省委书记，接替陈敏尔任重庆市委书记。
李书磊（1964年1月），中共宣传部部长，曾在中央党校工作，曾在习近平手下工作。
陈吉宁（1964年2月生），前北京市市长，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毕业于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
张国庆（1964年8月），也是新任副总理，主管工业，是这份名单上唯一一位在其职业生涯早期与习近平没有明确关系的领导人。
李干杰（1964年11月），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和另一名清华毕业生，现在从陈希手中接过中组部主任。陈希是习近平1970年代在清华的室友。中组部主任的角色很重要，因为组织部门监督具有政治重要性的人员选拔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