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前世今生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勤劳智慧的民族，在春秋我们创造了灿烂的多元文化，中国这片国土幅员辽阔，物产多样。然而自汉以后，错误地选择了儒（在诸子百家中最变态，低级，恶心反动的学说）作为主流文化，导致我们在晋末，宋末，明末，清末多次亡国。这就如同电脑装错了操作系统，甚至装了有毒的软件，虽然配置好也会经常死机一样。所以我们必须恢复到秦汉以前更换操作系统，剔除儒家的影响。否则我们将不断在建立新的王朝，贪腐，溃烂，革命这样的周期律中轮回。
儒大概起源于殷商，是代表一种气质，装束，文弱迂缓，好古书达古礼。其实现代也有这种说法，人们把喜欢寻章摘句，做秀不务实的称之为所谓的儒商，儒将，儒相或儒妓。它也是最早的职业之一，相当于现在殡仪馆的葬礼主持人，同时也兼职了民间的求雨，打鬼之类的术士。（现在明白为什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了吧，有人试图为秦始皇辩解说秦始皇坑的是术士不是儒，但当时儒和术士是一回事，汉代以后儒进入体制内成为国家官方典礼的司仪---君子儒，民间葬礼主持打鬼这下等业余工作---小人儒让给道教。）春秋后期儒又加入教学这一工作内容。但是儒对于种粮做工，打仗是绝对不教的。
其次儒作为一种学派，其思想内容核心来源于周礼（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周礼是维护王朝统治的纲常制度，孔老二并不是儒的创立者，但他是春秋之后儒文化的复兴者和倡导者。孔丘是一个勤奋，很有抱负的人，他积极谋求做官，周游列国，宣传鼓吹克己复礼。晚年他又著书立说，办学收徒，由于办学，使得儒这种贵族的礼仪文化和周公的礼制思想逐渐走向“中产阶级”虽说号称有教无类，但是孔老二收学生要牛肉干作学费，穷人仍然读不起的。通过办学孔子创立了儒学派。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学文化是指来源殷商的儒的职业，礼仪，行为方式和装束以及来源于周礼的思想内容。周礼的创立者是周公。
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之变革莫剧于商周之际。“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在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弟子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这可说是《殷周制度考》的一个大纲，也是王国维认定中国历史文化的变革莫剧于商周之变的一个关键。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世称王。汤末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有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这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不是由于秦始皇的统一战争，而是由于周武王的灭商而奠定的。 
“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此之谓‘民彝’。其有不由此者，谓之‘非彝’ ” 。“非彝”者，礼之所去，刑之所加也。殷人之刑惟“寇攘奸宄”，而周人之刑，则并及“不孝不友。”在周之前，刑律是和道德不相干的，而周之后，道德便和刑律互相补充互为依托。
     也有人认为周灭商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悲剧。孙中山就曾经说过：“中国由草莽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有考古证据证明在灭商上之前姬昌在西岐是等级制度，而商是一个内外服的部族社会联合体，很象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商代大约有3000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大多是原生态的部落，它们对中央并没有特定的义务和责任。西周也是诸侯国之一，周之所以灭商成功，主要由于纣王正在平叛东夷，元气大伤。利用部分殷商贵族充当带路党，殷奸，偷袭取得成功。随后仍然进行了三年的维稳战争----三监反周，杀掉了试图全盘商化的姬发。征讨东夷，周公在征讨奄国时把奄国的男人全部阉割，据说这就是太监的起源，后来周公制定周礼又发明了磕头，所以中华文化的四大发明，周公一人占两个。直到后唐李煜完成第四发明---步步生莲花的缠足，娶妾这一发明和中国的四小发明：金鱼，京巴，盆景和男旦的发明人待考证。
毛主席也说过：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曰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周在灭商之后，周在政权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上作了重大的改革：在商代有约3000个原生态的诸侯国，这诸侯国和商中央政府是松散的联系没太多的责任和义务。周在灭掉这些诸侯国后，建立了封建宗法的政治制度，它的诸侯国来源于刀把子，大多是亲缘关系或征商功臣的封国，和周王室的关系更紧密。周代（周成王时）共设立了七十一个，其中姬姓共占五十三个，其它的异姓是姻亲，功臣，古国遗族。(只所以封古国遗族是为祭祀，纣王是坏的，但商汤是大大圣人是好的，必须祭祀，只有嫡亲血脉的供品鬼才吃。所以要有遗族的封国，不然尧舜禹汤会饿死的。所以黄帝可以到蓟国去打尖，祝会让尧酒足饭饱，陈是舜的食堂，大禹的酒店在杞人忧天，商汤的后代在宋）如此封国的原由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由3000个诸侯国变为七十一个诸侯国，其暴力血腥不难想象。据逸周书记载两个月杀17万人，尚书的描述是“流血漂杵、赤地千里”人们根据当时“天再旦”的记载推算出伐纣的日期是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冬天作战比较合理，第一不影响春播秋收，西周是农业国，第二渡黄河方便。因此，中国的大一统应当起源于周朝的大一统分封制。除了体制上分为五服的封国的变革外，周公也制定了周礼，有部伪书认为负责周礼的称为春官，从思想上和行为上做了不同于上代的规范。如果说周灭商是悲剧的话，只能在于思想上的变革，而不在于宗法，分封，这些世界各国都有过。西周的封建不同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西周的封建诸侯国是有共主和共同的礼法的。中国真正的黄金文化时代，在于殷商，承接于尧舜时代的”上天“的上帝信仰.
在殷商敬上帝，负责负责人神之间沟通的神职人员被称为贞人相当于犹太教的祭师或伊斯兰教得阿訇，这一点上我觉得胡适所认为的儒类似于牧师的说法是错误的。儒如早期做过神职人员，它至于后来那么低俗下作吗？周公舍弃了商代敬上帝天帝独尊的一元神学思想代之以：讲天命，尊君，法祖，敬德，保民。从此君王变成了中国人民的信仰，周公在讲天命的同时强调只有圣人才是知天命的。周人的天更多地倾向于各种自然现象。对于超验性的主宰人间祸福的称为天命，天命又和人的道德相联系，开创了重人轻神的先河。《礼记·祭义》：“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贱而蔽。”周公建制不仅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政治体制变化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文化革命。夏尊命：尊天命尊祖命属于原始宗教，殷商尊神殷人的祖先和上帝是合一的。所以殷是神本主义的一神论。周将上帝和祖先分离，舍上帝而尊天命敬祖，所谓的天命只代表一种秩序，尊天命就是接受这种社会秩序。这一变化它使得中国人的思想由神本变为人本，事实上的君本思想。题外话，我们现在常说的革命一词是商汤发明的，孙中山发现重新使用。毛爷爷又发明了继续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所谓的革命是涉及制度和传统的颠覆，是为价值而战并非单纯为利益而战。
周和商的政治文化的区别除讲天命，别君臣长幼贵贱外还有什么不同。我就知道他们的崇尚不一样，夏代的LOGO是日月，崇尚光明，商代的LOGO是虎，崇尚威武，周代的LOGO是龙，崇尚文采。其它的，学问不够，不知道。可能老子的《道德经》和箕子的《洪范九畴》有对商代政治文化怀念的蛛丝马迹，被孔老二称为三仁之一的箕子后来被放逐到朝鲜，贡献给韩国一八卦国旗图案。
武王伐纣牧誓中所声讨的纣王的六大罪行：信命在天，不祭祖，妇女参政，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等，换一种价值观思考。可能是难能可贵的。
敬神和尊天命的变化是革命性的，这两种价值观也是冰炭不可同炉，所谓的敬神敬上帝就是上帝造万物，万物平等。人遵从于上帝，服务于上帝。而敬天命，尊天道则是天尊地卑强调了秩序，不平等和驯服，这种驯服是对客观，等级的驯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