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原创 盐族 盐族 2023-04-03 19:30


与其天天听“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不如多来点“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危言



文｜盐族  图｜pexels





以前我们常说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是因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违强陵弱、乘人之约，将资本帝国列为中国头号敌人，搬出《左传》来痛陈夷人：违强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约，非仁也。

现在有人却说中国被打压是因为我们强大，将自身科技的羸弱、发展的壁垒归于资本帝国敌人的围堵。

落后被欺负，强大也被打压，什么都归咎于别人，不敢正视自己的问题：我之前行坎坷，皆因敌人之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便是一些人魔幻般的逻辑，与其说是掩耳盗铃，不如说是愚不可昧。

殊不知，愚昧才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最大的敌人是谁？





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术讨论，叫“梁胡之问”。

讨论的双方是号称“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梁漱溟和西化文人学者胡适，讨论的主题是：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梁漱溟致信请教胡适：

“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可见彼时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海外列强。

但胡适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回复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学究：

“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胡适认为：愚昧才是一切的根源，愚昧是因为一直拒绝被启蒙；落后未必挨打，愚昧肯定挨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像一把匕首，那么愚昧封建就是民族的毒药。

梁漱溟问得到位，胡适回答得直接，皆是忧国忧民的正论危言。

90多年过去，这段历史渐行渐远，以至于人们都有些淡忘两位大师讨论的因缘与焦点。

但“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却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被论证，历史的演进赋予了它更多的外在与内涵。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摆开阵势殊死决斗之前，我们得搞清楚我们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





根本在于“愚昧”





人类思想的争论，皆由历史来交卷。

我们回首过往，会发现梁漱溟看到的问题或许仅仅是“中国羸弱”的外因之一，却并是“处处挨打”的主要原因。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别国”的逻辑是：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那么我们中国就不会堕入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之中。

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5000年的文明，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之中，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攻击，我们恐怕还将长久停留在这个状态里。当然，这也是人类中世纪的常规状态。

西方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当时公认为的“中国主要敌人”，是因为他们依靠强力，企图瓜分中国。而背靠帝国主义的力量，中国的军事势力割据一方，相互攻击，在贫穷、疾病、愚昧、贪污之外，为中国人民平添了战乱的痛苦。

在中国传统思维里，“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根深蒂固，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使得中国失去了和平，而变成了乱世，所以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中国主要敌人是列强”。

而胡适看到的问题是内因，或者说是根本。他说：“帝国主义者三叩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

当时也有人提出“以日为师”，学习日本的强国之路。但是日本的强国之路不是想学就能学的，日本奉承谦卑文明，他们过去向中国学习儒家的忠孝仁义，后来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不过是换一个学习的内容而已，坚持不断的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思想始终如一。

日本被欧美打开大门之后，明治天皇组织全面系统的社会改造，很快进入了发达国家序列。

中国历来是以“唯我独尊”自居，自诩是世界的中心，周边都是缺乏教化的蛮夷。这种妄自尊大的思想，要使士大夫集团放下忠孝仁义的伦理思路去学习科学知识难比登天。与真理相比，他们认为礼仪的规范和祖先的权威才是更加重要的，殊不知这种封建思想早已落后现代文明十万八千里。

这便是胡适所说的“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愚昧”，所以需要启蒙，需要开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发展变化、盛衰成败，是社会思想正确与否唯一的检验方式，人民才是唯一的阅卷人。

新中国走过来的70多年实践道路，特别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等思潮的盛行与实践成果，一方面证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证实了胡适“治愚”主张的实用性，唤醒大众放下陈腐，学习他国先进思想与技术，从而走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之路。

面对这个历史答卷，任何争论与辩解都是苍白的。





何以定天下吉凶？





梁胡之问，经过90多年，历史给出了答案，但今天似乎又悬而未决，又重新压在了我们嗓子口上。

刚刚度过百年未有之大瘟疫，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不自觉沟沉“梁胡之问”，以定天下之吉凶。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就变在前所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举、涤旧生新。这个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除了看到国际局势的风起云涌，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认真研究一下自己内在的问题，以便做好准备迎接新世界的到来呢？

因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有世界正在经历的大态势，也有中国面临的大态势，这两大态势彼此影响、互为因果。

而在我们身边，我们总能听到一些极左思想、极端言语，个别人一讲到这个国家，坏！讲那个国家，打！以“世界强国”的姿态，无视自身的积弱，把一切资本帝国主义当成敌人，当成中国最大的敌人。

我们这个时代，梁漱溟有之，却尚未发现有一位新的胡适之。为什么没有？因为胡适那样的声音，在现实社会中依然左右不讨好。

面对社会治理问题，不是从根上去找原因，不论轻率归因于外界，还是归因于国民性，那只能得出与历史逻辑相违背的结论。

梁胡之问的实质，是我们选择做表象的功夫还是做内修的努力。如果浮于表象，看样子是金戈铁马，暴风骤雨，呼尔嗨呀，惊天地，泣鬼神。但是，若内在的东西不作改变，或者视而不见，很可能再过90多年，这个问题还得回到悬而难决。

1961年，李熬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写到：“真希望胡适是过了时的人，可胡适之不过时，恰恰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

对于当下，我们想说的是：

与其天天听“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不如多来点“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