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早期，我党领导的红军经历了极为艰难的低谷时期。这期间，红军队伍涌现出无数英雄先烈，但也不乏承受不住压力和诱惑而叛变革命的叛徒宵小。

其中，有一人被称为红军级别最高的叛将，他叛变革命之后，一直到建国之后，都没有受到严惩，甚至晚年还在高层许诺“既往不咎”之后，从香港携带巨额资金回国投资。而且自始至终，他始终在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解，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


此人的名字叫龚楚，出生于1901年11月的他，很早之前就在广州参加共青团组织，并参加过南昌起义和百色起义。当毛主席担任前委委员之时，龚楚也担任了同样的岗位，甚至在很长时间内，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朱老总齐名。

纵观其个人生涯，最高的职位达到了红军中央军区参谋长一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以他的资历，假如当年龚楚可以一直坚贞不移留在革命队伍，建国之后未必没有机会评元帅。

然而，从龚楚一生的种种行为可以看到，他根本配不上我军任何荣誉和军衔。他只是一个革命意志薄弱、崇尚个人享乐主义的投机者而已。


当年龚楚叛变之时，正好在1935年，这个时期属于革命最低谷时期，面对反动派的疯狂围追堵截，红军主力长征离开根据地后，龚楚被留在根据地，奉命带部分红军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然而由于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又长征离开，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面临的局面极为残酷，环境也极端危险，许多红军将士牺牲在战场上。

最残酷的战场也能推荐出最优秀的共产党员，陈毅，苏煜等人，都是在最残酷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坚持下来，于洋绽放出自己夺目的才华，为党和革命作出巨大贡献。

然而在巨大压力之下，有人更加坚定，也有人动摇退缩。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龚楚的革命意志发生了彻底的动摇，他没有想办法重新带领部队走向新生，而是对革命彻底失去了信心。

恰逢此时，国民党反动派针对红军游击队提出了“剿抚并用”的方针，对动摇分子采取了利诱。面对敌人抛来的高官厚禄功名富贵，龚楚选择了叛变。

1935年5月2日，龚楚带领一个连的兵力进驻了郴县黄茅村，当天晚上，龚楚声明自己身体不适，要早点休息，其他人并没有发觉任何异常。

就在半夜三更，龚楚偷偷跑回了故乡长来村，很快，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将其引荐给了国民党高层，当反动派得知龚楚竟然是红军内部资历如此高深的大人物，立刻如获至宝，一出手就被任命为“剿共游击司令”兼任湘粤边区剿匪指挥官，已然成为了粤军高层。

不过，虽然职位看似不高，但在国民党内部，龚楚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的尊重，原因再简单不过：你能背叛红军，为什么不会背叛我？能叛变1次，就能叛变两次。不过，因为他是红军叛变将领中职位最高的军官，龚楚倒有了一个外号“红军第一叛将”。


当然国民党虽然残忍，但并不蠢，也知道千金马骨的意思，对于这个层位高权重的判价，国民党给予了他不小的职位。面对反动派的“重用”，已经毫无退路的龚楚果然出工出力，而且出手就是杀招。

1935年10月13日，龚楚从国民党军内部挑选了三十余人，全部化装成为红军游击队，自称湘南红军，联系到了北山游击大队的大队长贺敏学。

由于信息不通畅，龚楚叛变的消息还没有被广泛传播，因此一见到龚楚，贺敏学和部队战士非常兴奋，认为是老首长前来指导工作。值得一提的是贺敏学并非是一般红军将领，他的妹妹是大名鼎鼎的贺子珍同志。

通过贺学敏的介绍，龚楚得知陈毅、项英所部也在附近，于是乎他写信给陈毅，声称希望他能来湘南地区“加强领导”。

或许也是因为此时的龚楚立功心切，在写给陈毅的书信中，竟然十分客气谦虚，只想让对方尽快来与自己洽谈。结果敏锐的陈毅一眼就看出，一贯高傲且目中无人的龚楚，突然变得如此谦卑善于团结同志，事出反常必有妖。

用陈毅老总的话说，龚楚“为人傲气，在苏区只服毛主席”，这样的人根本不会看得起自己和项英，龚楚的计谋被彻底识破。


然而，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眼见一计不成，龚楚立刻撕下了自己的面具，亲自带领三个师的反动派军队乔装打扮之后，对北山地区的红军部队以及游击武装进行了残酷的袭击绞杀，导致数十名红军牺牲，被捕者三十多人，其中就包括方维夏等重要领导人。

主要的战斗发生在澜河镇白云村，面对龚楚的胁迫投降，红军战士奋起反抗试图突围，贺学敏自己也想不到，自己追随的老领导竟然朝他开枪。最后，贺学敏连中三弹，硬生生滚落悬崖，留下了一条性命，此战后世称为北山事件。


龚楚个人的经历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此后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当上了国民党少将参议。在解放战争中，面对人民军队势如破竹，龚楚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当即在广东宣布和平起义，随后就向解放军缴械投诚。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接受龚楚投诚的竟然是他昔日的下属林彪。

投诚之后的这段时期，无疑是龚楚一生中最郁闷也是最尴尬的时刻。当时，我党已经重新允许他参加工作，而派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前往香港说服薛岳回归。

结果，龚楚跑到香港之后，因为担心自己作恶多端被清算，直接选择拒绝执行任务再度脱离新中国。这次蒋介石主动拉拢他，希望由他领导“反共救国军”，配合未来国军反攻大陆。

虽然贪生怕死，但龚楚头脑倒是十分清醒，他十分清楚，蒋介石已经是大势已去，几经权衡之后，他选择定居香港，改名龚松庵，成为了一名商人。


等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热潮已经席卷全国大地，港澳侨胞回归内地投资已经成为了一种全新的趋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香港商人龚松庵以龚楚的名义，向当时的国家高层邓小平、王震、杨尚昆寄出了三封书信，信中的内容大致相同，不外乎希望能够“投资效力”之类。

鉴于当时的国家国际形势，邓小平最终同意了龚楚的请求，他也妻子也得以再度重返故土，当他从深圳坐火车回到老家，迎接他的人是乐昌县委统战部，以及县府办、长来镇领导。

当龚楚在电话中听到邓小平的问候，这个两次背离人民的投机者，不禁老泪纵横。1995年7月25日，龚楚在故乡长来镇的家中因病而亡，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