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意义在于，它能将错乱不堪的社会秩序重新制定，让迷茫的人们能够在生活中始终保持底线。

任何一个国家，从成立到发展再到壮大，法律都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说，经济的强盛能够让一个国家的民众不再受饥荒之苦，那么，法律的成熟则意味着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得到了公平的划分。

当下的中国，法律体系已经非常成熟，对于各种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都有了清晰明确的刑罚认定，只是，尽管如此，在各种各样的案件之中，我们依然能够找到一些漏洞。


如果有人家中还收藏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旧报纸的，应当能够从中看到一些历史性的“严打”老照片，这些照片里，不乏公开集体枪决犯人的照片。

众所周知，在如今这样一个讲究人权的时代，这样的行为早已经被历史淘汰了，但是曾经，这一切都曾真真切切的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1983年，整个社会开始贯彻进行“三严”政策，即所谓的从严从重从快，针对的对象就是所有罪犯。
意思就是说，面对任何不法行为，一定要从重处罚，以此来荡清社会风气，在当时那个民风朴素的时代，最严重的罪行就是流氓罪和杀人罪，杀人是重罪，直至如今也是被法律认可的，然而学过法律的人或许就能发现，流氓罪已经很早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八十年代初，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封建保守，所以对男女之间交往的包容度非常低，女人如果穿衣服露一条胳膊或者平时比较爱美，就会成为街坊邻居口中的“不正经”。


“三严”实施之后，罪犯死刑比率加重，有些学校图书馆中依然保存着当年严打时期的照片，几十个人挂着各种罪行的牌子被押赴刑场，其中大部分确实是触犯了国家法律，并且罪行严重。

但是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在那个特殊时期被冤的冤案，后来经过平反也得以洗刷冤屈，但是有些人已经不在了。


没有一个国家在通向强盛的道路上不曾走过弯路，中国也是如此。而八十年代的严打方针，或许就是中国法律体系在得到完善之前所不得不经历的一道弯路。

其实，这很容易理解，从古至今，刑罚的轻重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古人云，乱世用重典，盛世宽人心。意思是说，在混乱时代，国家想要维持基本的秩序，就一定要从中处刑，否则不足以威吓人心。

至于到了和平盛世，就不能再用严苛的刑罚了，八十年代初期的严打政策，颁布之初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偏差，比如后来消失的流氓罪。

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才刚刚成立几十年，之前虽然经历了国民政府时期，但是因为战乱不平，所以也从未真正了解过法律的意义。


因此，在当时的人看来，违反人们道德底线的行为就是违反了法律，比如，破坏别人家庭的第三者就是流氓罪中的重犯，情节恶劣的是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然而在当今社会，这种情形只能说会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但是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其是否需要接受法律的惩处。

因为在严打后期，因为各种过于严苛的刑罚造成了社会的一定恐慌，而后，国家立刻改变了原有方针，重新制定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种政策性文件。


除此以外，在严打期间，被判死刑的罪犯是整个中国成立至今人数最多的时期，为了获得警醒民众的作用，大批的死刑犯被集体押送刑场，在众人的见证之下被执行公开枪决，这对现在的我们来说，或许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21世纪的今天，即使是死刑犯，也有着基本的人权，无论他们是生还是死，都是不可能公开行刑的。当然，这也是当年的教训给了我们如今的经验。


时代发展到如今，法律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关于死刑是否应该被废除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是如今世界上少数几个还保留着死刑的国家，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的人开始注重人权。

在西方国家，几乎都默认人的生存权利神圣不容侵犯，连法律也没有剥夺人生命的权利，因此，即使有人触犯了法律，并且情节严重，可以剥夺他的终身自由权，比如终身监禁，但是不能判处死刑。

然而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造就特殊的国情，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国家政策都允许了死刑的存在，但是出于保护人权的目的，能够被判处死刑的罪行已经减少了很多。

除非极其严重的刑罚，危害到社会安全和国家利益，或者造成了重大的社会恶劣影响的，其余刑罚几乎都是从轻处理，如今奉行的原则是疑罪从无定律。


社会一直在发展，而人们对于法律对于人权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因为不同的历史环境孕育出的就是不同的人格。法律为何能够历经千年从未消亡，是因为它的存在符合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而死刑为何仍然能够在当今的中国存活，也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法律的不同。

当年的老照片上，那群被公开执行枪决的犯人照片，如今留给我们的是一段珍贵的历史，那是我们的国家发展壮大的转折点，那是中国的法律体系得以完善的基石，那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回望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