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共济会颠覆苏联及其对中国的前车之鉴
共济会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如果我们不能重视共济会的存在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颠覆性威胁，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就是前车之鉴。
据俄罗斯历史学家O.A.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一书第25章“共济会一览”中披露，20世纪80年代，正当苏联与美国竞争已取得相当优势、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济会领导层即将苏联列为主攻目标。他们认为，在建立共济会领导的全球秩序道路上苏联是主要阻力，必须摧毁，况且苏联国土上还有相当庞大资源可资掠夺。为此，美国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加速了在苏联推进培养利益代理人的计划。1945～1994年，原苏联体制内约有400名以上的党政高级官员加入共济会，或隶属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如“彼得伯格俱乐部”、“大欧洲”委员会、“国际俄罗斯俱乐部”等），包括最高领导人如M.戈尔巴乔夫、A.雅科夫列夫、Э.谢瓦尔德纳泽、Б.叶利钦等，均是国际共济会会员。该书还披露：“戈尔巴乔夫与共济会的最初联系，可能发生于他在意大利休假时期；А.Н.雅科夫列夫与共济会的联系，是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出任大使的期间。” 
“许多专家认为，马耳他是戈尔巴乔夫与布什达成根本性协议之地，该协议不久就导致了苏联解体和东欧阵营的剧变。”正是在马耳他——马耳他“圣殿骑士团”的首府，他们签署了重要的历史性协议。而戈尔巴乔夫作为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也成为马耳他骑士团勋章获得者——这象征着共济会与意欲背叛祖国的苏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进入一种新阶段。
早在1991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美国休斯敦演讲时，对此曾有暗示：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受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
普拉托诺夫在《俄罗斯荆棘之冠：共济会历史1731～1995年》中披露了共济会对苏联渗透的历史背景。指出，苏联国土上出现的第一个正式的共济会机构，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分会“圣约信徒会”。该分会是根据共济会领导人之一亨利·基辛格的请求建立的，得到了戈尔巴乔夫本人的批准。1990年4月，法国共济会大东方社主教拉加什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许多俄罗斯人加入了他领导的大东社。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周围出现了一个改革思想家集团，该集团成员包括：Ф.М.布尔拉茨基（1964年前）、Г.Х.沙赫纳扎罗夫、Г.И.格拉西莫夫、Г.А.阿尔巴托夫、А.Е.鲍文。这些党的意识形态顾问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外壳下贩卖亲美主义的新思维，推动国家政治领导人采取了导致苏联灭亡的首期措施。1990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年，国家管理制度在很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嬗变。利用过渡时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政治局同僚们（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梅德韦杰夫、普里马科夫等）掌控了政治局。如果说以前政治局中还有所谓的保守势力，那么现在，再也没有人能够限制他们。许多国家防卫机构被有意识地撤除和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秘密的影子权力机构——正在大规模建立组织的俄罗斯共济会分会。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于次日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联邦继承了苏联主要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当晚，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正式落下。一切似乎是事先彩排好的，西方为苏联解体安排了一个宗教节日——这一天正好是圣诞节。
基辛格对此深感庆幸，他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在20世纪80年代初，共产主义一度要席卷一切。可是，不旋踵即风水轮流转，共产主义开始自我毁灭。不到十年，东欧附庸卫星国解体，苏维埃帝国土崩瓦解，几乎把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侵吞之所有权益全都吐了出来。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地四分五裂。
重视研究国际金融资本及其化身，在当前美国对华遏制圈日益收紧、反华声浪日起的形势下，确实是中国需要认真总结并及时制定防御措施的前车之鉴。
五，国际金融资本的化身
重视共济会问题，更要重视的是共济会的化身：国际金融资本。造成二战后南北差距扩大及包括政治生态在内的各种生态灾难的原因并不是共济会的存在，而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存在。由此而论，当前世界政治矛盾的焦点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今天斗争的主要对象仍是国际资本。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而只是与这些资本依附的各种形式做斗争，那我们打倒了共济会之后，还会有其他更多的组织形式蜂拥而上以至无穷。
资本曾帮助世俗国家打败了罗马教廷和封建王权，它被欧洲驱逐后又在美国登陆，打败并掌握了这个国家。昨天的美国是共济会成功运作的结果，而共济会却成了今天美国失败的原因。可以说，美国是欧洲极不情愿“交给”共济会经营的——大概也是唯一的——试验地。自“二战”后才半个世纪，美国就被它折腾成如此模样，让人对资本主义更加不抱信心。在金钱面前，美国正从世界舞台上开始退位。
六，西方前途
未来西方的前途如何呢？那要看世界还存有多少正能量。1913年，列宁曾预判“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到20世纪末，这个预判已成现实。那么，在人类历史又进入新千年的今天，这个判断是否会出现逆转呢？这不能仅看GDP总量的变化，而要看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和中心国家的政治结构。可以这么说：如果今后的亚洲地缘政治，仍能保持以中国为中心的不对称型板块结构，中国仍能保持“一个中心“，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结构，而西方若再次陷入“两个中心为患”， 即政教（这在中世纪表现为政权与教权，在今天则表现为政权与金权的）二元对立的政治结构，那马克思的预判就是一个不可逆的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大胆预见：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全文多有编辑和删节，谨向雄文作者北航张文木教授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