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镇压反革命运动，毛泽东看到了一个以前没有过的现象。就是他身边的一些高级干部跟不上他的思路，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在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前夕，中共山东分局即下发通知，规定，“山东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市，镇反杀的比例数，均应低于千分之一为妥”。(因为山东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中已经杀了不少地主、恶霸，加起来早已超过千分之一的指标)。1951年1月29日，公安部对中南军政委员会报告说湖北省已经逮捕19823人，其中在省级机关内部逮捕了160人。公安部在报告上批注：“如此内外不分地实施逮捕，容易引起广大干部恐慌和思想波动”。毛泽东看了以后，批评公安部：“湖北做得很好，不要去泼冷水”。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3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说：“目前已个别发生逮捕范围扩大，处理方式简单的情况——且现已开始牵涉内部(地下党、企业、政府、机关)，与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更需要精细”，“我们拟即收缩——捕杀范围加以限制，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他是最早提出镇反收缩、限制捕杀范围的省委领导。但是毛泽东没有理睬。反而是那些基层干部对毛的战略部署跟的很紧，一杀起反革命来是从越杀越过瘾，到越杀越不过瘾，安徽省桐城县拟将16名反革命处死，报安庆地委审批，地委审查全部否决，退回来。县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为同意，竟没有拆开看批文内容，将16人拉到刑场枪决。最后连毛自己都看不下去了，紧急刹车，还是又多杀了20万。而且是文化程度越低的跟他越紧，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街道居委会干部大妈，恨不得周围的人都是反革命才好。毛很快就将此善加利用，到了文化大革命则发挥得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干脆发动那些刚成年，未成年的孩子起来造反。

蒋中正，字介石。跟毛泽东一样，远看是一个伟人，走近了看就是一个独夫民贼。不知道中共为什么一直叫他蒋介石，中国人的惯例，直呼其名是一种不尊重，而称其字，表示的是尊敬。比如把毛称作毛润之的，都是中共党外够级别的人士。也许这表明了毛对他的老师的尊重，毛曾经公开宣称，蒋介石是我们的先生，我们是他的学生。毫无疑问，毛的那些手段，几乎都是从老蒋那里学来的。当毛还是一个满脑子救国救民的热血青年时，蒋已经是一个枭雄。中山舰事件，毛从蒋那里学到了指鹿为马。4.12杀共产党，毛又学到了过河拆桥，先下手为强。毛泽东师从蒋中正，真正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任中共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有一段话很经典，“老张（张国焘）这个人我知道，手很黑，党内除了主席（毛泽东）谁也斗不过他。”意思是中共党内只有毛泽东比张国焘更黑。

国民党撤离大陆前夕，化费大量的金条，银元，动员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各界知名人士赴台避难。却只拉走了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说什么也不肯走。有的人看到国民党特务把金条，银元，飞机票送上门，为了躲避特务的纠缠，还通过地下党转移地方。可见1949年以前，蒋中正领导下的国民党，确实是不得人心。

国民党到了台湾以后，延续了白色恐怖和特务横行的习惯做法。不过比起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还是略逊一筹。文化大革命时，中共有一种说法，“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要来关心你。”表面上看，这是动员青年人都来关心政治。实际上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思。文革中被批斗，被关押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知名艺术家，运动员，演员，甚至掏大粪的工人，这些人平时并不关心政治，却被无产阶级政治狠狠地“关心”了一下，很多人甚至被“关心”致死。而逃到台湾的那些知识分子，只要不关心政治，并不担心政治会来“关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