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关扑平日里是犯法，但在三大节时却是全民放开的。

蔡非

每逢节日，都有人来呼吁“不要把节日过度商业化，要进一步挖掘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呼声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大多数人肯定不希望传统节日完全演变为半强制的钱包失血日。

不妨看看传统节日的原貌。在宋代，当时的传统节日，其实也不那么“传统”，无论节日初始有多么严肃的意味，都不妨碍民间把节日变成狂欢和消费日。

在宋代，汴梁人生活中有三大节最为隆重，即冬至（农历十一月）、元旦（农历正月初一），和寒食节（冬至后105天）。

在这三大节日里，全民放假或者半放假（服务型场所营业），燃烟花爆竹，男女老少争饮各种节日美酒，郊游，送贺年卡等等，甚至官方还会放出“免除官方和民间三天房租”的政策，和今天极其相似。

当时中原地区以及北方，对寒食节非常重视。寒食节一过至少是三天，个别地方如太原甚至要过一个月。在过节之前，北方人民们会准备糜粉团、枣糕等耐保存的食物，然后在过节期间不开厨火，携家出游，祭拜祖先。

但是在其他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西安人田况晚年在成都担任地方官，他作诗写当地寒食节和清明节的情景“歌声留客醉，花意尽春红。游人一何乐，归驭莫匆匆”，在这里我们看到，和北方过寒食节看重祭祀不同，蜀地人已经完全把寒食清明过成了娱乐性节日。

当时的四川人，就是有名的爱“耍”。在民风俭朴的北方看来，四川人娱乐无节制。在上元灯节、乾元节、端午节、乞巧节、中元节、冬至等节日，爱耍的成都人都过得和北方不一样。

成都人喜欢趁这些节日的机会出游，游江、游山、游寺、游园等等。可以说把短途旅游休闲发挥到了极致。

在宋代的道德君子来看，四川人过节也太不严肃了，有“弱化传统节日的文化与精神内涵”的嫌疑。

其实江南也一样。南宋时期，范成大写《寒食郊行书事》，在诗中，杭州的寒食节具有浓厚的喜剧色彩，女儿浓妆艳抹，老翁烂醉如泥，鹭鸟也来凑热闹，在这有着垂扬竹丛、风景优美的野店、荒祠，自然就顾不上祭祀了。

至于节日的商业化，在宋代也不稀奇。

宋代人每逢节日都要喝酒。元旦要喝屠苏酒、椒柏酒，春、 秋二社要喝社酒，端午节时喝菖蒲酒,重阳节喝菊花酒……而且还是男女老少一起喝。富人饮酒还正常，而穷人哪怕当了衣服也要喝，这个有点离谱了。苏轼在其诗《上元侍饮楼上三首呈同列》中讲到，当时的农人们为了元夕灯会时能喝到酒，甚至不惜牺牲春耕，卖掉了取暖烧饭的柴薪。

考虑到在宋代，酿酒和卖酒都高度集中在少数有官方认证的大商家手中，我们可以猜测，宋代节日的这种“无论如何都要喝酒”的习俗，恐怕与当时的商家和官府刻意推动有关系。

在南宋，官方酿酒厂每年两次开煮新酒，都会举行隆重的开煮仪式。期间会集合乐队、酒匠、艺人，以及乐妓进行盛装巡游。沿途劝酒，或送点心，游人随处品尝，这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产品宣传促销活动了。

另外，当时流行一种类似于今天买盲盒的亦商亦赌的“关扑”。参与者输则付钱，赢则得到免费商品。在北宋，关扑平日里是犯法，但在三大节时却是全民放开的。因此宋人诗词中常常有讲农夫输光后懊悔回家的情节。

总之，过节对宋人来说就是百无禁忌、放浪形骸。在民间贫民得以一醉忘怀的同时，商家也赚得盆满钵满。

很多传统节日起源于农业社会早期，那时的社会简单、淳朴，所以传统节日的精神和宗教内涵会比较突出。但到了宋代这样商业发达、城市文明发达的时代、传统节日就自然变成了更商业化、更娱乐化的存在。

这大概是时代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