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3年10月22日的料罗湾之战，是典型的明末式海上冲突。依靠明朝当局支持的郑芝龙海盗集团，以体量优势袭击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也顺便打击了本土竞争对手。但无论注水的战绩如何吹捧，双方的技术差距都难以在短期内被磨平。甚至冲突本身都没有影响各自的战略发展路径，并为后来的结局而埋下坚实伏笔。


郑芝龙崛起 既有个人奋斗也有时代的进程因素

郑芝龙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矛盾，集中爆发于1628年之后。此前的双方虽有过交集，但从未将对方视为自己的主要对手。因为无论是以日本平户或福建海岛为基地的前者，还是刚刚在台湾落户不久的后者，都需要应付明朝重新开启的严厉海禁政策。隆庆开关的谢幕与西班牙美洲白银的减产，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福建沿海局势。虽然当局从未能组织海商走私团体的兴盛，却也懂得拉帮结派的借力打力。至于荷兰方面的自有贸易需求，则始终因澳门的存在而不被帝国所重视。


郑芝龙的荷兰对手 普特曼斯

相比之下，郑芝龙的基本盘甚至还不如远道而来的东印度公司。因此选择主动投靠官府，摇身一变成为福建地方当局的海军司令兼最大买办。屡遭拒绝的荷兰司令普特曼斯，也将尼德兰本土的运作机制搬到远东。希望联合那些没有官府背景的本土走私船队，形成一个在台湾海峡两岸活动的超级行业协会。最终目的，还是盘活原及印度和日本的漫长贸易体系。当然，有官府撑腰还富有此类经验的郑芝龙，就成为重要的公关目标。但当双方在1630年达成协议后，地位不高的前者还是无法推动自由贸易的正常进行，从而彻底引发了彼此间的矛盾。


郑芝龙的厦门与料罗湾所在的金门 几乎近在咫尺

1633年7月7日，几艘东印度公司商船突袭了郑氏的主要基地--厦门。这座小岛因当年的隆庆开关而逐步发达起来，并成为郑芝龙打造私家班底的有利场所。由于年轻时曾长期混迹澳门，郑氏集团的创始人非常清楚，西方技术在海战领域的巨大优势。他甚至还有一名葡萄牙籍女婿，以及从澳门黑人中招募的火枪手卫队。


郑芝龙曾尝试以土法复刻西式战机

只是海军技术的复杂程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磨平。因此，当荷兰人目睹2艘能装载36门火炮的大船时，也并没有因恐惧而暂停行动。因为古老的南印度风格海船，在内部需要布置大量的多余支撑结构，从而不利于部署大型火炮。所以，这些被称为明朝历史上最强的战舰，实际上仅能配备杀伤人员的小型弗朗机。当然，在她们彻底完工之前，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已提前杀到。由于守军很快放弃抵抗，荷兰人也为节省弹药而选择纵火解决问题。最后以阵亡1人的代价，摧毁了郑芝龙的大部分舰船。


除了少量盖伦战舰 大部分荷兰船只都体量较小

此后，活跃在沿海的刘香和李国柱船队都倒向了东印度公司。尽管普特曼斯在福萨摩据点的人员非常有限，却通过吸纳这些土木海商而迅速扩增到41艘各类船只。慕名而来的投靠者，几乎是络绎不绝。但郑芝龙还是很快向福建官方求助，并利用帝国的资源迅速重建了作战力量。在通过虚假的承诺稳住荷兰人后，着手准备一次釜底抽薪式的绝地大反击。


东印度公司的福萨摩基地 始终规模不大

鉴于郑芝龙的态度软化，普特曼斯开始组建该年度的贸易船队。将数艘从印度的坎诺拉尔等地赶来的商船集中，准备汇合来在台湾的船队，结伴去往日本平户。由于东印度公司需要节约人力成本，全部商船都是吨位很小的快艇。只能选择较为安全的福建沿海作为北上通道，顺便招揽本地盟友也将需要贩售的货物装船。当所有8艘船在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停泊后，包括刘香等头目的50艘中国式帆船也开始向这里集中。早有准备的郑芝龙也展开了自己的复仇计划。


郑芝龙非常清楚东西方海军实力差距

由于背靠明朝当局的支持，所以郑芝龙在3个月时间内就将船只数量扩充到可怕的150艘规模。但除了私人班底和福建水师凑出的50艘有战斗力外，其余添头大都将被作为火船使用。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战力难以奈何东印度公司与其他阵容完好的本地竞争者，所以只能以突袭+欺骗的方式争取速胜。为了迷惑荷兰对手，他甚至下令在火船上安放大竹筒，冒充是装有火炮的新船。


东印度公司船队 往往以小船和本土盟友为主

当料罗湾之战正式开打时，普特曼斯与刘香的船队都处于原地停泊状态。他们不仅没有觉得威胁将至，甚至觉得郑芝龙会遵守此前的口头承诺。所以大部分人都对慢慢靠近的船只缺乏警觉，只有发现对方朝自己猛冲而没有减速的意思，才觉得情况有所异样。但当郑芝龙的部下点燃火船，这58艘大小商船还没有来得及起锚撤离。随即，大量船只因火攻而被点着，紧随其后的真正战舰也对重点目标展开围攻。其中的斯路特迪克号遭4艘福船的居高临下围攻，在打退2次跳帮冲击后才因船员数量太少而被俘虏。


郑芝龙的重建部队 也不再不靠仿西式帆船

此后，整个战场都陷入了混乱。无论荷兰人还是他们的福建盟友，都在惊慌失措走斩断锚绳起航。由于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较小且风帆系统优秀，能够以较快的反应速度开始脱离攻击。但大量的中国式帆船却需要很长时间展开帆布，基本上错过了最后的跑路机会。郑芝龙的部队也将攻击重点放在本土竞争者身上，让荷兰人有更多机会脱离接触。最后除1艘被焚毁、另1艘被俘外，其余6艘快艇都成功脱险，只是因为混乱而彼此分散。


荷兰人的损失 主要来自本地同盟

普特曼斯带着其中的4艘向南逃至暹罗，在那里完成了贸易任务。较慢的2艘则在郑氏舰船的围堵中靠速度和机动性胜出，随着强风一路漂到了占城海岸。至于刘香的海盗船队，则基本被重创消灭。郑芝龙麾下也有3艘战船被击沉，大部分火船也在冲突中燃烧殆尽。


料罗湾同时奠定了郑芝龙的对内对外地位

通过料罗湾海战的复仇，郑芝龙在福建官场的地位日益稳固。很多不明所以的后世看客，也将其视为明末海军水平提升的一大例证。然而，只要稍稍了解战役的全过程，就知道明郑方面的损失并不轻微。其所有手法也与一百多年前对葡萄牙小船时的思维五异。除了少量器物层面的修修补补，几乎不存在什么长进可言。郑芝龙此后也没能继续走复刻西方战舰路线，甚至对官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他日的北上谈判被扣，不过是顺着料罗湾胜利的发展轨迹在不断演进。


对外贸易才是郑成功日后作战的本钱

更让许多莫名亢奋的后人不会料到，郑芝龙在料罗湾的战斗结束后，迅速与东印度公司重新建立合作关系。通过重新将荷兰人吸引回来的政策，恢复了台湾海峡两头多地的海洋经济。以至于当死里逃生的刘香企图再次与荷兰结盟，甚至遭到后者的当面拒绝。仅从这点来看，郑芝龙对局势的掌握理解，就远胜后世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自我煽动家。

荷兰人从印度、巴达维亚和日本运来的商品与白银，更是成为郑氏后来长期抗清的物产基础。但逐渐缩水的收入，也让巴达维亚当局不断缩减福萨摩驻军。这就为后来郑成功的泰山压顶式胜利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