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战略实践

1. 确立改革开放路线

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十年文革动乱的中国，百废待兴，处于被开除球籍的边缘，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出来主持工作。面对千头万绪的复杂局面，邓小平做出了三个重大的战略判断，并一举扭转了局势。

第一个判断，也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解决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两个凡是”丢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对实事求是的阐述，和一抓到底、抓住不放的决心，都体现了极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战略远见，事实证明，抓住了思想问题，就抓住了拨乱反正的关键。

邓小平的第二个重要判断，就是对国际大局的预见。他敏锐地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重要判断，并果断调整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的重大决策，推进百万大裁军，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国内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判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直接涉及人类生存和世界命运。

从中国来看，它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传统观点，为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中冷静沉着、抓住机遇、发展自己，提供了明确指针。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国开始加大了对外交往的力度，高层领导人频频出访，与世界逐渐拉近距离。正如邓小平自己后来所说：“1978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

从世界来看，它揭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最主要的特征，抓住了观察和解决各种问题的要害，为人们解决根本问题和主要任务提供了一把钥匙。今天，邓小平的这一重大判断经受住历史与时间的考验，不仅成为全党共识，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

邓小平的第三个重要判断，是科学地判断国内大局（实现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和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已经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提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命题，果断作出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实现了伟大历史性转折，并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提出建设特区。

关于特区建设，邓小平最开始是这么说的，“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简单的话，几乎凝缩了改革开放的所有智慧。

在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面对已经形成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突破口是什么？当时没有长期性的顶层设计，更没有一张画到底的蓝图，具体的改革措施谁也不清楚，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邓小平这样一生戎马、“三落三起”的老一辈革命家，用“杀出一条血路来”比喻建立经济特区，其阻力、困难、风险可想而知。细品邓小平的这几句话，我们方能理解他为何把福建、广东选为开放的前沿阵地。

其一，闽粤毗邻港澳台地区，有借助外部动力的可能性。

其二，正是因为闽粤位于两种政治体制的交汇处，中央意识到改革势在必行。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闽粤位于边缘地带，远离中央。当时国家的发展战略主要投入在“三线（内地）建设”上，基本放弃了沿海经济发展，大型的项目几乎都没有在广东落户，即使经济特区的探索出师不利也无碍大局。

在邓小平的默许之下，经济特区本质上是一场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探索，一场以“对外开放”来推动“对内改革”的微创手术，一场收益最大化、代价最小化的高明实践。

一切被视为洪水猛兽的改革措施，在经济特区里都被默许先行先试，执政者秉承最大限度的宽容——“先看看再说”。一旦尝试成功，其经验便可以有条不紊地向全国推广；一旦失败，则吸取教训，另谋新路，把损失控制于福建、广东一隅。

以小搏大，以开放促改革，这是广东在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所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读懂这一点，方能读懂改革开放。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诸多成就，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越来越热烈，虽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是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最具有代表性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一条重要的改革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在邓小平所提倡的“试一试，看一看”的原则下进行的，这也决定了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试验田，即小范围内的试点开始的。

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他从来只做方向性的设计，改革不同于修桥盖楼，没有事前设计好的图纸，必须“走一步看一步”和“摸着石头过河”。只要大目标不变，长计划短安排，在实践当中随时调整修正，大方向就不会出问题。

所以与其说小平是“总设计师”，我更愿意称呼他为“总舵手”，实事求是，把握方向，随时调整。

近年来有人批评“摸着石头过河”，认为其没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设计，走到哪里算哪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戈尔巴乔夫设计的一整套理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完备至极，被中国的个别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甚至用来攻击邓小平的“土鳖”法子，结果如今的苏联已经灰飞烟灭，而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崛起，历史永远是最好的裁判。

2. 面对危机时的战略定力

在唯物主义史观中，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关键时刻，领导人钢铁一样的意志才是中流砥柱。这点在邓小平身上体现得极为明显。

改革开放之初，大家还都处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共识蜜月期，绝大多数都在享受着改革的红利。1984年国庆节游行，北大学子自发拉开的“小平您好”横幅，标志着邓小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巅峰。

1988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很多人质疑改革开放的正确性，经济上由于双轨制带来的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政府在物价闯关期间又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各种矛盾空前尖锐。

当时33岁的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在全中国进行了一组大跨度、长时间的综合性采访，其间采访了很多封疆大吏、著名学者，也走访了各地资深的记者，收集了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后写了一份内参，叫《中国走势采访录》，主要讲的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沿海与内陆的冲突、开放和改革的失衡。这份内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也因此被请到中南海进行汇报，在汇报中我痛陈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到一年，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

一个月以后，小平终于走出来了，发表了一次讲话，这次讲话给了所有人一颗定心丸，一下子稳定了军心、党心和民心。

他在讲话中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

在讲话中，邓小平还向全世界宣布了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不动摇，坚持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再清晰不过地回答了中国要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题，这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大气磅礴和镇定自若，真的太了不起了。

中国的很多关键节点上，没有这么一个伟人，真的扛不住。

3. 南巡讲话推动改革开放走上正轨

此后，邓小平也正式宣布退休，八十五岁高龄的他，也该去安享晚年了。但谁都没有想到，他又一次发挥出了人们穷尽想象都想象不出的巨大历史作用。

到了90年代初，极左力量开始抬头。党内总结教训，认为放得太开，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反击的办法就是搞社会主义教育，甚至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一些文革时的东西开始复辟，很多企业选择带上红帽子。

有人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改革开放该收一收了，该抓一抓阶级斗争了”，甚至有人说要取消经济特区。惶惑不安的情绪笼罩在人们心头，整个社会的气氛沉闷压抑。

随后不久，是震惊世界的苏联宣告解体事件。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导致国内的政治局面进一步恶化，停止改革开放，关起门来稳定意识形态的说法甚嚣尘上。很多人也在怀疑红旗还能扛多久，毕竟整个苏联阵营都垮台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决定南巡，决定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阵地去。我有幸陪同时任新华社社长穆青，间接参与了这一场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历史在我们眼前爆炸。






 

 

 

 



 

 

总结

如果说新中国是毛泽东最伟大的作品，那么改革开放就是邓小平最深刻的实践。从战略角度而言，两人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1. 都非常强调实事求是

中国革命成功的伟大胜利，关键在于毛泽东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关键在于坚持了邓小平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

2. 都强调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世间道理千千万万，谁都有自己的道理，谁都觉得自己说得有道理，但在战略家眼中，道理只有两种，大道理和小道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这种纵观全局、善于抓住主要矛盾、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同样也是领导者的必修能力。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伟大的战略家都是抓大放小的高手。特别是当前，在各种深层次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更要高屋建瓴，才能势如破竹。

3. 都讲究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战略具有前瞻性，所谓战略家，往往能比别人先一步看到事物的发展状况，穿透重重阻碍而直达问题的本质。但又不能太超前，我经常和企业家交流时说，太超前会跳楼，太滞后会饿死，怎样拿捏适度超前的尺度，这是衡量一个企业家和政治人物战略素养的关键。

照本宣科，抱残守缺，看起来很稳妥，但这样的组织是走不远的，一定会在时代的冲刷下快速淘汰，所以战略家要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但是这个“度”的把握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决定了项目的成败，在政治家手中，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和十数亿人民的命运转身。

一定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定和实践最适合的战略。尤其要重视因人，因人是战略最核心、最个性、最具变化的模块，是认知和行动的统一，是战略思维、竞争偏好、资源能力最集中的表现。

正是有了因人，战略才得以千变万化，才能更好地反映出战略执行者的智慧，才能融合长期的经验积累与直觉天赋。

相较于因人，因时、因地的维度就“简单”和“客观”多了，尤其是在智能化的时代背景下，对因时、因地的判断和选择我们可以部分交给算法和人工智能，但因人这一维度，或许永远都无法让机器来完成。

时间长河，奔流不息，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伟大革命，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那一段改革开放历史进程，都已经成为历史，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正在迈向新的征程。

德国文学家歌德曾说过：“同时代的伟大人物可比于空中的巨星，当它们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眼便不禁向它们瞻望。如果我们有幸能分享这种完美的品质，我们便感到鼓舞和受到陶冶。”

当伟人逐渐远去，把时代与世界交到我们手上，像天空把夜晚留给星河，我们所要做的不仅是缅怀，更是深入的学习和继承，以期待承担时代所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在建党一百周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深入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战略思维的价值也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