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特朗普参选开始就一直存在的所谓“基辛格三角”将被重新逆转，也即所谓美国将“联俄制华”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这是有一系列原因的。

首先，普京远不是特朗普能随意摆布的棋子。中美俄关系的变化，首先与普京内政外交的转型有着密切关系。而在俄罗斯所发生的这一深刻转型，并不容许做出重新向美国一边倒的选择。

普京是以自由派身份进入政坛的。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俄不同程度上强调学习西方、合作西方。但是，像普京那样亲身经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艰难转型，又亲自深入考察比较中俄发展模式的大国政治家的确不可多得。普京在2000年执政后，在不放弃与西方合作前提下， “转向东方”，这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完全可以理解的过程。

普京执政后的2001—2002年，曾多次试探能否有条件地加入北约，无果。相反，北约、欧盟此后接连大规模东扩。普京多次说过，2002年美国单边退出《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这是21世纪后美俄关系恶化的源头。2003 年普京开始加强联邦中央权力，抓捕了掌控国家能源命脉，而又准备在政治上施展身手的最大私营企业家霍多尔科夫斯基。这被西方视为对自由化、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倒退。此后，除了高级幕僚苏尔科夫所提出的“主权民主论”（普京本人对此有所保留），普京并没有站在自主性立场上作过多的辩解。在此过程中，出现了2003—2005年俄罗斯周边地区的一系列“颜色革命”。

2008年春，美国企图将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拉入北约，此乃格鲁吉亚战争爆发的深层原因。从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发生至今，乌克兰加入欧盟或北约的要求，一直是悬在俄罗斯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早先，欧美还用对付伊朗作为部署反导系统的掩饰；晚近美国对于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反导部署，则几乎不加掩饰、毫不含糊地坚决加以推进。2018年底，特朗普公开表示准备退出《中导条约》。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访俄时，称此举不是针对俄罗斯，而是针对中国。但更多分析表明，美国还是更多地希望通过在俄罗斯周边部署中短程导弹，特别用于防卫“新欧洲”国家，以应对俄罗斯的强有力威慑。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普京发表公开而尖锐地批评西方讲话10多年之后，俄罗斯专家们告诉我：“看来，还是普京的警告富有远见。”

总之，意识形态转换后的俄罗斯，并没能避免来自西方地缘政治的无情挤压。正因此，普京在2017年瓦尔代论坛讲演中曾这样坦率地表示： “我们对西方最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太相信美国；而美国的错误是把这视为弱点并滥用信任。”

其次，普京基于亲身体验形成难以撼动的对中俄关系的深刻认知。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在20世纪末以来的发展并非偶然。其中包括了普京本人对于中俄关系的深入观察与考量。1989年中苏关系恢复，首先来自双方对冷战期间交恶的历史所进行的相当深刻的反思。睦邻友好、合作发展、确保安全的愿望，促成了90年代中期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当时双方确认互不对抗，互不以意识形态立场处理双边关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了40年的协商，中俄在21世纪初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使两国从此能专心于国内建设。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为中俄在周边地区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当时参加过不少国际会议，西方专家对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都还曾给予相当不错的正面评价。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普京本人在中俄关系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有幸多次参与普京总统亲自发起组织的瓦尔代论坛，听到他本人对于发展中俄关系的看法。2006年笔者第一次在瓦尔代论坛见到普京时，询问他对于上海合作组织前景的看法，普京却故意稍稍离开这个话题，大谈他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他说：“我要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90年代在我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时，我分管外经贸。当时我每两年一次访问姐妹城市——上海。每隔两年，我乘坐飞机在上海降落时，总要为这个城市在两年中所发生的惊人变化而感到震撼。当时的世界上，有哪个城市能有这样高速的发展。”这大概是普京第一次公开透露他对中国发展的个人印象。然后，普京提到中俄已经彻底地解决相互间的领土边界问题，他说：“既然连这样的问题我们都能够解决，那么，我们还有什么问题不能够解决和面对呢？”

在次年的瓦尔代论坛上，当日本专家跨田茂树向普京询问他对正在出现转机的日俄关系的看法。普京回答道：“让我们回想一下著名的1956年的宣言吧。这可不是我们俄罗斯，而是苏联签署的《日苏联合宣言》，那时商定了一些原则，在这些原则基础上可以签订和平条约。……我们对此十分珍视，不过正像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我们更想扫除所有的障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我们不想争论。双方总是各执一词，永远不会有结果。”

根据笔者的记录，就在这段表达之后，还有一段没有被载入正式会议文本的普京发言。他说道：“请看看我们与中国伙伴之间是怎么处理领土问题的。我们整整谈了四十年。最后，我们彻底地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领土边界问题。为什么我们与日本朋友就不能达成这样的协议呢？”普京多次说过，正是因为中俄两国彻底地解决了相互间的领土边界问题，才可以放手专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根据多年来在瓦尔代论坛所获的一个深刻印象，笔者认为，普京高度重视解决双边领土边界问题的这一前提，对于之后整个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换言之，普京本人对于中俄关系的理解，是来自他所亲身经历的一个又一个重大问题的妥善解决所提供的两国关系的广阔前景。这样的认知和信念不是任何挑拨离间所能轻易动摇的。

第三，中美俄关系格局是世纪之交以来国际进程所客观铸就，难以轻易逆转。如果回顾一下，世纪之交以来中美俄三方格局的形成和演进，可以发现，这是在一次又一次共同经历的危机之中，形成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自身的禀赋；也是通过一次又一次联合反霸的行动，形成了中俄对于美国的相互接近的认知和立场。

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危机，对俄罗斯来说，是美俄关系从冷战终结和解后急转直下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刻骨铭心。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有在这场危机期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导弹轰炸的切肤之痛。同期相似的压力拉近了中俄的距离。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俄联手反对美国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以单边主义发动伊拉克战争。同一年，曾经将冷战结束视为“历史的终结”的美国学者福山，也认识到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艰难，于2003年提出了加强国家建构是保证成功转型的关键的重要观点。事实上，福山的观点只不过是印证了当时正同步推进的中俄加强国家建构的实践而已。


2008年8月9日，格鲁吉亚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在格鲁吉亚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附近的哥里市，一些格鲁吉亚士兵从一座遭袭击起火的楼房旁边跑过。图自新华社/路透

2008年8月8日晚，一方面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撼了世界舆论。而恰恰在同一天当晚，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连美国大使的劝阻都不听，首先向境内俄罗斯军事基地发动进攻，导致格鲁吉亚危机的爆发。虽然，这两件事毫不相干，但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罗伯特·卡根当即就发表了一篇评论，称这两件事的同时发生，表明“中俄威权主义轴心已经形成”。中俄两国当时同时承受的这一贬斥，只不过是而后更疯狂的抹黑中俄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而已。2014年以后，本身毫不相干的乌克兰事件与南海冲突这两件事，被美国高官描绘成中俄的“联手行动”，一直到2017年底，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报告把中俄同时列为美国的“对手”。相当程度上，正是在美国一再打压、又是在美国人为将中俄同时列为“对手”的推动之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才一步一步自然而然地发展而形成。

综上所言，世纪之交以来中美俄三方关系现有格局，不光来自国际实践中的一个个重要事件的自然积累，来自像普京这样的政治家的深入体察与考量，而且，也来自像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老一辈战略家有关避免冲突、加强合作的告诫。因此，当笔者在2016年瓦尔代论坛上向普京问道，什么才是他所期待的中美俄三方关系时，普京答道：“中美俄三方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的相互关系。”普京的阐述，应该是“基辛格三角”还难以被逆转的一个理性务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