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文革——续文革的经济基础（24）
              “文革”是对儒学（孔孟之道）的批判（之三）
                  ——孔孟之道是违背教员“改开”中心思想的肿瘤
前言——说两句：此篇稿子的写作过程，是我写这个系列文稿从未有过的艰难。几经易稿，甚至推到重来，今天终于可以给读者一个交代了。
  从1921年至1949年，教员领导着同仁们齐心协力地用了28年“创战艰难百战多”，让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从1949年至1959年，这十年，在中国和世界发展历史中，那也仅仅只是一瞬间。这短短的10年中（邓小平阶级不否认，即衷心承认“二十八年”的丰功伟绩），中国在教员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邓小平阶级（刘少奇）要刻意抹杀的伟大成就。
  1949年10月1日，教员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一系列重大斗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1958年，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无比的革命热情和创造力，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十年中，教员完成了三件大事，第一，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第二，是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原始基础，即资金的原始积累；第三，树立了“三面红旗”，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员所干的改天换地的伟大创举，但凡明眼人在自然界都是可以看得见的，恢弘，史无前例的亿万人民被共产党组织起来了，组织起来的他们可以移山填海，改造自然。而“三面红旗”，是关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政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天灾人祸）的主观错误。因此，遭到了不明真相的邓小平阶级有目的的歪评和否定，这对教员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消极的。
  在邓小平阶级眼中，在当时和现在的广大群众眼里，那场教员亲自发动的“文革”，则比“三面红旗”的“错误”更大，以致要彻底否定。而教员却至死都认为，“文革”是他革命一生“生”下的两个思维形式的“孩子”，——一个孩子是赶跑了中国最大的海外资本大买办蒋介石，建立了——当时在政制上是新民主主义国家，还不是命名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一个“双胞胎”的孩子（资本-阳，和资金-阴）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自新中国成立那时起，教员又做了一文（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和一武（“抗美援朝”战争）的两件大事，中华文化的内涵，在教员的能扭转乾坤的作用下，发生了质的变化。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改造后，两千多年来，孔孟之道作为各朝代官方正统的圭臬，在没有外来文化的竞争情况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集权与专制和欧洲资本化的贵族与皇族的分权——进而演化为“君权神授”（后改变为“君权民授”）——相比，生产力由于没有科学的加持，社会发展变得越来越“落后”，以至于到了“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请看【注释】）的境地。
  教员的出现，改变了中华文化的圭臬性质，使中国人从主权上站立起来了，继续到从中华文化上也要站立起来了——虽然这条路较为漫长，但教员已经吹响了复兴中华文化的号角了。
  5千多年中华文化所以没有中断，与老庄无为而为学说、墨子兼爱非攻哲学和孔孟之道的人文伦理是维系社会平稳地发展解析资本主义的模型（有机的，和大循环、微循环）的“常青树”大有关联。
  而发动“文革”，教员这个工作是在“本然”中进行的。
  自教员发起“文革”起那一瞬间，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的前所未有的分水岭。经过了中国的国内解放战争的抗争与“抗美援朝”的国际战争的洗礼，教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有着500多年血腥历史的“资本”是一个什么东西了。
  从葡萄牙为了绕开奥斯曼帝国对其贸易（价值）的控制，第一个将航海的掠夺战争（如抢夺香料、白银和黄金）当作某类科学去信仰，到荷兰民间发扬光大金融资本(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和有限责任公司等元素)，这样，战争和资本就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将东方的中华文化和西方的圣经文化联系和区分开来，即，当中国仍然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集权专制社会的发展局限之中沾沾自喜时，被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世界最高的水塔）、昆仑山脉和塔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所隔绝的先进的欧洲，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了，而中国，仍然在封建社会中求稳定和求发展。
  这种沾沾自喜是一种对自己文化——孔孟之道的自信，因为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统一的国土已经相当于欧洲的面积了。
  教员认为，为了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必须对哲学理性——“时空价爱”——中的“人性”有深刻认识。这个核心问题，中国的“诸子百家”也卷入了善与恶争执的漩涡中，如孔子的学生孟子和荀子各以“性本善”和“性本恶”为自己的性的本质作出人性本质的定论。
  只有解决了“人性”问题，教员认为，就可以辩证地解析资本主义的模型了。
  马克思认为，人性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无先天的善恶；他进一步地认为人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尤其是阶级地位的反映。阶级的存在是必然的，有阶级必有“阶级斗争”。
  而资产阶级的理论学者则站在私有制的立场上坚称：人性本恶。以此为目的，他们“先入为主”地为世界构建了“圣经文化普世价值话语权的物质价值陷阱——普世价值”。这个普世价值，就是私有制下的公民“性本恶”的公民价值。
  无产阶级（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代言人教员认为，由于2千多年来中国的集权与专制（与欧洲各国分权与法制）全部是以孔孟之道为圭臬，为管理王朝的明灯（西方的欧洲有上帝），而对为人民服务之道的老庄和墨子学说给予打压，因此，在人性本质理论上“孔孟之道”与资产阶级人性本恶是高度一致的。
  出于对资本主义的解析，两个文化中的对人性善恶认识的一致性，就是教员要批判的。
  
  教员博览群书，用文化的工具（借用历史哲学）研究资本主义最核心的东西——资本主义的经济哲学是其最坚实的基础。
  海德格尔说的这句话，深得教员的心：“我的‘工作的世界’，严格说来，我自己从不“观察”自然美的风景。只有在黑白（阴阳之间）的“本然”中——当白雪覆盖了一切的色彩，还有什么时刻比此时此景更适合哲学的思考呢？这样的时候，所有的追问必然会变得更加单纯而富有实质性。这样的思想产生的成果只能是原始而犀利的。那种把思想诉诸语言的努力，则像高耸的杉树对抗风暴的场景一样。”
  在教员的思维中，海德格尔的“黑白论”与《道德经》（第28章 常德乃足）“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思知明亮的，却辨守暗晦的“间隙”，甘愿成为天下的范式。） 相一致。在“本然”这个黑白分明的世界中思考问题，是确认资本的基本原则的源泉、确立这个原则的思维场所。这个场所和它的场所中的理性，所有这些“时空价爱”对我们来讲都还裹藏在黑暗的“间隙”中。这种黑暗或许在任何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参与到所有的思想中去。人的思维创造了他们却无法摆脱掉他们，——就像资本是不能被消灭，撒旦不能被消灭一样。
  那时的教员，对他打下中国江山的壮丽的美已经无暇顾及了，他只想在历史哲学的海洋中，在白与黑的广阔和间隙中，像战争时期日以继夜地看地图那样，思维着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如何建立起从无到有的自己的（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型（毛氏经济文化模型），这种模型是“本然”中比资本主义模型更加美的美，因为她是属于人民的，因此她也有与资本主义模型一样的大循环与微循环机能，是有机的模型。
  在教员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模型，如果中国想超越（这个“超越”是中国的“道”赋予教员的历史使命，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只有一件文化的武器，——而不是战争的优胜劣汰，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是可以在教员思想的治下和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这个握在教员手中的文化武器就是“老庄女性无为之道”和“墨子兼爱非攻之道”二者合起来可称之为“为人民服务之道”。教员认为，“孔孟克己复礼之道”所以被高高在上的西方人所接受（海外几乎没有以老庄和墨子命名的文化机构，全是以孔子命名的引进中国文化的机构），不是因为它多么仁义道德，让人高尚，而是，孔孟之道是为少数人服务的伦理“哲学”。说白了，孔孟之道的儒学在争取资本与资金的国际话语权方面是毫无竞争和抵抗能力的，因为儒学的核心是“克己复礼”。面对着资本的和平文化经济进攻，站在“圣经文化普世价值话语权的物质价值陷阱”里的儒家文化，无需抵抗，先从内部瓦解教员的阵营，再与资本“同流合污”，让新中国从社会主义再回头走资本主义经济道路。
  为什么能“孔孟之道”能瓦解教员的阵营？
  在教员“阵营”里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三面红旗”这个“间隙”为标志，分成了阴（毛周派）阳（刘邓林派）二派。教员树立“三面红旗”前，站在教员身边的阴派的人数空前的多；树立“三面红旗”后，直至“文革”后，站在教员一边的支持者-中国党中央的领导人（拥戴教员的人民仍然占据绝大多数）就越来越少了。以致教员的晚年，神在民间，虽然像太阳一样普照大地；而教员本人却无比孤独，除了周恩来等寥寥数人（江青则是教员的一枚棋子）能理解他，谁又知道他的内心世界？
  为什么教员晚年无比孤独？
  教员可以用“老庄女性无为之道”和“墨子兼爱非攻之道”二道战胜强敌蒋介石和侵略者，即用他们听得懂的文化与他们对话，用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可是“二道”能在“和平演变”时期能不通过战争而是通过“运动”赢得经济建设的原始资金吗？这是教员孤独的核心。
  教员有信心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指引下获得经济建设的原始资金。但是，刘邓等邓小平阶级就完全没有。
  我们可以看看当时（1958年）给“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拟定的基本内容：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轻工业和农业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教员在1958年，就预计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实现的必要性了。
  “文革”就是必须批判“圣经文化普世价值话语权的物质价值陷阱”里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
  教员认为，中国所以没有实现现代科学的兴起，与作为发展经济、保家卫国的文化重器——孔孟之道——大有负面作用的关联。直到1840年，以孔孟之道治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
未完待续：
请看下一节：重新认识文革(16)——“文革”是对儒学（孔孟之道）的批判（之四）
  【注释】
  “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这是当年清朝被打以后不得不接受的西方文化的重要内涵，特别是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媒体普遍地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主流话语权所定义的“闭关锁国，落后挨打”。
  站在资本全球化的视角来看，那时的中国绝没有“闭关锁国”，清朝在与英国的国际贸易中，是大大盈余的贸易往来，怎么可能会闭关锁国？而是当时在英国的犹太人为了弥补英国和中国巨大的国际贸易逆差，对中国的实行国家犯罪，——走私鸦片，通过对中国犯罪的毒品贸易所获得的暴利，平衡其巨额的贸易逆差。就如同现在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对美图的贸易顺差，也实行了“闭关锁国”一样，只是美国不敢用倾销毒品来抑制贸易逆差，而是用高额关税。这种关税政策，主要受害者是中底层的广大消费者，而非少数的统治阶层。
  因此，“闭关锁国，落后挨打。”这八个字，前四个字是不真实的。如果当时中国有坚船利炮，我们怎么会被打？再，到了教员时代，我们也不想“闭关锁国”，反而背后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残酷的封锁和制裁。

贴主:沙河粉于2025_04_19 18:36:04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