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日据时代伤害了部分人民的感情，毛时代玷污了部分人民的良善。它们仅仅是种部分人对部分历史的情感创伤而已，但也因此造成了当下中华民族意识形态上最大的分裂。
我想先肯定这两个时期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所领导的时期造成了多大的创伤，那个时期也完成了与之匹配的建树。荣辱成败具体由哪个人来承担，这里就不再聊了。相比较后来的一些领导人短命的时期，我认为有这种实质性影响的时期对整个中华民族更重要。
这两个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
这里说的日据时代是指从大清割让台湾给日本后，到民国政府接管台湾前，三朝天皇，前后大概六十年。毛时代从新中国建国到毛去世，前后将近三十年。一个领导人平均执政十几年到几十年，不算短了。从维持政权的稳定来讲，他们都很成功。
作为一个初次接管一片土地的统治者，在并没有什么资源补给的情况下，杀一批人，救一批人，是切实可行的开荒办法。日据政府杀了反抗者，毛政府杀了地主阶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杀戮并未对中国造成伤筋动骨般的破坏。在两个时代结束前后，反抗者和资产阶级又出现了。毕竟，它们是人性的具象化，没有人可以改造人性。
但这两个时代也有着巨大的差别：
那个时代的一大世界性诟病是“二等公民”。相比较这前后的民国时代，日据时代和毛时代的这种诟病尤其严重，但对待二等公民的办法有巨大差别。
日据时代，甚至包括后来二战时期的侵华日军时代，“文化植入”是对待殖民地二等公民的主要办法。作为从十六世纪末就在对外扩张的国家，日本在学术和政策上有着充足的成果，有《清国征讨方略》等著作。比如我奶奶说她小时候要被迫学一点日语，当然这其中有着那个时代的屈辱，但让小孩子学第二语言，这即使放在当下也是强有力的政府才能推动的事。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侵华战争失败了，伪满洲国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留下的仇恨日后无法抚平。但在台湾，足足五十年的日据时代足以对一代人的文化造成了植入。
毛时代，对待“二等公民”的办法就很粗糙了。当然一方面是共产党从来没有过执政经验，另一方面也是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人性的理解不够。比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指明的方向大多是对阶级敌人的批判。至于如何实施、如何改造，相关政策缺乏足够的科学性。于是出现了批斗大会、关牛棚、剔阴阳头等以羞辱、人身攻击为主的办法，最终造成了社会混乱。其实到了我们这一代，“鸡毛掸子打屁股”的教育办法仍然普遍存在。虽然教育界对于羞辱性教育持否定态度，但中国民间对科学教育的接受度，不比印度、伊朗等第三世界国家强多少，为泄愤而泄愤的行为仍很常见。这些行为，与良善背道而驰。
日据时代几十年后，台湾最终出现了多党制的民主体制。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其政策独裁落后，反对一党独裁的群体于八十年代末促成了民进党的成立。相比较亲中的国民党，民进党更亲日，更获得原住民和本土年轻人的支持。体制上的变革和台湾原住民经历过相对先进的日据时代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文革结束后，基于之前的惨痛教训，改开兴起，中国逐渐进入了邓时代。但由于中国接受了足够殖民的时期不长、地区不多，一党独裁式的体制并没有在八十年代末结束。六四事件后，领导人有了任期制，是一大进步。
盖棺定论：
- 中华民族近代的发展并没有和发达国家有本质区别。只不过是二战结束后，其历史悠久、地大人多。一党独裁的统治者花了好多年内战、摸索，错过了时机，被日本这样的邻国赶超了。后来部分地区的人民已经有了更先进的体制。
- 中华文化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被成功破坏过一丝一毫。或许部分统治者尝试过抹去、批判中华文化，但该传承的，不该传承的，都传承了下来。国内外人民对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 因此，这两个时代对中华民族带来的，不是伤筋动骨式的破坏，也没有脱胎换骨式的成长，而是好比一个霸总对一个女人降维式的救赎，但对另一个女人拔X无情般的玷污。这种区别对待会对当事人造成巨大的情感创伤。爱了的、恨了的，都难以再用理智的态度去审视那段感情了。那脆弱的心，也造就中华民族最害怕的事情——分裂。运气好的是，这是意识形态上的。政权总体上来说还是很稳的。
若你有幸没有经历创伤，或已从创伤中走出，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尝试理解他人的创伤，与理智客观为伴，凝聚成这个时代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