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漫漫长夜中，守住了中华文化？
    ——写给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的一封迟到的感谢信
    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大地上，曾有一段时期，几乎所有古老的、柔软的、温文尔雅的东西，都被视作“封建”“资产阶级”“四旧”。
    那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间。从1966年到1976年，在无数红色标语下，孔子被批判，古琴被砸碎，藏书焚毁，诗词不敢吟诵，古建筑被拆成砖瓦，连父子之间都不敢谈“孝”，师生之间也不敢讲“礼”。
    那十年，中华文化在大陆几近断脉。
    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此时，这条文明的长河，并没有完全干涸。它只是在别的地方，悄悄继续流淌着。

    ✧ 台湾：传承与创新的并行
    1950年代的台湾，尽管面临政治压力，但文化领域却得以保留大量中原文脉。许多传统文化的根基仍然在这里深深扎根。
    中华民国政府将大陆学人、藏书、文物、教育制度一并带去了台湾。
    国学大师如牟宗三、唐君毅、殷海光等在台复讲《大学》《中庸》，创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些活动和教育，帮助保持了许多文化精髓的传承，也注入了更多现代思维的元素。
    简体字在大陆的推广意味着教育普及和文字简化，这有助于广泛传播文化与知识。但在台湾，繁体字得以保存，成为中华文化在语言文字上的“文化名片”。无论是古典文学的研读，还是历史文化的传承，繁体字成为了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独特的印记。
    有些人当时讥笑台湾“顽固保守”，但时至今日才发现，那些被保留下来的东西，是我们后来人重新拾回中华文化时的唯一索引。
    ✧ 香港：自由港中的精神避难所

    香港，在英治之下，是另一个文化“安全屋”。
    1950-70年代，大量大陆知识分子、艺术家、出版人逃至香港，带去了不只是思想，还有书、画、戏、史、宗教、音乐……在那里，他们继续出版《明报》《信报》，开设艺文讲座、出版禁书、创作剧本，办学校，讲中国历史与古典文学。
    查良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是为了保住一个“侠义”的空间，在极权与冷漠之间留一条文化的缝隙。
    胡适的思想从台北到港大；林语堂的幽默在铜锣湾的书店重新印行；连中医，也是在香港得以保留并现代化的。
    《大公报》的老编辑们，在旺角的小茶楼里，还能讲清康熙与顾炎武谁才是“儒者的良知”。
    如果大陆是文化的封闭空间，香港就是文化的侧门和逃生梯。
    ✧ 海外华人：异乡灯火下的微光守望

    与此同时，海外华人——特别是东南亚、美洲的华人社区，也在各自的角落里，为中华文化续命。
    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华文学校仍在教授《唐诗三百首》，农历新年、清明中秋照常过节。
    在美国的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华人移民建起了庙宇，设立中文补习班，传讲儒释道。
    海外出版社偷偷印刷古籍、讲义，再由侨民偷偷带回大陆。
    这些人没有自称“文化英雄”，只是默默相信：“再乱的世道，孩子还是得会认祖归宗。”
    当时的大陆人也许不知，但历史会记得：是这些身处异乡、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悄悄把中国的“根”藏进了下一代的童年。
    🎯 历史的吊诡与和解的可能

    讽刺的是，那些曾被大陆批为“反动”的地方，最终成了文化的避难所；
    而那些当年自诩“代表先进文化”的决策者，反而砸碎了文明的容器。
    但历史不是为了咒骂谁，而是为了明白——文明之所以能延续，靠的不是强权，而是敬畏；不是高音喇叭，而是有人在黑夜里静静点灯。
    今天，越来越多的大陆年轻人，开始重新学繁体字、读古诗词、听昆曲、看金庸小说、看港片、追台湾高校的公开课……
    他们不知道，那些他们喜欢的东西，其实是在一个漫长的黑夜里，被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代我们守着的。
 “中华文化在那十年没有死，是因为它并没有全部留在大陆。”

    在最需要温柔的时候，是他们保存了温柔；
    在最不容怀疑的时候，是他们留下了怀疑；
    在最危险的时候，是他们选择做“那一盏不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