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搞清楚，“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中国古人总结出来的，核心内涵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必须尽力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当然是各方涉事群体中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的没个逑用。比如今天台海之争，算计非洲某部落人士支持台独毫无意义。

古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还存在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相差极大的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所以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原理更适用于一国之内的斗争，或者文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间争斗。我们在讲“得民心者得天下”时也基本指国内，比如1949年前国共双方的内战、1976年四人帮倒台等等，而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更喜欢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在处理今天的国际争端时也是如此。

先进文化打落后文化，显然不适用“得民心者得天下”。 极端例子就是西班牙人征服印第安人，基本是现代人打原始人，怎么看也不像“得民心者得天下”。1840年英国人凭借几艘二流炮舰就可到中国签订城下之盟也是如此。就民族而言，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的差距很大程度就是个眼界问题。先进文化见多识广，打落后文明就像明眼人打瞎子，瞎子人数再多也不顶用。

另外，“得民心者得天下”通常指的是长期趋势，不管是打江山还是坐江山，要考虑政策的连贯性和持续性，不能打个短期支票就了事。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的失败就是如此，“迎闯王，不纳粮”，大家把抢来的粮食吃光了账，散伙，而那些眼光长远的政治家都讲究从长远考虑争取民心。

汉高祖刘邦入关后“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安抚人心并从体制上改革严刑峻法的秦制。他鼓励发展农业，把过去的皇家园林发放给百姓耕种。 “施恩德，赐民爵”。对承担军需供应的民众免除租税，优待军人家属。还改革了秦时的三老制。三老系职务名，近似乡长，但不拿国家工资，只是国家免除他们的徭役。秦时的三老只停留在乡一级，汉朝则扩大到县一级。

刘邦明确规定各乡选举一名年过五十，德高望重的人为三老，再从乡级三老中选一人为县级三老，与县政府官员协商议事。三老必须是地方势力的代表，有一定的文化和政治见解。他们可以向朝廷反映地方官的政绩、左右民间舆论，影响和监督朝廷选拔官员和才学之士，同时在制定地方法规、教化地方风俗等方面也有很大作用。西汉朝廷相当重视三老的意见，在颁布和实施政策法令前，一般会征求三老的意见。这大概就是中共政治协商制度的源头吧，两千年前绝对属于相当先进的存在。

而项羽则迷信暴力，动辄屠城，“为人僄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更糟糕的是巨鹿战役后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万，进入关中后又反刘邦之道而行之，“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后来刘邦轻易夺回关中，与项羽的这些错误政策有极大的关系。而关中的得失，直到唐朝都往往意味着中原逐鹿的成败。

无独有偶，四百年后的曹操之所以没能完成统一，也和他早期推行的残暴政策有关。公元193年曹操征伐徐州陶谦， “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第二年，他又以报父仇的名义再次攻打徐州，“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后来他想第三次进攻徐州时，谋士荀彧就说：“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之前您老杀过头了，这次徐州人民肯定会跟咱们死掐。

徐州最后还是被曹操征服了，但屠杀终究留下了后患。两次屠杀波及到山东一个叫琅琊郡的地方，千古名相诸葛亮的出生地。虽然我们不清楚诸葛亮何时离开琅琊，但他的亲哥哥诸葛瑾却肯定经历过这场祸乱，他对孙权说过：“瑾与殷模等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跑，来自同族的悲惨遭遇肯定会在当时年仅12、13岁的孩子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诸葛亮一生矢志不渝恪守“汉贼不两立”，出师未捷身先死，谱写了千年儒家忠君思想的最后一曲纯情挽歌。

其实曹操在三国时期最会用人。荀彧就说过，曹操的度量“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曹操的德行“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 。他收罗的人才如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董昭、刘晔、钟繇、陈群、杜袭、崔琰、毛玠等等，搁那个朝代都是一等一的存在，数量也超过孙刘两家之和。集如此众多精英而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

民心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只不过不在亚当·斯密关注的经济领域。

历史上也不乏靠投机取巧，不顾民意而获得政权的事例。最有名的故事就是司马懿违背洛水之誓。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洛水之誓，第一次是汉光武帝刘秀面对杀兄仇人朱鲔。当时刘秀已经把朱鲔团团包围在洛阳，他派部下岑彭进城劝降。由于朱鲔是杀害刘秀哥哥的主谋之一，一直和刘秀作对，很害怕投降后不得好死。刘秀说出了一句名言：“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如果投降，我不仅不会杀他，还会保留他的官职和爵位。“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 朱鲔后来在东汉当官封侯，爵位传了好几代。这个故事对刘秀收服地方割据势力起了莫大作用，比如盘踞河西的窦融集团就是举全境投诚，非常少见，也开启了东汉延续近二百年的江山。

司马懿则是另一个版本。魏明帝曹叡死后，年仅8岁的太子曹芳继位，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后两人不和，司马懿老奸巨猾，玩了一系列把戏发动高平陵之变，把曹爽逼入绝境。司马懿派人劝说曹爽，允诺只要他交出兵权，“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曹爽部下桓范等人竭力劝说他，司马懿的话不可信。曹爽忒没出息，认为司马懿只不过想夺自己的权，交出去就得了，“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结果司马懿违背誓言，杀了曹爽全家和他的党羽。

司马懿违背洛水之誓产生了严重后果，因为诚信是儒家理论的基础，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民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无论为人、为家、为国，都要以诚为本，以信为先。从某种意义上说，连忠孝观念都是从诚信衍生出来的。忠意味着臣子要对君主讲信义，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拿了皇帝的钱就不能吃里扒外，而皇帝对臣下也要君无戏言，说过的话就得兑现。治理国家要“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商鞅变法第一件事就是在城门口放根木头，谁搬走谁有赏，老子说话就要算话。哪像今儿个特朗普口无遮拦，三句话两句没准头。

孝的实质是把忠的观念应用于家庭生活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慈，则忠”。交朋友也得考虑“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没有诚信也就没有忠孝可言，国将不国。司马懿把封建伦理的外皮扒了个精光，只留下最赤裸裸的肮脏人性。这套把戏蹦出的黑马名曰礼崩乐坏。

由于老祖宗得国不正，后辈司马炎不敢信任外姓大臣，只好把权力分配给自家兄弟亲属，没想到血亲成员照样在权力面前通不认。西晋统一后短短11年，八王之乱爆发，三国英雄追求的“信义著于四海”没有了，啥家庭、伦理、道德、感情的也不讲了，就一群返祖动物杀杀杀！ 结果是中国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外族入侵，南北大分裂持续近三百年。之后背信弃义、欺君篡位成了历代政治舞台上的保留节目，连辛亥革命的袁世凯都上演了一出欺负孤儿寡母的活剧。

然而通过篡权夺位赢得的政权虽然数不胜数，但除了宋朝，一般都不太稳定，表明背信弃义所失去的人心其实很难弥补。宋朝对公卿士大夫相当宽容，开国皇帝赵匡胤立下的“太祖誓碑”明言“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很可能带有向士族让步的意味。那个时代的黄袍加身绝对想不到“民主”这个词儿，怎么说都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即便时人好像早已习惯。

“自司马氏篡魏以来，人不守信、神不守灵”，迫使皇帝不断扩展手中的权力，压缩臣下的作为空间，到清朝基本形成了皇帝主子化，臣子奴才化的格局，封建集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搞不懂的龚自珍只能“万马齐喑究可哀”了。

然而民心这个玩意儿说不清道不明，并非简单的民意集合。比如现在就台海形势做个调查，如果没有任何，姑且说政治限制或压力吧，反正就是说话不腰疼，老夫相信90%的大陆人会支持统一，而90%的台湾人会支持独立。然而如果统一涉及战争，大陆可能遭到美国暴打，民众的坛坛罐罐会被砸个稀巴烂，支持统一的人数报准大大下降。台湾也一样，如果独立意味着要拿起武器和解放军玩命，会有多少蛙蛙支持独立？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民主灯塔。美国佬日常谈起政府，没几个有逑好感，无政府主义思想非常普遍，特朗普很大程度上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入主白宫。他上任后大砍政府预算、裁减政府机关员工，至今未见强有力的反对浪潮。但若有个军头突然发兵要推翻美国政府，估计全体美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

所以民心实际是民众意愿和切身利益的交集，民众为自己切身利益考虑而表现出来的集体意愿。

南宋灭亡就是例子。南宋在宋理宗时期就呈现出亡国征兆，权臣史弥远当道，他矫诏杀了权相韩侂胄，排斥异己、贪污中饱、加重税金、横征暴敛。朝堂上文武之争，南人和归化北人之争和根深蒂固的党争交织在一起，简直乌七八糟。这一期间南宋的户口数从1223年到1264年减少一半以上。史弥远还签署了南宋史上最屈辱的“嘉定和议”，把金宋叔侄之国改为伯侄之国，岁币由20万增为30万；另加“犒军银”300万两。

所有这些都需要钱，而当时南宋却国库空空，只好大量印造新会子（纸币），嘉定年间发行纸币1亿4千万贯，几年后会子流通量达2亿2千9百多万贯。由于纸币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会子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后贾似道当政，又试图用另一种纸币关子取代会子，不仅没有挽回纸币的信誉，反而增加了纸币在市面的流通量。1234年，每石米价就涨到了60至70贯，3年后几乎翻了3倍，米涨到180贯。每贯钱按理值1000文，到了1240年只值200文一下。南宋大臣李曾伯就说：纸币“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朝廷宝货，自轻太甚”。

要说贾似道确实聪明，他为了提升纸币的币值，想出了公田法。就是用纸币强买大地主的土地。大地主的土地只要超过一定数额，大概50顷吧，多余的土地就必须卖给国家。他还以身作则，把自己的1万亩地也交了出去。用这个办法，朝廷获得了超过350万亩土地，但在具体操作中征购标准逐步下降，连拥有100多亩地的中小地主也不能幸免，加上纸币又不值钱，搞得天怒人怨。而征购来的土地出租给佃户后，由于当官的过度压榨佃农，农民不愿租种公田，租了地的人也纷纷逃跑，大量良田抛荒。南宋湖州官员王炎曾上书：“縁本州旱蝗之后，百姓绝粮”。仅乌程、归安、徳清三县人户要求朝廷发放救济的就有2946人，居民“多掘野葛”，“多买糟粕”，“多籴糠粞”，“湖州虽号出米之地，苗米仅数万石，不及姑苏二十分之一，不及嘉兴十分之一”。另一位官员黄震说：“颇闻湖、秀等田，元租亩收一石者，已十不能五六。” 据史载：“朝廷竭天下之财力以养兵，只为主帅刻剥之资、权门厚积之助，至于今日则军民俱贫，公私交困，黾勉支撑而不可得也”。

实际元军还没打过来，南宋已经难以为继。襄阳惨败后，饿着肚子的南宋军民摄于元军之威，更不可能凝聚民心死掐强敌。这种情况在2000多年后的抗日战争中还曾多次出现，尤其是1944年国民党的豫湘桂大溃败。汤恩伯在河南多年驻军，水旱蝗汤祸祸民众，结果日军打过来后，民众不仅没有表现出抗日爱国的热情，反而起来缴国民党军的枪，据《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记载：“当国军向豫西撤退时，因部分士兵军纪不佳，沿途抢劫，导致豫西饥民围攻，该事件导致超过5万国军被沿路缴械，损失武器辎重无数”。反观当时的中共，在敌后通过组织民众已经坚持了7年之久，根据地从当初的陕甘宁一隅发展到整个华北、连带山东和苏北，触角甚至到达了东北边缘。豫湘桂惨败对国民党影响巨大，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仗对国民党彻底丧失了信心，美国佬也因为桂林机场的丢失而放弃了登陆台湾和中国东南沿海的作战计划。

历史不止一次地证明，腐败的政权不可能凝聚人心，光靠爱国主义不足以抵御外敌。

1949年以前，中共在争取民心方面的确做得可圈可点。因为建国前中共还在不断发展，加入中共的党员干部，不管大小，都能看到巨大的上升空间，所以人人努力。此时中共的政策一旦有错，也会因战争受挫迅速得到纠正。比如解放战争初期，老毛在中原战场提出过雄心勃勃的外线出击计划，结果为前线指挥员如粟裕等修正，改成了内线作战为主，以大踏步的后退换来歼敌多个整编师的重大胜利。但在建国后所有位置都被填满，个人的上升空间严重受阻。要改善这一点必须发展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的上升途径，缓和社会矛盾。可惜毛泽东过渡沉迷于群众运动，幻想通过提高人民思想觉悟和公有制，压制贫富分化去提高人民生活，而这个时候天下太平，党所实施的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又得不到及时矫正，集权倾向越演越烈，从反右到大跃进，从大饥荒到文革，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最终导致天怒人怨。1976年的四人帮倒台，只是毛失去控制以后的民心反应罢了。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是用发展经济的办法为普通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渠道，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富裕程度逐步提高，海外运独轮所仰望的民心基础也逐渐减弱，毕竟人不会留着好日子不过跑去上杆子和石头碰。老夫记得8平方之后三五年还能和周围朋友壮怀激烈，后来再聊这个话题，有兴趣的就越来越少。有一本描写明末清初的小说，名字忘了，说某抗清人士后来绝望地说，之前还可以号召人参加义军，不想官府发布土地法令后，一夜之间人全跑光了。
民心要表现出来才能得天下，政治正确不等于民心！这恐怕才是诸多海外民运人士怀疑“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