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论坛扯文化。刚打完几个左左小混混儿，又冒出个右右老土炮。光帖子题目就能吓死人：【“得民心者得天下”是骗人的弥天谎言！】

可惜老夫不是“厦（吓）大”毕业的。读完全帖，可以轻轻松松扣他一顶以偏概全的帽子，妥妥的。

其实，中国人所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表现的是一种历史大趋势，而不是指政权，尤其是皇朝内部短时期的权斗得失。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太高深的历史知识。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这里的“道”主要指的是统治者实施的政策，要“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意思是国家制定的政策要顺从民意，多推行老百姓喜欢的政策，而不要搞他们不喜欢的政策。唐朝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说得清楚：“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都是指国家政策要从长远考虑，争取老百姓的支持。如果“积其德义”， “功成而德衰”，失去老百姓的支持，最终将无法“克终”，丧失政权。这里明显有为唐朝江山千秋万代考虑的意思。

从这位右右所举的例子看，大致可以分成三类：一、二类属于中国历史，分别是带有宫廷内部斗争性质的玄武门之变、明朝靖难之变等；以及带有民族之争性质的蒙元灭宋、清朝灭亡明朝等。第三类是外国的例子，比如苏联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卡扎菲、萨达姆上台等等。当然，翻晒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并非作者“躺在床上眯着眼四、五个钟头都睡不着”的主原因，“睡不着就胡思乱想”的最后还是要归结到反共原点：“毛泽东得天下根本就不是得了民心！”

坦白说，这厮比前两天否认大饥荒存在的几个左左们稍好些，至少还举出了几个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可惜他自己编的帽子自己戴，“胡思乱想”还真就契合了帖子的水准。只是爽文动动嘴，批驳跑断腿，老夫没那闲工夫查资料逐项反驳这厮的全部论点，就挑几个重要的扯扯。

首先看带有宫廷内部斗争性质的玄武门之变和明朝靖难之变。玄武门之变是唐太宗李世民通过武装政变杀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夺得了政权；靖难之变则是明朝建文帝朱允炆意图削藩，逼反了叔叔朱棣，最后在三年内战中失败下台。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属于皇朝上层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并不太多涉及下层老百姓的利益。玄武门之变是太子李建成集团和以李世民为首军功集团进行的皇位争夺，彼此在唐朝对基层的政策方面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谁提出超越对手，激励下层心甘情愿跟随本集团跑的政策和口号。靖难之役也是如此，虽然建文帝相比朱棣占有封建正统的优势，但当时正处于新朝建立后的上升期，相比元朝末年民不聊生，各种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对立的局面，双方都不可能提出特别激励人心的口号，最终结果就是更多地比较两个集团的军事斗争指导水平。建文帝在这方面实在太面，丢掉宝座怪不了别人。

古人太远，当代太近。近年坊间累累传闻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之间如何宫斗，大家顶多不就拿来当个消遣，谁当回事了？毕竟神仙打架没有影响到基层。

宫斗根本不能拿来说明民心向背！

接着说说蒙元灭宋。

蒙元灭宋是中国历史上汉族政权第一次被北方少数民族彻底灭亡，而且后来元朝统治的主体民族始终没有彻底汉化，不像后来的满清，大多数旗人连满语都不会说了，外加上后来的崖山海战，残宋的十多万民众宁愿跳海也不投降，所以很多人误以为这个事例违反了“得民心得天下”的原理。

狗屁！

那是因为你浅薄，根本没仔细分析过这段历史。南宋灭亡并非偶然，当时其皇权已经有点旁落，内有权臣贾似道专权，外有吕文德军事集团骄横跋扈。二者内外勾结，排挤异己，打击抗元有功的军事将领如向士壁、曹世雄、王坚等人，逼反了后来影响重大的泸州守将刘整。南宋虽然经济发达，但内部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严重，加上对外战争累次失败，长期割地赔款，财政亏空严重，只能依靠发行纸币聚敛民间财富。贾似道为挽救政府财政危机，试图以一种纸币关子代替以前发行的纸币，造成物价失控，金融彻底崩溃。方回在《论贾似道十罪可斩书》中称： “十八界二百不足以贸一草屦。”几百文钱只能买一双草鞋。

这场景在几百年后的老蒋末期有点熟悉哈。

贾似道为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还推行过“公田”法，本来只准备征收大官僚和大地主的超额田地，后来却扩大到中小地主头上，加上在执行过程中乱七八槽，又得罪了大批士族阶层，而小老百姓却没从中得到多少好处。这老兄还把各类官职明码标价、“公平”交易，以致市侩之徒、投机奸猾之辈“争纳贿求美职”。上述腐败的后果就是，当兵的饿着肚子根本不想打仗。襄樊之战后宋军大批倒戈，据统计有名有姓的投降将领就有140多位，居历朝末年之冠。后来追击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残军的，很多就是这些降将。南宋末年的民心？纯属一条又脏又臭的烂抹布。

反观此时的蒙元，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进行了诸多改革。他大力启用汉臣，如董文炳、刘秉忠、张弘范等，推行“汉法”，建立了类似中原王朝的中书省和各级行政机构，并在地方设立行省制度，开中国行政区域省级制度之先河。刘秉忠建议“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他主张改革弊政，劝农桑，兴学校，缓和汉蒙民族矛盾。后来，降将刘整提出了关键的灭宋战略并训练了元朝的水军，史天泽和张弘范两位汉臣直接参加了关键的襄樊决战。 比较过去的蒙古统治者，忽必烈也比较重视农业生产，设立“司农司”、“劝农司”等负责农业管理，编辑《农桑辑要》指导农业生产并对官吏进行考核，通过国家在丰年购买余粮，荒年免费发放救济灾民。在灭宋战争前，忽必烈有计划地在陕西、河南、四川、山东等地大搞军队屯田，国家为招徕的流民提供耕牛、农具、种子等以便其从事耕种，收成的一半留给自己，一半上交给国家。他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通信驿站制度，改善了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信息交流 。 当然也别忘了，忽必烈还制定了为后人诟病的种族歧视政策，把人分为四种：蒙古、色目、汉人、南人。

然而总体来说，这个时候蒙元处于上升期，政治上远比日薄西山的南宋清明，同时经济上也有很大发展。元军之所以敢在襄樊一改过去重野战、轻攻城的战略方针，坚持了长达五年的艰苦围城战，没有坚实的农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单凭忠君爱国不足以承载民心。

明朝则是另一个考察民心潜在作用的好例证。明朝最搞笑的是杀起当官的跟玩儿似的。从开国宰相李善长、胡惟庸起， 历朝的宰相首辅就没几个善终的，如夏言、严嵩、张居正等，不论好坏。权倾一时的大宦官也差不多，如王振、汪直、刘瑾、冯保、魏忠贤等，没一个好下场。正因为高层政治斗争太过严酷，朝堂之上经常演出惨烈的忠奸死掐大戏，像严嵩迫害沈炼、杨继盛；魏忠贤打击东林党人等等。这些斗争往往要等到一方实在闹得天怒人怨，皇帝才出面主持“公道”，罢黜权奸，给冤死者平反昭雪，但人都死了还说个屁。所以给人印象更深的是好人没好报，得势的总是不得人心的奸臣。颇符合那位右右的观点，不得民心者才得天下。

可惜又是以偏概全！原因是他没有看到一个渐变的过程。

由于在专制体制下，老百姓对上层的决策过程不太清楚，这些上层的惨烈争斗往往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比较有限，表面上看不出对王朝的损坏。但这种政治上出尔反尔、不断翻烧饼的做法损害的是朝廷信誉，让人不敢轻易相信皇帝。一旦王朝对局面失去控制，所有矛盾就会突然爆发。1644年3月，李自成打到北京，崇祯在煤山上吊自杀。5月，明朝残余势力在南京拥立弘光小朝廷。

本来这一切很正常，西晋和北宋被外族颠覆后，他们的遗老遗少们都在南方建立了一个新政权，所以人们最初对其给予厚望，以为至少可以为大明朝保住半壁江山。然而这个小朝廷几乎从开始就内斗不断，各方势力都希望自己掌握皇权。1645年3月，驻守荆襄的左良玉借口清君侧，发兵东下，迫使南明王朝调集江北主力拦截，造成江淮千里空营，清军顺利南下的严重后果。4月清军攻破扬州，歼灭了南明唯一可用的主力史可法部，5月弘光小朝廷完蛋，此时距离其建政不过短短一年。在这之后，各地抗清人士不甘认输，又拥立了多个小朝廷，但始终内争不断，谁也不信任谁，直到最后一个永历小朝廷还爆发出孙可望和李定国的争斗闹剧。孙可望投降满清，直接导致尚存一线希望的西南战线土崩瓦解。1662年永历帝被杀，南明历史结束，维持了还不到20年。

纵观整个南明王朝，抗清的民心就从来没有被凝聚起来过，充斥着背信弃义，谁也不相信谁。没有凝聚的民心谈何“得民心”？又谈何民心所向？

反观南宋之初，1127年金军灭亡北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当上宋高宗。1129年金军大举南下，击溃韩世忠、刘光世等宋军主力，赵构君臣仓皇逃跑，自杭州到绍兴，再到定海。金军穷追不舍，迫使赵构等人逃到海上呆了几个月。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南宋也没有出现像南明那样的瓦解局面。其实赵构这个人没啥本事，手上也没有像东晋王导那样能人，完全算不上力挽狂澜的中兴之主，估计连唐肃宗李亨都不如。要说这里面没有潜在的民心向背，你信吗？

至于外国的故事咱就不多说了，估计这位右右只看一些海外的中文反华媒体，对外国的事儿了解不多，至少对新闻缺少分析能力。比如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选举失利，导致苏联国内战争的故事。其实当时苏联国内乱成一锅粥，这样的选举结果有多大意义很难扯清楚。然而我们知道内战爆发后，拥有全新思维的红军远比那些一盘散沙的白俄将军所指挥的军队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否则也不会短短两年就取得了内战的全胜。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引用了当时白军和英国将军对红军的评价。一是高尔察克武装的高级军官日记：“红军的一个巨大优越性在于他们不怕补充老兵。老兵不必再训练，而我们不敢这样干，像见鬼一样害怕，我们被迫征召18、19岁不懂事的娃娃”。另一条是“英国将军霍克斯在给英国政府的信中写道，打垮布尔什维克的百万大军是可能的，但是，当一亿五千万俄国人不要白军而欢迎红军时，则对白军的帮助是徒劳的”。

当时还有另一个证明“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典型事例。内战临近结束，波兰军队入侵乌克兰，结果被红军一路赶回波兰，而在波兰的领土上，红军却被打得几乎全军覆灭，很像足球场上的客场优势。

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学会从其他角度看问题死不了人。

回到右右衷情的反共主题，国共内战。

如果说外国的事儿咱不了解，但在中国发生的这场内战留下的资料却太多了。这里，这位右右和那些否定大饥荒存在的左左嘴脸就差不多了，空喊口号拿不出实据：“当年山人的爷爷说：那时四川根本就没人知道毛泽东是谁”。

尼玛，你爷爷不知道毛泽东是谁很重要吗？白痴同样也可能不知道。还四川人呢，蒋委员长在峨眉山呆了8年，怎么就没给丫爷爷开开窍？太不讲民心了吧。真当四川人都是你爷爷，那般土得掉渣？最起码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重庆、成都这样的都市民众有所耳闻吧？

其实中共1949年的胜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属于典型的“得民心者得天下”。本帖咱也不说国民党经济崩溃啥的了，就说些和军事政治相关的点滴。国民党军史政编译局所撰《国民革命战史·勘乱战史·总检讨》就说“无尽民力被匪利用”。“匪既无可靠之后方，更无空运、船运、铁路等优越之条件，但匪能取给于地方，取给于前线，遂行全面战、全民战，以克制国军之纯军事战”。“共匪能动员全民，一体参战，而我则只能调动军队，从事纯军事战，广大之战地民力，不但不能利用，反至厉为负累”。

有一篇网文《天下无人不通共》，详细记述了中共的情报史，想必大家都熟悉。匪夷所思的是当时国民党的高官或担任核心机构的要员居然有那么多中共间谍，如刘斐、郭汝瑰，沈安娜、阎又文，谢和赓、熊向晖、韩练成、廖运周、张克侠、段伯宇等等。老夫孤陋寡闻，还请高人指点，古今中外哪一个得民心的政治团体中有这许尴尬？难道老蒋都不给手下人发工资吗？二战中的主要交战方，不论盟国的英、美、苏联，还是轴心国的德国和日本，谁能指出他们中的任何一国，其军队和核心部门遭到如此大范围的间谍渗透？亏得还有一位大作家居然把胡宗南和张治中也列为中共间谍，她也不想想，如果这俩都成了中共间谍，不正好说明国民党真的烂透了，完全失去人心了吗？

天下无人不通共，本身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最好注脚。

1949年10月1日的中共开国大典上聚集了当时诸多著名民主人士，包括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黄炎培、沈钧儒、谭平山等。另外还有章伯钧、马叙伦、何香凝、郭沫若、许德珩、沈雁冰、屈武等人也都投靠了中共。深受蒋介石信任的张治中，在最后一次国共和谈结束之后，只因周恩来一句话就决定留在了北平。还有大军阀冯玉祥、蔡廷锴以及北平国民党军最高统帅傅作义等等。可以说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除去国民党的，大多都投靠了中共。

两千年前的楚汉战争，也出现过类似场面，是人都往刘邦那儿跑，除了蠢货。

反共也好，崇毛也好，尊重事实最重要。整天打嘴炮呈口舌之快有啥意思？难道喊两句中共会立马垮台？丫又不是八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