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文革——续文革的经济基础（22）
          “文革”是对儒学（孔孟之道）的批判（之一）
  
  从1921年到1949年，过隙白驹。
  当一面五星红旗在教员的手指按下后在天安门城楼前冉冉升起，他仿佛进入了本然之中。 28年艰苦卓绝的“一将功成万骨枯”，像梦一样，只能回忆和展望。教员看着成千上万的牺牲者，抛弃自己的人生价值，换来了中国5亿多人口的人生价值平等幸福，而他们却甘愿进入冥冥的本然中。
  教员仿佛就站在“本然”中沉思。他预感到，在自然中的形而上学领域，尽管他有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功，dan可是在时光的瞬间流逝中，他的下属会“民主”他的，他因此而被孤立。
  

 教员仿佛就在“本然”中沉思，两眼满是五亿人民的忧患。

看上去，教员和耶稣差不离
  他所以被他的同事孤立，并非毛泽东思想不能战无不胜了，而是他的党内的文化气象改变了，还有他原来在战场上的敌人——这是他一生最主要的“敌人”（资本）——变得“软弱”了。
  新中国建设急需的资本被外溢的同时，海外的资本集团非但不支持新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开始了最严厉的制裁和封锁，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宣布敌对新中国，俗称“红色中国”。
  这是“二战”后首次，各个殖民宗主国对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进行的颜色革命，前无历史，后无将来。
  “资本”将热战的形式转化为冷战。
  教员当时所面临的和平斗争，已经由过去的国内解放战争转化为圣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博弈了。
  以前，外部的敌人是带着枪炮的敌人；而当时，共产党内部的“敌人”，是共产党机体内开始变质的“细胞”，这是教员已经早敏锐地察觉到了。
  被孤立之下，对自己内部的“敌人”，教员用什么文化方式对共产党内部的有病症的机体对症下药？
  1949年-1976年，这段近26年的历程，虽然贵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抗美援朝胜利的统帅，在教员的“功德簿”上，争议颇多，且激烈。最有名的是邓小平阶级给予的论断，教员“三立”（立功、立德和立文）功德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即“七三开”）。“三分错误”的主要争议全都是体现在经济建设上：第一是，工业的“大跃进”和农业的“人民公社”；第二则是“文革”了。
  如果按照邓小平阶级的“七三开”，估计改开派会说，由于教员发动“文革”有着灾难性的后果，将他老人家建立新中国的功德抵消，教员就没有“立功”这一说了，成了被“改开派”们谩骂诅咒的“独裁者”了。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不无与邓小平阶级有着深刻的联系。
  邓小平阶级和“改开派”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二者是"三面红旗"中“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主观意识是正确的，在实践中（这些由教员的同事及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的，与教员无直接关系）却急于求成了，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损失，给计划经济（“五年计划”）交了深刻的经济学费。按照西方的理论，这个“经济学费”就是一场“经济危机”。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给这场“危机”定性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教员被“民主”地做了检讨。
  实事求是地要说明的是，“七分人祸”的结论，是刘少奇带着王光美，亲自在湖南农村进行了为期44天的考察后得出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在欧美的资产阶级（殖民宗主国们）看来，那只不过是清政府腐朽灭亡后，抵御他们继续瓜分中国这个巨大价值市场的政治组织。而各个殖民宗主国的精英们——实际上他们是犹太金融集团的“黑社会”（世界经济不无被这个隐藏在教皇背后的“黑社会”所掌控）——并非如此简单地定义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宗旨是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纳闷简单，特别是教员在中国共产党内如道德神一样的地位和他的战无不胜的功绩——和他们以圣经的惯用说法是——神迹，以及他的堪比圣经出版数量的《毛主席语录》，他们很恐惧地认为，教员就是“共产教”的教主了。可以这么说，他们认为，现代的基督诞生了。
  既然教员是“基督”，教员在殖民宗主国们的眼中，中国共产党就不是一个党派的“组织”起来问题了，那就是有一个如伊斯兰教的诞生，是一个极为严肃的、事关上帝教存亡的问题了。
  与苏维埃政权（以后证明，苏维埃最终被“犹大”们挂上了“十字架”）完全不同的是，教员的思维体系是完全不能被圣经文化所约束的。他的治军与治国的理论，是中国古代“百家”中的哪一家理论？一个不摸枪的教员居然可以徒手打败一个恶贯满盈、有着基督宗教精神的、最大买办背景的大军阀蒋介石。
  人（教员）居然打败了神（神的代理人——各个殖民地宗主国）。教员这个“教主”，如初升的太阳一样，她的光芒温馨地照在“黑社会”们的眼中和身上，她人畜无害地存在着。
  他们不能阻止教员打败“神”，但他定义了虚伪的帝国主义（殖民宗主国同盟）就是圣经里不劳而获的祭师们，他们是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是瓜分世界的军事霸权。
  教员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撕开了打着宗教的幌子，妄图殖民中国的各个殖民宗主国的外衣，使世界人民看到了西方靠战争掠夺的虚伪本质。
  有这样一位如神一样存在的、战无不胜的教员，西方的精英们承认时空的绝对局限和博爱的相对虚空。既然不能让教员（新耶稣）上“十字架”，那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前进的路上挖下既大又深的文化（哲学与科学）的“陷阱”，以此阻挡教员的同事们和人民在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上前进的步伐，甚至妄想让教员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原则，好让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胎死腹中。
  西方精英阶级（美国的军事霸权）分别在朝鲜（南北韩），台湾（台海分裂）和越南（南北越）各挖下“陷阱”，在欧洲，东、西柏林也挖下了“陷阱”。这个“陷阱”，这些“陷阱”的挖设，其战略目的，无一不是为了“资本”（美元）的扩张而为。按照我写的小说《间隙》中的解释，“陷阱”在中美关系的位置是一哲学范畴，——“间隙”。
  “间隙”是地理理念，“陷阱”是意识形态“文明”理念。
  类似此“陷阱”的环境对教员来说并不陌生。原来，他在井冈山闹革命时，就是在“间隙”中生存下来的，只是那时的间隙是国内性质的。
  以上是教员发动“文革”前，远东和欧洲,美国挖“陷阱”的态势。作为新型的美元资本霸权，在海外的“间隙”地儿四个中的三个，是针对中国大陆的！
  还有一件在原西德发生的，中国人还不知道的对“文革”的发动也产生一定了积极影响的事件，——原联邦德国（西德）的“红军旅”，是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活跃于西德的极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旅”成员深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影响，认为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社会的极端不平等。其运动主旨主要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红军旅”最终迫使欧美资产阶级低下了头，相对地、全面地提高了“无产阶级”的社会福利。
  “红军旅”，类似于8964。
  一个由中国外部的经以高度现代化殖民宗主国们，为新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挖的战略型的“陷阱”，一个经二战重新瓜分殖民地后，由殖民宗主国内部资本分配极不均匀造成了贫富差距而出现的学生抗议运动和“红军旅”，两件事，滋润着世界市场会出现帝国主义的坍塌的先兆。
  教员尤其敏锐，洞察并决策了发动“文革”的战略。这个战略最成功的战果是，和谐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可以说，“文革”是拯救了西方坍塌经济的“救世主”。

  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当你认清了资本的外部“陷阱”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时，你既可以从外面直接地进行阻击（如抗美援朝和援助越南），也可以从反面阻击它。这个“反面”的机会就产生在共产党的内部，——刘邓林“克己复礼”的复辟阴谋。“刘邓林事件”，给了教员在共产党内部阻击资本，打破它们的制裁和封锁，创造了“文革功德”必将战胜资本复辟的必要条件。
  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一场不流血的“战争”。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就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即“文革”就是中华文化最新定义的文明，是中国大陆又一次“改朝换代”的大革命，其积极的、深远的意义甚至超越了欧洲的“三大思想革命”。
  
  只要“文革”的机体内没有战争的种子和发芽的趋势【战争是人类思维冲突的最高形式，欧美改朝换代的历史中，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法国大革命（1789-1799年）和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德国十一月革命（1918年）等都是经历了战争，唯一和平改变历史的革命是英国光荣革命（1688年）】，“文革”的过程就是值得称赞的。当时，无产阶级怎样“打赢”刘邓“走资派”（阶级）这场革命？这一点，教员无与伦比的智慧，使“文革”被他调控得非常好。因此，邓小平阶级和“改开派”们将“文革碎屑”再鼓噪得不得人心地无以复加，中国人民会分析“文革碎屑”的正反两面，与西方虚伪的战争“文明”和他们的革命历史等“相对物”加以对照，是战争“文明”好，还是“文革”中的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更好？
  人民的思维是智慧的，他们会得出正确的答案。
  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国家、以至联盟），只要社会里的人群制造和参与了战争，这个社会即使再现代化，他们仍然不是文明的社会，即他们的经济现代化并不是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文明，二者要区分开。
  那邓小平阶级和“改开派”们这半个世纪一直鼓捣着“文革碎屑”有远见的价值吗？他们站在“陷阱”中，站在“孔孟之道”的立场上，站在战争“文明”的基础上，当然有其价值。
  在与国外“资产阶级”和谐的斗争中，教员的哲学思维体系，其核心是马克思理论结合中国的“老庄无为之道”和“墨子兼爱非攻之道”，而刘邓林的经济思维体系的核心则是“孔孟绥靖壮阳之道”。 为什么是“绥靖壮阳”？
  在刘邓林看来，中国在和平建设新中国时，与毁坏战争中的旧中国，由于时空的不同，救国与治国良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们与未出国镀金的教员必然地产生了关于对人性和文明的内涵（即搞战后经济建设）的分歧， 特别是作为“二把手”的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与教员唱对台戏。刘的主张是，对国民党是战争，对资本应该是讲究“绥靖壮阳”。
  教员认为，中华文化是“圆”的、阴的，由老庄（道德阴阳-敬德保民）和墨子（兼爱非攻-资金）统领；而圣经文化则是“方”的、阳的，由上帝（独神金融-战争贬女）和撒旦（财富博爱-资本）统领。
  “文革”前，教员察觉到刘邓（邓小平阶级）依照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与圣经文化的“撒旦”思维暗通款曲，欲意以资本的大树取代社会主义新生的资金幼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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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沙河粉于2025_03_19 22:23:33编辑

贴主:沙河粉于2025_03_19 22:25:24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