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李嘉诚旗下长江和记实业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等资产的事件引发了广泛争议。

部分舆论和年轻主播，甚至将其上升到“爱国”与否的高度进行批判。

然而，这种将商业行为与爱国情感强行绑定的做法，不仅忽视了事件背后的复杂因素，也反映出当前舆论导向存在的问题。


一、规避地缘政治风险
早在年初1月22日，就有美国记者就特朗普对中方控制巴拿马运河提出过讨论。

当时中方的发言人是这么回答的：

“中方没有参与运河的管理运营，从不插手运河事务，一贯尊重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承认运河为永久中立的国际通行水道。”

回答很鲜明，中方是不会插手运河事务的，也就是说也不会顾及李嘉诚旗下港口的安全问题。

正因如此，长和才宣布出售包括巴拿马港口在内的43个港口，这一时间是在3月4日收盘之后，距离中方发言人的回答，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

也就是说，李嘉诚是看到国家的态度，以及美国的各方面施压后，为了保全自身的资产才做出的决定。

且巴拿马运河是全球重要的航运通道，其运营权和管理权一直由巴拿马政府掌握，不仅中方没有参与其中，李嘉诚也没有参与其中。


李嘉诚所谓的港口，也不过是租赁人家的，归属权还属于母国，在运营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出售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这为何会绑架到“爱国”的层面呢？

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自1997年起经营巴拿马运河两端的港口，一直都在有条不紊地做着生意，谁知道美国要来捣乱。

2025年年初，特朗普上台后多次扬言要“收回”巴拿马运河，并对巴拿马施加政治压力。

声称巴拿马运河是“美国的重要国家资产”，并以“应对中国影响力”为由对巴拿马政府施压。

在这种背景下，长和在巴拿马的港口运营环境显著恶化，未来可能面临运营权被取消甚至资产被没收的风险。

因此，李嘉诚选择在当前时机出售港口资产，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试问，换做谁，在背后国家背书的情况下不会选择出售？


二、商业策略战略考量
从商业角度看，出售港口资产是李嘉诚一贯的“低买高卖”策略的延续。

此次交易的市盈率超过50倍，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是一个不错的出手机会。

通过出售港口资产，长和可以获得巨额现金流，用于偿还债务、优化资本结构或投资其他更具潜力的项目。

此外，港口业务虽然利润率较高，但在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其盈利能力可能受到进一步影响。

据郎咸平透露，2024年，被出售的巴拿马两个港口的收入占集团的3.9%，但利润却不足1%。

与此同时，李嘉诚此次出售港口资产后，明确保留了中国香港、深圳及内地的港口资产，如盐田国际、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等战略资产。

这一举措表明，李嘉诚出售港口的背后，是商业战略的考量，战略重心正在向更具稳定性和增长潜力的区域转移。


三、或许布局新兴领域
李嘉诚的商业眼光一直以前瞻性和敏锐性著称。

此次出售港口资产，不仅是对当前风险的规避，或许更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布局新兴领域。

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长和集团一直在积极调整业务布局，加大对新能源、科技等领域的投资。

出售巴拿马运河港口所获得的资金，将为长和集团在这些新兴领域的投资提供重要支持。

在全球经济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型的背景下，新能源领域的发展前景广阔。

李嘉诚通过出售港口资产，回笼资金，投资新能源等新兴领域，不仅符合商业发展的趋势，也为长和集团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种战略的调整，体现了李嘉诚作为商人的前瞻眼光和对市场变化的敏锐洞察力。这也是其能够成为商业神话的灵魂所在。


然而，针对这一事件，部分舆论将其上升到了“爱国”与否的高度。

这种将商业行为与政治情感强行绑定的做法，不仅忽视了事件背后的复杂因素，也违背了商业行为的本质。

商人并非天然的政治家，其核心目标是追求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将商业行为简单地贴上“爱国”或“不爱国”的标签，不仅对李嘉诚不公平，也可能对其他企业家产生误导。

且李嘉诚作为杰出的华人企业家，对中国的贡献也是巨大且有目共睹的。

在经济领域，他是最早投资内地的香港企业家之一，将长和系业务引入内地，涵盖房地产、能源、金融、科技等，推动了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

在教育方面，他捐资创立汕头大学并持续投入，还向清华、北大等高校捐赠，助力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


公益慈善方面，李嘉诚基金会对大中华区投入超300亿港元，支持教育、医疗、扶贫等项目，推动社会进步。

可以说，如此一位对我国有着影响力的伟大企业家，单单从一个简单的商业交易行为来否定其价值，是非常不客观、有失公允的。

另外，甚至将其绑上“不爱国”的标签来评价，更是对其的污蔑与亵渎。

要知道，李嘉诚的资本具有国际属性，其商业布局已经遍布全球。也就是说，他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有着国际视野的。

一个生活在本土，且有着极度局限目光的博主，又如何能够真正看明白其决策背后的真正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