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国家地震局从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咨询机构，只能提出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发布长、中、短、临地震预警的建议，没有权力调动地方资源去操作抗震防震的具体行动。换句话说，国家地震预报部门只是一个参谋长，临震预警的最后决心要靠各级政府机构去下。拥有行政权力的政府机构是司令，他们要依据地震预报部门提出的发震可能性作最后判断。行政部门投入的精力越多，临震预警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还是先看海城地震预报。当时的辽宁省负责人毛远新是当朝红人，没多少政治负担，就算临震预报错了也不会有太多麻烦，所以更容易从科学角度作判断，决策也比较果断。1974年2月他上任后就开始抓防震工作，给辽宁地震预测留下了一年的时间，各种异像信息收集比较充分，结果也比较好。龙陵地震前，云南省委实际从中期预报后就开始介入了，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滇西地震工作会战指挥部，否则不会有龙陵县委从1975年就加强地震监测一说了。云南地震局也时不时发布短期预报，全省的抗震神经一直拉得比较紧。龙陵县委之所以敢发临震预报，一是因为震前异像收集较多，二是因为云南省委在临震前召集的那个紧急会议，连夜布置了任务，等于下放了权力。松潘-平武则先有四川省地震局的积极动作，后有四川省委以及临时组建的省防震抗震指挥部（相当于前敌指挥部）具体指挥，即便中间误报一次也不为所动。

三次预报成功之前，都有省级地方行政机关介入，动员社会力量防震，因此地震前兆的信息收集也比较充分，临震决策自然会比较准确。

唐山地震前面临的局面却比较尴尬。由于震区涉及北京、天津、河北，说不定还有辽宁、内蒙、山东以及在渤海海域工作的各单位，只有国务院才有权力居间调度。海城、龙陵、松潘-平武的震区基本都处在本省境内，辽宁、云南、四川能够以备战姿态全力以赴，而国务院却不可能把全部精力放在一个京津唐，一件防抗震上。

从前面所列的大事年表看，唐山地震的整个震前预报就几个地震预报单位、人员、或民科在跳，似乎没政府机关什么事儿。北京、天津、河北的直辖市和省级地震局或地震办公室，市委、省委仿佛人间蒸发了。按说文革结束后，这些省市委的头头脑脑很多靠边站了，政治上没有为他们避尊者讳的必要。更有甚者，国家地震局、北京、唐山等都发现过异常并提出预警，却几乎没有天津。天津在唐山地震中死亡人数超过两万呢。另外，河北省在唐山也派驻了自己的省级地震队，后者也没有明确提出唐山地震预警，而且整个地震队在大地震中居然全军覆灭【32】。 前面提到，查志元回忆1976年7月27日上午那个生死攸关的临震前会议时，特意提到参加会议的有北京队、天津队、地球队、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所、地震测量队等7家单位，只有北京队说京津附近可能地震，致使他只作了一般性布置。 

京津唐大三角缺了天津、河北，等于临震预警的大坛子根本立不住 。

就算北京也挺奇怪。当时中国各省市的地震管理机构多是邢台地震以后才陆续组建的，最初似乎分成两部分，地震办公室和地震队。地震办公室主要负责行政指导抗震防震，地震队则负责技术方面的事务，像地质考察、测量、仪器管理什么的。辽宁、云南、四川、河北、天津地震办公室和地震大队都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归口省委下辖的大组像建委、科委什么的负责，后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地震局。 而北京在1973年成立了地震办公室，设在科技局但却不归科技局管，归市科教组领导。地震队则归市科技局管。文革中，像科教组这种大组相当于省科委什么的，都受市委直接领导，一般有市委的副书记或常委级别的大干部撑头，所以北京的地震办公室比地震队的级别要高一些。前面那张表上显示，北京地震队的张国民是向科技局局长白介夫汇报七大异常，而不是直接找市委领导的科教组汇报。更高一级的地震办跑哪儿去了？ 为什么张国民不直接向科教组汇报震情？

联想到松潘-平武地震的总结，由于缺少兄弟省提供的资料，致使预报的大震发生地点误差较大，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国家地震局在唐山问题上的局限。政府不重视，震前异像的收集肯定受影响。

周恩来去世以后，新任总理华国锋是个弱势总理。当时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政治局面异常复杂，他一个新官上任，要在文革左派和元老右派的双重怀疑中挣扎生存，更拿不出多少功夫去管这个没头没脑的地震。其实就算他想管，别人也未必买帐。比如之前提到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询问震情，地震局说通县附近出现一道裂缝。前者马上打电话给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通知国家地震局连夜派人去检查。 换华国锋可能吗？

首先，叶办直接打电话给地震局就有点别扭。叶办归口军委，国家地震局归口国务院，彼此不是一个系统。叶办直接联系地震局，而且很可能还是地震局下属的地震分析预报室，怎么看都不像正常的办事程序。军队如果要了解震情，按理应该先找国务院，由国务院通知地震局和军队去对接呀。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叶办听说通县出现裂缝后马上就联系了尚在病中的周恩来，周又马上联系地震局，让人连夜去查。如果总理换成华国锋，叶办得知通县的裂缝后，很可能就是给国务院打个例行报告。国务院看到报告后如果感觉事关重大，自然会通知国家地震局派人 。二者的办事效率没得比。

华国锋没有周恩来那种一呼百应的本事。他办事只能走正常程序，要了解京津唐地区的地震情况，主要得靠地震局的例行汇报。如果地震局无法提供清晰的预报信息，他很难下决心调动各方力量集中于抗震防震。而从海、龙、松、唐四震的临震预报看，要达到这种“清晰”太难了。

海城、龙陵、松潘-平武地震前，国家地震局面对的基本是省级行政权力机关，二者没有从属关系，所以能相对从容地以顾问身份提出专业意见。发布震情通报时，中间夹着一个省地震局或地震办公室。这些个地方机关属于坐地虎，受省委委托负责全省的防震抗震，手里自会掌握着一定的行政资源。而在唐山，国家地震局面对的是顶头上司国务院，要提出地震预警，必须考虑为国务院的决策担责，可手上却没有地方资源。前文提到一句：“国家地震局作为一个没有行政职能的科研机构为此事伤透了脑筋”【32】，就说明了这种尴尬。京津唐地区是中国的心脏部位，首都、重工业区、人口超密集、还是当时对外联系最多的地区。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地震权力机构不作为，国家地震局只能干瞪眼。在异常强调政治正确的特殊时期，一旦误报，国家地震局这么个小单位承担得起码？1976年6月松潘-平武地震的误报造成社会混乱，国家地震局基本没被追责，而唐山预报失败后，“从事预测预报的人全被撤换了，前兆地震预报之路被打断了，从事和支持开展地震预测预报的领导全调走了” 【38】，包括作出了比较准确预报的汪成民。这其中固然有唐山地震损失更大的原因，但也不排除国务院拿国家地震局当替罪羊的可能。

于是乎，怪圈也：京畿重地预警，要求多省市协调，必需国务院撑头。国务院因总理的弱势地位，需要国家地震局提供准确的预报信息后才能进行防抗震动员。而没有国务院介入，国家地震局又无法启动地方应急防震体系，无法收集到足够的异像信息，实际也就没有能力担这个责。结果只好悲剧了。

这，才是唐山地震临震预报失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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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地震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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