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缓慢但肯定地失去它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已经走到了不归路，这个国家无论如何都注定要灭亡。”《旁观者》写道。根据作者亚沙·蒙克(Yascha Mounk)的说法，这是由于外交政策的误判、不成功的战争以及忽视国家内部事务的主动性政治领导。（The Spectator是在1828年开始发行的英国周刊杂志，一批投稿人的笔风偏左），本文在文章的上半段多处引用亚沙·蒙克的描述和分析。
近期国际局势显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年事已高的拜登总统似乎无法有效应对中东地区的剧烈动荡。尽管拜登多次呼吁以色列不要进攻加沙地带的拉法，不要与黎巴嫩真主党发生冲突，也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但以色列政府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听从美国的建议，而是坚持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有报道称，以色列现在甚至完全无视美国政府的意见，凸显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正在衰退。
拜登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遭遇了一系列挫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富汗撤军行动。这次撤军被广泛认为是混乱且不负责任的，美军仓促撤离导致大量曾协助美国的当地承包商和翻译被抛弃，陷入危险境地。最终，塔利班迅速重掌政权，恢复了严苛的神权统治。
时任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曾提醒拜登，美国对阿富汗盟友负有责任时，拜登却粗暴地回应说:“见鬼去吧，没什么好担心的。”这一回应暴露出拜登对盟友缺乏同理心，也反映了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短视。这次撤军行动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信誉。
拜登政府最初对乌克兰的支持被视为外交政策的成功，但随着冲突持续，这一策略面临失败风险。政府仍然拒绝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打击俄罗斯本土，显示出一定的克制。
与此同时，前总统特朗普正在等待时机，他更加直言不讳地主张美国应减少与世界的接触，并对包括北约在内的传统盟友持敌视态度。根据社会学家和博彩公司的预测，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相当高。

特朗普的国际关系理念基于商业逻辑和“强权即正义”原则，这为美国开辟了新的前景。在他看来，联盟关系应建立在眼前利益的基础上。今年2月，特朗普甚至表示，他将允许俄罗斯对那些他认为在共同安全方面投入不足的北约成员国“为所欲为”。这种观点反映了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思想，强调美国利益至上，势必对全球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与2016年相比，特朗普如今的政治立场和执政能力都发生了显著变化。2016年时，特朗普虽然善于夸夸其谈，但缺乏实际的政府管理经验和忠诚的团队。而现在，他不仅政治立场更加坚定，还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能够更有效地将自己的愿景付诸实践。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他任命的许多政府高官自认为“经验丰富、老练”，常常不完全听从他的指令。同时，特朗普也难以完全掌控共和党在国会的代表。但如果他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会任命那些绝对忠诚、毫无疑问会执行他命令的人进入政府核心岗位。像马蒂斯（Jim Mattis）或希尔（Fiona Hill）这样曾经在白宫有影响力的人，将不再受到重用。
尽管如此，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日益疏远的趋势中，对华政策是一个例外。两党在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上达成了共识，这种态度也赢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以关税政策为例，虽然它会带来国内经济成本增加和全球贸易战风险，但两党都接受了这一政策。这不仅是为了应对中国对关键行业的大规模补贴，也是为了推行美国自身的产业政策。更重要的是，这允许政客们向选举人团中举足轻重的摇摆州(如密歇根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承诺恢复工业生产，从而赢得选票。
这种对华政策的两党共识，反映了美国政治的新现实: 对外强硬，特别是对中国强硬，已成为赢得国内支持的重要手段。
虽然美国政客在竞选时常常对中国和台湾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但实际执行这些政策的意愿却不那么明确。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都可能在涉及美军生命安全的台海威慑行动上犹豫不决。
特朗普此前曾指出，根本不可能保护该岛：“台湾离我们16000公里，离中国只有110公里。”此外，如果对中国实施严厉经济制必然导致美国自身经济动荡，任何候选人都会三思而后行。
美国两党在对外政策上的分歧正使这个超级大国陷入尴尬境地。以台湾问题为例，特朗普公开抱怨“非常富有”的台湾夺走了美国的芯片业务，并要求台湾“自费自卫'。这种态度与他对欧洲盟友的要求如出一辙。

这种分歧让人不禁怀疑，美国是否已厌倦了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一些学者甚至开始为这个曾经的唯一超级大国写讣告。历史学家詹姆斯（Harold James）将当前的美国比作“晚期苏联”，而弗格森（Niall Ferguson）则认为，在美中新冷战中，美国更像是苏联的角色。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默认承担了世界警察的角色。然而，1989年后美国主导的时代比预期更短暂。如今，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其全球领导地位面临严峻挑战。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对外政策上，也体现在国内政治分歧中。美国是否能够重新定位自己的国际角色，将是未来一个重要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美国全球霸权地位面临重大挑战。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不仅耗费巨额军费，更严重损害了美国国际形象和国内民意支持。与此同时，一些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全球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美国单极主导的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拉拢“全球南方”国家来维护其霸权地位,但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崛起。
三十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30多倍，成为美国真正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这是美国自成为世界大国以来，首次面临在人口、经济和军事实力上都能与之匹敌的对手。
1993年中国GDP为4450亿美元，到2023年增长至17.79万亿美元，增长了40倍，占全球经济的16.88%，成为第二大经济体。1989年至2024年间，中国年均GDP增长率达8.83%，2021年第一季度创下18.70%的历史新高。这种经济增长使中国在多个领域能够与美国竞争。此外，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也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主导地位。
然而，美国衰落的程度往往被夸大了。自1990年代中期全球主导地位的巅峰时期以来，美国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仅从20%下降到约16%,降幅不到四分之一。
西方还不能确定中国是否会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中国军事实力近年来快速发展，但缺乏现代战争实战经验。武器装备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如航母、歼-20战机等先进装备陆续服役。然而，与多数邻国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关系较为紧张。在盟友关系方面，中国主要与俄罗斯等国保持战略协作。当前经济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也许影响国防开支增长。但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基本面仍然向好。
在软实力方面，中国的国际形象相对弱势，文化影响力远不及日本和韩国等邻国。一位西方评论家提到：“有多少读者能说出孔子以外的中国哲学家，或者成龙以外的演员的名字？”然而，中国正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努力提升其对外文化交流的亲和力、提高文化贸易的竞争力。
长期来看，人口趋势对美国有利。虽然目前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但根据联合国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有可能降至8亿，而美国将增至4亿，两国人口比例将从4:1缩小到2:1。其他美国竞争对手如俄罗斯和伊朗，也面临人口急剧下降的问题。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美国对其全球角色的不满也许并非源于地位下降，而是因为其规模和经济实力使其不得不继续扮演世界舞台上的主角，无论是否愿意。
这一点在与盟友的对比中更为明显。长期以来的变化使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尤其是人口方面的差异: 200年前，美国在发达国家人口中仅占6%，而现在已增至34%，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43%。这种趋势意味着，美国在西方阵营中的责任和压力不断加重。
近几十年来，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也影响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力量平衡。1980年代，美欧GDP大致相当，虽然美国在军事上投入更多，但双方本应能为共同防御做出相近贡献。然而，此后美欧经济表现差距逐渐拉大。预计到2040年代，美国GDP将是欧洲的两倍。即使欧洲国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也难以与美国在北约中的贡献相提并论。
这种不平衡加剧了美欧关系中的紧张。欧洲人长期不满美国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主导地位，而美国则对欧洲盟友的贡献不足感到不满。由于结构性原因，这种双向不满将在未来几十年进一步加剧。
大多数美国人对承担全球超级大国的责任感到厌倦。
他们更关心国内繁荣，而非维护国际稳定。2023年春季的民调显示，55%的美国受访者认为“应该减少关注其他国家的问题，更多关注美国自身的问题”。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等对外军事行动上，美国民众对流血牺牲和巨额开支感到失望。
美国人对本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似乎存在矛盾心理。虽然他们不愿为维持世界霸主地位付出代价，但又希望保持全球优势。最新民调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接受其他国家在军事上与美国平起平坐。超过半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应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认为这不重要。
这种矛盾态度导致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时常混乱或前后不一。除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加大外，更深层的原因是两党选民都想不付出代价就从美国的全球角色中获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特朗普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他认识到近几十年来，美国民众对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支持已大幅下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低估了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他们会反对任何被视为允许其他国家挑战美国实力的政策。
拜登的外交政策虽然存在矛盾，但某种程度上更准确地反映了美国公众的复杂心态。他不会放弃北约或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比前任总统们更不愿为维持这种地位付出代价。这种矛盾预示着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走向。
美国似乎注定要成为一个“不情愿的霸主”。选民们不再热衷于扮演过去那种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但又希望继续享受这个角色带来的好处。这种矛盾态度不仅让美国自身处境尴尬，也让那些长期依赖美国作为可靠盟友的国家感到不安。
结语：
从历史角度看，“衰落论”一直是美国社会的周期性话题。但当前的挑战被许多人认为更加严峻。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中国崛起等外部因素，以及政治极化、生产率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等内部问题，被视为美国潜在衰退的原因。
民调显示，不少美国人对国家前景悲观，预期经济下滑、贫富差距扩大。一些经济指标也呈现不利趋势。关于美国是相对衰落还是绝对衰落，存在争议。的确有西方观点认为，自二战后全球主导地位达到顶峰以来，美国地位一直在下降。
事实上，美国正在经历一个身份认同的转变期。它既想保持全球影响力，又不愿承担相应责任。这种矛盾心态将继续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将对全球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但美国也有许多优势，如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丰富的自然资源等。这些都是支撑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兴国家的崛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的相对实力和影响力。但这不等同于美国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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