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万雄师的中原军区部队只剩下7千人，这就是“中原突围”。中原突围唯一尚属完整的皮定均旅五千余人也是侥幸逃脱。李先念的如意算盘原来是以皮旅作为一只棋子吸引国军主力以掩护其主力撤退，没想到刘峙偏偏盯着他的主力穷追猛打（是否内部也出了间谍不得而知）。结果原本准备牺牲的皮定均反而成了英雄，真乃福将也。而华北解放区流传的“李先念是常败将军”不谓不公。
一、我们应该承认在中原突围中，我军损失惨重。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拥有六大解放区，中原解放区是其中之一，经过中原突围，中原解放区丧失了；成建制的部队仅有原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皮定均旅5,000余人向东突围成功，进入豫皖苏解放区；原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王震所部突围后有2,000余人回到延安。号称5万雄师的原新四军五师部队，只剩下7,000人分散在新开辟的解放区内。
在一般概念里，军事上的胜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把敌人消灭了的胜利，譬如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另一种是敌人要消灭你，而你虽然损失惨重，但没有被敌人全部消灭，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胜利了，譬如红军长征的胜利。如果硬说中原突围是胜利了，那只多也是类似于后者的胜利。

胜败乃兵家常事。打仗失败或者失利了，就应该承认。譬如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四方面军的西征的失败，解放军在东北四平的失利，都是可以说的，为什么中原突围就那么忌讳说失败了或是失利了？ 
二、中原解放军为什么要突围？在中原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真的到了非突围不可的局势了吗？为什么要突围？有人说是因为敌我力量悬殊，无法坚持中原斗争，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内战爆发时，国民党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特种兵、海空军及后勤机关、军事学校156万人，非正规军74万人。解放军总兵力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地方部队及后方机关共66万人。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对比，解放军的数量处于1:3。4的劣势。 
中原地区国共军队之比是多少？胡绳主编的《中共的七十年》一书说：“国民党军队22万人”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下辖河南、江汉、鄂东三军区和第一、第二野战纵队，组成了6万余人的中原解放军。”敌我力量之比是3。6：1。如果算一算中原军区各部兵力，应该在7万人以上。中原军区部队由新四军五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八团四支部队合编而成。抗日战争结束时，新四军五师“解放人口1,300余万，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活动地区计有60多个县2,000万人口），建立了拥有七个军分区的鄂豫皖湘赣军区，主力军和地方武装发展到五万余人，民兵达30余万”，“抗击了十五万日军和八万多伪军”，号称是“五万雄师”河南军区部队1945年10月与新四军五师部队会师时，共有兵力1。5余人，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4,000人，冀鲁豫军区八团2,700余人。如果按7万人比22万人，那应该是1:3多一点。不高于全国国共两党总兵力之比。
是不是这样的军事力量对比必须突围？1946年7月，粟裕将军以2。5万兵力，与进攻苏中解放区的12万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一个多月，七战七捷，歼敌5。3万余人。1947年春，彭德怀将军指挥2万多西北野战军与国民党胡宗南的25大军在陕北地区周旋，敌我力量对比是10:1，在一个多月时间三战三胜，歼敌1。4万余人，以后又越战越强，到1947年底敌我力量变成5:1，始终坚持陕北地区，并最终解放了大西北。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华东、山东、东北等解放区的部队在面临国民党军队围攻时，都往延安突围、撤退，那么中国的解放战争还能进行下去吗？ 
有人说，中原解放军进行突围，是中央批准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对我党我军在中原地区的斗争方针是长期坚持这一地区还是放弃放弃这一地区？1945年9月10日，中共中央指出：河南部队及五师部队留在黄河以南行动，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它直接配合华北与长江下游我军之作战。9月11日，中共中央在给河南区党委的指示中强调：全党应团结在坚持中原斗争的任务之下。9月24日、10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鄂豫皖中央局的指示中都反复强调了“长期坚持中原”斗争的重要战略意义。很显然，中央的本意是要求坚持这一地区的。但是，中原局领导人一直向中央报告，无法坚持，中央只好批准突围。 6park.com
三、有人认为，说中原突围失败了，也对不起在突围中牺牲的烈士啊！斗争的失败，不会影响烈士的伟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进行了许多次的革命斗争，也失败了许多次。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英勇献身。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的英雄形象没有因为失败而失色。后人也正是借鉴了前人的经验教训，才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由于领导者决策、指挥失误，所造成的不必要的牺牲，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教训吗？中原突围的失利（姑且用“失利”一词），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总是有的吧？
1。是中原局领导人的悲观右倾，没有做好打的准备，导致军心不稳（或者说军心涣散）。时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的戴季英1982年11月在接受党史工作者调访时这样说道：1945年10月，成立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共有十多万人在正规部队，二万多人的地方武装，二万多党员和一千多万的群众，辖20多个县。
1946年3月，在宣化店召开营和县以上的干部动员大会。会上，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同志作“各逃生路”的政治报告。他在会上讲了八条：一，军队打不了；二，民力养不活；三，民主赶不上；四，合法他不准（指蒋介石不准我军合法存在）；五，非法又不行；六，美蒋联合力量大；七，困难在增加；八，革命高潮还未到。他认为中原军区没有力量也不可能担负解放战争的重任。这八条在会上一宣布，全军及地方干部都认为毫无出路，希望渺茫。从这以后，部队失去了信心，逃走的人很多，部队战斗力大减，由原来的十几万人，只剩下几万人。中央不赞成这样做，先后派董必武、周恩来同志到中原解放区。董必武来宣化店后，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指示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要依托大洪山、天台山、大别山的有利条件，牵制敌人，旋回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5月下旬，周恩来随三人军事小组赴宣化店，召集中原军区干部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鼓励我们继续坚持斗争，要看到全国的力量，不要把蒋介石的力量估计得太高，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坚持不下去，就突围到外线去。……回到延安后，中原局的干部100多人在延安蓝家坪学习开会，中央领导人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等同志参加并组织了这次学习。刘少奇、任弼时明确讲到中原局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的黄霖1986年6月在一个关于中原突围的老干部座谈会上这样说：1946年3月，中原局召开旅以上干部会，位老（郑位三）在会议室门口写“哀兵必胜”，刘子久、陈大姐（陈少敏）写了“跑，逃，叫，要”，要分散转移。有的干部就骂：什么哀兵？我们有八、九个旅，拼嘛！关于突围问题，开始讨论争议很激烈，旅以上干部在宣化店开会，突不突围？如何突围？如何坚持？多数同志认为应该把部队撒开一些，一纵有皮定钧、张才千、刘昌毅三个旅；二纵有十三旅、十五旅、三五九旅；三个军区各有一个独立旅，力量都很棒。如果在桐柏山、伏牛山、大别山、白兆山、武当山、洪湖和湘西各放一、两个旅，把打游击的面积撒得广一些，加上边区群众的支持，这样，别说国民党30万人，就是50万人也难取胜，可是最后没有这么办，主要是郑位三同志悲观加主观，才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黄霖1985年月在接受采访时还说道：郑位三这个人既主观又悲观，还不听别人的意见。他说我们这么多人吃没吃的，就是国民党不打，我们也要垮掉的。他说走不掉，打不赢，没吃的，……后来很多人都不愿意听那一套了，就这样，他也不改变他的主意，结果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一位原中原军区领导人，在1961年前后与新四军五师战史编辑部的同志谈话时，坦然承认：当时对解放战争形势看不清，思想上有些右，只想溜，不想打（引者注：原话记不准了，这里写的是大意）。 
李先念也承认在中原突围中有失误。他说：首先，在突围前对全国迅速发展的形势认识不够，估计不足。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他们决不会甘心让我们呆在这里的。对国民党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我们是有认识的，对他们要打内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尤其是王震同志从延安回来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思想更明确了，其他解放区可能会有一段和平时期，而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但是，当国民党军队的三十余万军队，把我们包围在方圆仅两百里的宣化店地区的时候，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在领导干部中加强对形势的研究和分析，正确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统一思想，克服错误情绪，坚定胜的利信心，并动员军民充分做好打的准备，但当时这一点做得很不够。其次，在突围前，对地方党组织、政权、群众工作怎样转入地下，缺乏周密准备，抓得也不得力，尤其是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认识不足，部署也不周，因此根据地受到损失比较大，这些经验教训都应该总结。 
2。是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主要领导权威性不够，军事指挥系统不够协调。四支部队合编而成的中原军区，各部队的传统、作风、习惯以及军政事首长的性格都有差异，需要一个磨合期。但是中原地区的形势没有给中原军区各部这个磨合期，战斗配合不够协调。 
中原局代理书记郑位三，是红军时期鄂豫皖苏区的老人，湖北红安人，李先念的老乡，曾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新四军四支队政委、新四军二师政委，1943冬，中共中央派郑位三以华中局代表名义来全面领导豫鄂边区的工作，他的任务是“肃整”、“改造”新四军五师。当时上边认为新四军五师发展太快，根据地不巩固，五师机要机关有敌人奸细打入。他来了以后提出并确定了“以巩固为主的方针”，李先念虽然不赞成，但也不好反对。郑位三曾经单独对李先念说：要接受高敬亭被杀的教训。高敬亭，河南新县人，曾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在大别山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四支队是新四军二师的前身）。1939年6月，新四军领导人以高敬亭违抗上级命令为由，将高敬亭处死。郑位三以高敬亭为例对李先念进行“警示教育”。李当然得听郑位三的了。1944年5月，日军侵占河南大部地区。中央指示五师向河南发展。刘少奇、陈毅在给五师的指示中说：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使我华中、华北和陕北呵成一气，确立我党我军颠扑不破的战略地位。李先念以及五师其他将领都主张出动五师主力部队向河南敌后发展，但是郑位三不同意，坚持以巩固为中心。最后五师派了7个连的兵力向河南发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五师孤立的局面。如果当时按照中央的要求，五师全力向河南发展，使豫鄂边区与华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也就不会发生中原突围的重大损失了。如果中原解放军不突围，更不会有1947年6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的艰辛了。郑位三误了五师，所以五师有许多干部对他有意见。但是此人在五师整风时虽负有肃整使命，却没有整人，五师上层干部对他还是心存感激的。 
当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央决定将五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八路军冀鲁豫八团四支部队进行整合，成立中原军区和中共中央中原局时，中央也考虑到郑位三的威望尚不能服众。中央决定派徐向前来中原任中原局书记，同时还决定派傅钟、程世才来中原任中原局委员。但因徐向前有病，未能到职，傅、程也没有来。只好由郑位三任副书记，代理书记。中原突围后，郑位三再也没有得到重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任全国政协常委的闲职。 

在中原军区指挥层，军区司令员是李先念，而副司令员是王树声、王震。王树声在红军时期是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李先念当时任红三十军政委，曾经是他的部下；王震在红军时期是红六军团政委。按常理，李先念指挥起来也不会很顺手。部队突围以后，失去统一指挥，各自为战，自逃生路，谈不上互相配合支援。 
3。是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主要领导人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郑位三主要是政治工作者。李先念红军时期当过红三十军政委，也主要从事部队政治工作，虽然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委，但主要是打游击战，直接指挥部队作战的规模不过几千人，从来没有指挥数万大军进行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因而，在指挥中失误总是难免的。
4。是军队在突围中保护地方干部不力，造成地方干部损失过大。 
中原军区干部旅4,000多干部在突围中跟随三五九旅一起行动，最后损失殆尽。十五旅政委把随军行动的38名县团级干部赶离部队。还有少数部队指挥员1946年8月7日，突围中，中原军区某领导上了敌人的当，居然派干部旅旅长张文津、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和毛楚雄（毛泽潭烈士之子）去和敌人谈判，结果被敌人秘密杀害。 
由于缺少地方干部，突围出来的部队在建立豫陕解放区时困难重重，难以立足。
5。是主要领导在困难时期离开部队。中原解放军突出敌人重围在鄂西北、豫西、陕南开辟新的根据地时，处境异常艰难。这时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主要领导人先后离开部队，到延安或华北解放区了。这些领导人离开部队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因为有病，二是跟着部队“目标太大”，对部队行动不利，等等。当然，这些领导人离开部队都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有的领导甚至还是中央主动要他们离开部队的。毛在重庆谈判以后，长期有病，苏联方面希望他到苏联治疗，但中国正处在关键时刻，他没有选择离开。当胡宗南20多万大军进攻陕北时，西北解放军只有2万多人，中央很多领导担心毛的安全，要他撤离陕北，但他坚持留在陕北，认为只要毛还在陕北，对全国各地的解放军将士的士气就是一个鼓舞。毛的目标够大了吧？可他没有离开陕北。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人在部队困难时刻离开部队对士气影响较大。一些干部要求离开部队，到延安去。豫陕军区分区司令员离队逃跑，被党中央开除党籍。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展反对退却逃跑斗争，坚持鄂豫陕游击战争。1946年12月26日，中央指示鄂豫陕区党委和鄂西北区党委，要求在那里的干部必须继续坚持工作，“除有十分必要得由区党委决定离开现地区来延外，其他一切干部一律禁止来延安及到其他解放区。”1947年1月1日，中央在给鄂豫陕区党委和鄂西北区党委的指示中强调：“禁止任何人自由散布悲观失望的理论，以便躲避艰苦斗争逃跑到陕北及其他根据地去。……不再许陕南干部到延安来。” 
四、关于突围方向的争议。由于担负掩护主力，向东突围吸引敌人的皮定均旅，原本是要被牺牲掉的，结果该旅全建制抵达豫皖苏解放区，损失不大。于是有人认为主力应该向东突围。历史不能假设，也不能重复。这是事后诸葛亮，不足取。 
五、当时在华北解放区流传的“新四军五师是流寇”、“李先念是常败将军”的说法是不公平的。新四军五师抗战八年，建立了拥有1,300万人口，38个县级政权的根据地，怎么能说是流寇？只不过根据地最后丧失了而已。李先念无论在红军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都打过不少胜仗，如在川陕根据地的奇袭达定县城、黄猫垭歼灭战，在豫鄂边区的圣场歼灭战、大悟山保卫战、白兆山战斗等，打得都很漂亮。怎么能说是“常败将军？”西路军的失败李先念是没有责任的，中原突围李先念自己主动承担责任，但主要的责任还不在他。
李先念作为政治家是杰出的。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李没有出问题；建国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如批反冒进、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运动，李也安然无恙。从省委书记逐步上升到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成为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的领导人，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

李先念作为军事家是不走运的。1936年10月，中央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挺进河西走廊，创建河西根据地，并伺机打通新疆。李先念、程世才率红三十军奉命参加了这次西征。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计划。西路军（由渡过黄河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组成）22,000多人在西征途中，遭到甘肃、青海两省马家军骑兵、步兵及民团十多万人的围攻，损失惨重。1937年3月，西路军主要领导人离开部队回延安，李先念临危受命，负责指挥西路军继续西进。5月，李先念率部抵达新疆时，西路军只剩下400多人。
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在豫鄂边区一支支小股游击武装汇合起来，经过八年惨淡经营，使一支没有主力红军部队作基干的武装力量发展成为五万多人的新四军五师，并创建了中共的六大战略区之一的中原解放区。可惜经过中原突围，部队损失惨重，只剩下7,000多人。这是他一生难解之结。从此，他也基本结束了自己的军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