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个苏联逼债的故事流传甚广。据说苏联为了刁难中国，对中国出口抵债的苹果要用固定直径的圆圈一个一个套，凡是小于圆圈直径的一律不要。后来老夫逛COSTCO时每每想起这个故事，因为大超市卖的苹果，还有桃子、李子、广柑、番茄，黄瓜等等，个头看上去都一般的硕大，很明显经过了挑选。做生意的嘛，当然是商品越整齐、越漂亮、质量越好越容易受顾客青睐，也越容易卖得脱手，就算拿个圈圈套也无可厚非。这种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当年却激起了众多国人对苏联的恨。
当年中国缺的就是商业观念！
中国的传统就瞧不起商人。早在春秋时期管仲就提出“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战国时期，商鞅开始拔高商业的危险性：“其境内之民，皆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亡国则不远矣”，制定了一系列抑制商业发展的措施。韩非子则把商人归入五蠹之一：“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到了西汉晁错眼中，商人简直成了“妖精”。即便有法律歧视，他们好像还可以轻轻松松赚钱，“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张宏杰在《古代中国为什么要防范商人?》文章中说： “因此中国多数朝代都对商人阶层设置了歧视性规定。比如西汉‘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能穿丝绸，到哪都得步行。晋代为了侮辱商人，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一脚白鞋，一脚黑鞋，这样奇怪的穿着，就是让你看起来和正常人不一样。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不能穿金戴银，穿绸裹缎，否则杀头。唐代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朱元璋则规定，在穿衣方面，商人低人一等。农民可以穿绸、纱、绢、布四种衣料，而商人却只能穿绢、布两种料子的衣服。即使你富可敌国，也没权利穿绸子”。
2023年火爆一时的动画片《长安三万里》，主梗玩的就是李白因商人之子的身份而无法当官。
哪像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笑贫不笑娼，有钱不赚三分罪。几年前回过一次国，满大街所见没有文化，只有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上百度查任何词条，当先跳出来的都是商业信息，连地图上的地名都是酒店、娱乐城、大饭店什么的最显眼。电视上有各种访谈，专家们衣冠楚楚、人模狗样，面若桃花却个个散发着铜臭味。试问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谁会去嘲笑任正非、李彦宏、马云、马化腾、雷军、丁磊这些人了？只怕巴结还来不及呢。更别提外国的和尚会念经，比尔•盖茨、巴菲特、马斯克、黄仁勋等等当然放个屁都是香的。疫情期间经济下行，中共中央、国务院赶紧发文：“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使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新华社北京2023年7月19日电：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如果说美国还是要钱不要脸，那么今天的中国就是要钱不要命，为了钱拿刀捅人都敢干。钱是刻在骨头上的真实存在，其他世间万物都是身外虚无，穷得只剩下钱。
其实要论改革开放，蒋介石可能才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人。之前，主持晚清洋务运动的李鸿章、张之洞；三大商人胡雪岩、盛宣怀与张謇；主持晚清新政，后来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无不是土包子出身，他们办的实业无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老蒋则不同，他本人是留日学生，夫人宋美龄是美国卫斯理学院博士，手下高官更是洋博士成堆。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白修德曾经调侃：“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1915年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白修德当然是挖苦国民政府官员不接地气，但洋博士们当权终究会吹来几丝市场经济的新鲜海风。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上台后干了几件大事，促进了当时国内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在美英支持下大致实现了关税自主，尽管国民政府的海关头头始终由外国人把持。根据梁盼的《民国黄金十年的关税政策》文：“1931年的新关税制，大幅度提高了各种普通进口商品的税率。烟酒的税率提高到50％，丝绸的税率提高到45％，火柴和陶瓷制品则为40％，毛织品和高附加值食品则为35％。此外，麻织品和玻璃等进口商品的关税也大为提高，达到30％。这对于当时的国内工商业发展，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和一张护身符。”
其次是裁厘改统。厘金制产生于太平天国时期，当时清政府打仗没钱，只好让各地自行设卡，对过往货物征税。冯颖杰的论文《“裁厘改统”与民国时期市场整合》中说“所谓‘货无巨细，逢关抽厘’，全国‘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几成普遍，商民负担大大增加”。“经济史学界通常认为厘金的征收增加了商品的运输成本，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成为近代中国地方势力的重要财源，对统一市场的形成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阻碍着原本就弱小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裁厘改统就是废除各地自行征收厘金，改为对商品征收全国统一的税收。杨海在《1927-1936：民国黄金十年》中写道：“南京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裁厘会议，决定从1929年开始裁厘，半年完成。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厘金制度，最终在南京政府手里寿终正寝。裁厘后，国内商品流通条件有了重大改善，加上度量衡的统一，交通的统一，国内市场的大环境有了改观，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三是货币改革。按照黄余送和裴平的论文《民国政府的货币改革》，改革分为两步：一、废两改元，构建以银本位为基础的统一货币单位，先废除银本位制，结束了混乱的币制。二、放弃银本位，推行法币制度，使中国货币彻底与白银脱钩。“‘废两用元’统一了货币的对内价值，这是统一货币对外价值的前提；……法币政策重新确定了货币的对外价值”。废两用元币制“使得在中国通行了四百多年的银两制货币从此成为历史，具有现代意义的货币制度初步形成”，法币政策则结束了中国货币混乱的局面。“货币制度的改革稳定了国内的金融形势，使‘昔日彷徨中道、莫之适从者，今日已得有根据，可转为未来计划之预筹’”。
第四是统一度量衡。Lovesue在《1928～1937年“黄金十年”pk 晚清》网文中写道：“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规定：万国公制为中华民国权度之标准制，以与标准制有简单的比率而与民间习惯相近者为‘市制’。这种单位制，通常称之为‘一二三制’，即一升等于一市升，一公斤等于二市斤，一米（即一米）等于三市尺。这种简单而有效的标准将中国民间普遍使用的度量衡制和国际标准统一起来，影响巨大。直至今日，中国大陆仍是公制市制并行使用的局面”。
顺便查了一下，一华里等于半公里也是那时规定的。老夫以前还以为是中共建国后制定的呢，算涨了见识。
以上措施导致了国民政府所谓的黄金十年。按照维基百科提供的资料：“当时中国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轻工业发展长足，产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虽有内忧外患，中国经济还是得到长足发展，不计东北，全国工业增长率达8%以上，社会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1936年，中国工农业产值达近代以来最高水准，其他各项现代化制度也都粗具雏形。这时期中国电力业年平均增长9.4%；煤矿业为7%；水泥业为9.6%；钢为40%。1927年至1936年间，交通增8.4%至17.1%，工业增5.6%” 。
然而，由于无休止的战乱以及无法遏制的腐败，国民党的市场经济到一九四八年走向山穷水尽。当年十月蒋经国打虎失败后，物价报复性飞涨。“以上海的食品为例，在8月23日，每袋大米(计171磅)售价20元金圆券，每袋面粉(计49磅)售价7元金圆券，食油每22加仑售价58元金圆券，到11月6日，已分别上涨到240元、73元和550元，升高10倍左右。《申报》报道，上海正泰新棉布店，最多一天换了16次牌价，职员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块肥皂。11月10日，首都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警察开枪都不能禁止疯狂了的市民，当日有22家米店遭劫。金圆券以无与伦比的贬值速度，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的一则笑话”（凤凰历史综合：1948年国民党真心整顿经济为何反加速崩溃？）。很多果粉至今还在念叨，如果国民党没被推翻，中国就会如何如何。狗屁！历史给了老蒋机会，他没抓住怨得了谁？一九四九年的国民党就是被历史抛弃，他们那一套在中国根本行不通。
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开始按照自身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这帮山沟沟里走出来的领导人，即便如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到过欧洲勤工俭学，但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西方的高等教育，依然深受传统思维影响，瞧不大起做生意的。比如陈赓发现蒋介石在东征期间还关注上海的股票投机，便决心与其分道扬镳。陈毅在解放军夺取济南后，不理解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为何家中拥有拖拉机等等。他们眼见国民党市场经济的垮台，对官僚资本主义更是弃之如敝履，几乎从开始就对发展商品经济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或防范心理。中共当政后第一个关闭的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志上海证券交易大楼。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应付战争，不光减少了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反而需要从中国进口更多的商品。中国民族工业逮住机会迅速发展，在纺织、面粉、卷烟、火柴、采矿、机器制造、交通运输、金融以及其他产业出现了大批近代新式企业，造就了越来越多的产业证券和公司债券，推动了证券交易市场的发展。一九一四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所法》。一九一八年六月五日，北京证券交易所率先开业，一九二〇年七月一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一九二七年蒋介石上台后，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先是修订了《证券交易所法》，重新颁布了较完整的《交易所法》。接着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证券部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统一经营上海的证券交易。由于获利丰厚，该所筹措巨资在汉口路修建了著名的“上海证券大楼”。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成为当时中国乃至远东设备最完备、规模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命停业。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行政院指定杜月笙牵头，在原证券大楼的基础上扩充改造，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股票和债券两个市场。经历短暂的繁荣之后，由于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连战连败，经济濒临崩溃，一九四八年八月为推行金圆券币制改革，强令上海证券交易所停业待命。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为了吸收游资，并便利黄金公债上市，下令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复业。 可怜国民党气数已尽，生意极度清淡。（简述自：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简史（民国时期）；Fanfan：旧上海证券交易所风云录，下篇）。
同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夺取上海。“此时证券交易基本上已经都停止了，在证券大楼里主要是“黄白绿”——也就是黄金、银元和美元的交易，并且通过证券大楼里的电话与外部联系，操纵整个上海的金融黑市”。仅六月五日一天，“在这幢大楼里就有两万人在进行交易，俨然成了一个变相的豪赌场所”。（光亭：1949年的金融大决战/查封证券大楼）。
为了稳定金融市场，保证人民币进入上海。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动用了二百余名干警，一个营的正规军包围了上海证券交易大楼。“从上午10时到午夜12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取人民银行代表赵帛的教育。集中到大厅的共2100余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送到思南路看守所羁押外，其余1800余人均陆续放出” 。 “这次行动在证券大楼共抄没黄金（含金饰）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港币1304元，人民币15459371元（旧币），各种囤积商品（呢绒、布匹、颜料、肥皂等）折合人民币35530700元（旧币）以及手枪2支。各分局共抄没黄金81两，银元4488枚，美元2720元” 。（ 光亭：1949年的金融大决战/查封证券大楼）。
此时距离中共夺取上海仅仅半个月。整个毛时代，中国的土地上再没股票证券交易的什么事了。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直到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才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成立，十二月十九日正式开业。四十二年哪，弹指一挥间。
紧接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在上海同资本家展开了著名的“米粮之战”。当时物价飞涨，上海商人对粮食、棉纱和煤炭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进行投机。“由陈云领导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冷静应对，采取了迅速从华东各省和中原、华北、东北调运粮、棉等物资到上海，通过国营公司大量抛售和扩大资金回笼、紧缩银根、加强市场监管的多种手段，平抑了物价，稳定了全国的形势，取得了‘米棉之战’的重大胜利。薄一波认为，在‘米棉之战’中，中央采取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双管齐下，一方面筹措掌握物资，择机抛出; 一方面几路进军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要求资本家按时发放工资而且不准关厂;
公家的钱只能存放国家银行，不得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这一抛(抛售物资主要是纱布)一收(收缩银根)，资本家两面挨 ‘耳光’” 。（李敏昌、张穗成、吴淑娴：党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其中，“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都可以理解，毕竟政府要扇人耳光嘛。掌控物质、掌控物价让投机商人把囤积的货烂在自己手里无法变现；收紧银根、征收税款，收缴公债款则让他们无法贷款还要跟杨白劳似地交税还债，目的都是逼迫对手“卖儿卖女，缴械投降”。但“要求资本家按时发放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就忒黑了，我做生意赔钱你不让削减成本，至连破产“上吊”都不许，任谁做买卖也没这么干的吧？
当然，这还算小“客死（case）”啦，中共砍向市场经济的第二刀就是三反五反。
商业经济有点像老鼠，逮着点地儿就会到处乱窜。民国时期有过两次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一次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基本由袁世凯当政，另一次则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蒋介石国民政府初期。抛开其它因素，两次发展都处在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说明商业发展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共胜利后，政权空前稳定，全国形成统一的大市场，私人经济自然也会水涨船高跟着发展，毕竟之前中共的打压还没伤及资本运作的根本。按照李敏昌等人《党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论文提供的数据：“1952年与1949 年比较，资本主义工业的户数增加了2．66万户，达21．13%，职工人数增加41．28 万人，涨幅达25．11%，工业总产值37亿元，涨幅达54．21%。就私营商业而言，也有一定的发展，这从1950—1951 年的数字中可以看出: 私营商业户数增加48万，涨幅达12%;从业人员78万人，涨幅达12%; 批发额增加19亿元，涨幅达23%; 零售额增加31．8亿元，涨幅达31．5%”。
一九五一年夏天美军在朝鲜战场暂时转入优势，战争看上去一时半会儿结束不了，新生的共和国顿感财政吃紧，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一月一日，东北局书记高岗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到沈阳市的部分单位中有三千六百二十九人被揭发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坦白检举出来的赃款高达五亿人民币 (旧币，相当于新币五十万元)。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要求进一步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即后来所说的三反运动。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向各地诸侯转发了东北局的报告，十天后又转发了华北局关于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的处理意见。十二月一日，毛亲自起草通知：“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正式宣布展开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主要针对中共党内干部，但既然存在“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自然会影响到当时的私营工商业者。没有资产阶级的“拉拢和腐蚀”，我党众多经过考验的优秀党员怎么会一夜之间变成了“贪污腐化的蜕变分子”？
于是五反运动接踵而来。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毛泽东转发了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并指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一月二十六日五反口号正式提出：“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尼玛，今天做生意的有几个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
后来毛泽东对薄一波说过为什么要搞五反：“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
本来经济发展了，自然会有人赚钱。作家赵大年曾说过：“钱能壮阳”。有了钱，人说话自然也会中气十足，比如2019年郭台铭就声称“中国市场离不开我，是我在给大陆饭吃”，导致很多人反感。问题是中共建国初期远不到如此地步。当时的所谓民营资本家大多还跟小作坊主差不多，前被国民党和外国资本欺压，后被中共扇耳光，完全不具备“盛气凌人”，“猖狂进攻”的本钱。毛泽东和中共把商业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一些副作用，如偷漏税、行贿、市场欺诈、官商勾结等等看得太重，overreacting，动辄感觉资本家人一阔脸就变，要“把它的气焰整下去”，至少也得说是缺乏市场运作的起码知识。
五反运动怎么搞？张鸣在《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的论文中提到：“至於‘五反’运动，资本家甚至包括一些小店主，几乎是人人过关，个个挨整。这种状况，同样也不是运动执行者的‘过火’，而是得到毛泽东亲自肯定的既定方针。一个当年的打虎队员说；‘我们那时候的工作方针就是撒大网、钓大鱼，先全部捞上来，再挨个的过筛，也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和经济贴边的人，全部打成老虎，再审查’。在运动中，由于群众斗争的‘火爆’，导致自杀的情况几乎无地无之”。
虽然到五反运动结束时，中共对大多数私营资本家放了一马，但产生的寒蝉效应却不容忽视。因为所有资本家都被整怕了，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企业除了公私合营，已经别无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反五反’运动为日后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政治上铺平了道路，在客观上使得中共改变原本预定五十年的过渡期，加快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张鸣：《执政的道德困境与突围之道──“三反五反”运动解析》）。
其实，最初中共并不急于完成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会上说：要“稳步前进，不能太急” ，“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然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五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总值的1.9倍。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初步铺开我国工业布局的骨架；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五年合计钢产量1656万吨，等于旧中国从1900年到1948年49年问钢的总产量760万吨的218%，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 （中国政府网：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同时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直线下降：“从1949—1952年，私营工业的比重在一些重要的工业部门中均有较大的下降。电力由36%下降为6%，煤由28%下降为12%，生铁由8%下降为3%，面粉由79%下降为46%，棉纱由47%下降为37%。私营商业批发额由76．1%下降为36．3%，零售额由65%下降为57．2%。1952 年中国国民收入中，国营和合作社经济占20%以上，个体经济占70%以上，资本主义经济不到7%” 。（李敏昌、张穗成、吴淑娴：党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政策及其影响）。
正是因为国营企业的成功以及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中共领导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之前依赖中医的保守治疗转变为希望利用外科手术一步到位切掉资本主义的尾巴。
为了消灭私有制，中共号称搞了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按照全国高职高专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联盟的文章《建国初期的三大改造》介绍：“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在经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等一系列从初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后，至1956年底，实行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业总户数和职工人数的99%，占生产总值的99.6%”。同时也对手工业者下手：“改造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和逐步过渡的步骤，从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从业人数的91.7%，基本上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此，海外右派自然是义愤填膺。VOA
有篇署名李肃的文章《1949之后：背信弃义工商业改造》写得生动：“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一开始就是强令执行，私人企业主没有任何发言权。中共当时得意洋洋地说：‘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资本家都是“惊弓之鸟，保命就好”，“兵临城下，岂敢争价”。“当时，私人企业主们往往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认为：“中国800万人的私人财产被剥夺了”， 中共是“背叛盟友 失信于民”。文章还举了荣毅仁、武汉叶开泰公司和遇罗文父母亲等人做例子。
该文提到的遇罗文回忆有：“遇罗文的父母当时都是企业主。父亲在‘五反’运动中被无端扣上巨额偷税漏税的罪名，投入监狱。后来又莫名其妙地被放出来，说是既往不咎了”。“我母亲当时都差一点想自杀，你想可见当时压力有多大。后来因为她写的绝命书被我哥哥看到了，我哥哥就求我母亲不要死。这么一说，我母亲当然就理智了一点，当时就没自杀”。“我母亲她也看透这个形势了，所以一说公私合营，她马上举双手赞成”。
遇罗文是遇罗克和遇罗锦的弟弟，父母在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维基百科：遇罗锦）。遇罗锦在文革结束后因纪实文学《一个冬天的童话》而风头一时。该作品描述了她家在毛时代的悲惨遭遇，特别是哥哥遇罗克因反对血统论而在文革中被枪决，尤为惊心动魄。老夫对此文印象颇深。
而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艾伦人文学部教授卢汉超的看法则是：“对在事业上有雄心创业的资本家而言，1949年以后，从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到后来的大跃进等等，确实是没有机会了。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并没有重大变化。而且，与解放前，特别是1940年代末战乱频仍、黑社会横行敲诈、物价飞涨的情形相比，建国后除了抗美援朝初期较为紧张外，生活还是比较平静和富足的。此外，到“文革”以前，人民政府延续了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许多资本家的日常生活并未受到重大影响。”他也举了 “水泥大王”徐美峰的女儿徐令娴女士，永安公司四小姐郭婉莹，作家程乃珊（祖父程慕灏是南京西路花园公寓的股东）等人以及文革中对资本家抄家的战果做例子。还提到大隆机器厂老板公私合营后感觉有钱没有地方用：“1962年外汇紧张时期，他一次汇了一万美元给他在美国福特汽车厂当工程师的小儿子作零花钱”。说明中共对资本家的和平赎买还是比较宽容。（潘玮琳：访谈︱卢汉超：建国初期民族资本家的日常生活未受重大影响）。
也许两种看法都是真实的，比如遇罗家庭的故事发生在运动期间的小业主身上（遇老爹留日归国，五反进过监狱，后又被打成右派，倒霉事全赶上了），而卢汉超的故事多发生在运动之后的大资本家身上。但不管怎样，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组的两个90%以上数字表明，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大陆的私营经济基本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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