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最初的雅乐，自唐发起于家宴的“歌乐之词”萌现，晚唐五代盛行而汇总《花间集》可谓词之成形。后两宋词家辈出以一种文体立足于文史，人常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这里的宋词并非局限于年代而针对一种文体，张惠言道：“至宋之亡而正声绝。”确实宋词创作巅峰于两宋，虽至明清还有好词出现，但已不成气候，故将此文体统称作宋词。古代文学批评有“诗分唐宋说”，词有何分法？清代学者分作“婉约”与“豪放”，笔者认为有讨论之必要。文字学大师段玉裁注“词”曰：“意主于内而言发于外。”笔者尝于前文《词别是一家与词自是一家》论及诗之“直感抒情”，词有“隐意抒情”欲折衷易安“词重音律”与东坡“以诗入词”之分歧，说苏辛“豪放”，两家亦有“婉约”词藻，本文通过对周邦彦词韵讨论，进一步阐明个人观点。

         清中叶张惠言编《词选》提出“词近诗骚”，将词列于诗，楚辞同等高度可谓文史之创。晚清王国维先生著《人间词话》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道出词之发展。古有“时势造英雄”之说，北宋晚叶时代“词家殿堂”中早已名家辈出，温飞卿，五代李氏父子，宋代晏氏父子，永叔东坡，柳七少游，在如此词家前辈之温床之上孕育了集大成者周邦彦。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其身世史载录不丰，虽有文字可考，然年次多讹，未足尽信。较确信如《宋史  文苑六》记元丰年间，建国已久北宋王朝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经王安石“熙宁变法”施行新法后稍有缓和气氛之际，周邦彦以太学外舍生身分献《汴都赋》呈宋神宗，赋文以歌颂新法内容澎湃热情，周因献赋一举升任太学正即太学老师，这是周邦彦未经科考踏入仕途之举。宋代在其之前多有献赋之例，如翰林学士梁周翰为朝廷重修丹凤门而献《丹凤门赋》歌颂朝廷新气象，后宋太宗率军进兵太原，王钦若进献《平晋赋论》等等，笔者以为《汴都赋》震动朝野者，献赋之时，适逢神宗行新法，司马光等大儒反对之声甚嚣尘上，帝需人力赞助，更需美文颂扬，今谓之“舆论加持”。因此周邦彦此赋，摹写新法施行后汴京之象，务求实录，纤毫毕现，坚定了神宗变革决心。

         歌颂北宋京城之献赋不多，除杨侃《皇畿赋》外洋洋七千字的《汴都赋》堪称代表，南宋词学家楼钥著《玫媿集  清真先生文集序》云：“（周邦彦）未及三十，作为汴都赋，富哉壮哉。……。赋奏，天子嗟异之，命近臣读于迩英阁，由诸生擢为学官，声名一日震海内，而皇朝太平之盛观备矣。” 周氏亦藉此赋“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上溯两汉由此壮举者恐司马相如一人也。就周邦彦《汴都赋》而言，确如楼钥所言“指陈事实，无夸诩之过”，较之传统都邑赋，此篇赋作既有承袭亦有创新：文章挣脱了汉代大赋书写帝都铺张扬厉之笔调，藻汇丽饰之夸耀，又沿用汉赋擅长艰深字汇和对仗，变《二京》《三都》之形貌却得其意，“壮采飞腾，奇文绮错”无十年磨剑之功恐不可得。笔者论周邦彦词韵，何以重彩《汴都赋》？就想论证周邦彦之词格之高，实根柢于其赋笔沉雄，与诸词家对比亦是“旷世奇才”。叶嘉莹先生点评周邦彦词谓“赋之词”，即对照东坡“以诗入词”，周邦彦可谓“以赋入词”，先生之明鉴胜于一般称周邦彦为“婉约集大成者”而准确得多。
 
        “以赋入词”似乎在长调创作尤为和谐，所谓长调即篇幅较长的曲牌。柳永是周邦彦之前的作长调高手，但柳词格调多自由，而周词严谨工丽。两者皆讲究平铺直叙，而柳词直言其情，明快通俗，周词善作结构，托物寄情。柳词“境随心转”直指内心，周词“心随境转”以境言情。所以周邦彦之词作风格走与前辈词家完全不同之路。晚清陈廷焯著《白雨斋词话》曰：美成词，于浑灏流转中下字、用意，皆有法度。著名的《兰陵王  柳阴直》读来曲折回环，张弛自如为上述周词特色之大成：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
              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
              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
              梨花榆火催寒食。
              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
              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
              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
              斜阳冉冉春无极。
              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
              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柳阴直”之“直”非阳光照耀，柳枝由上而下谓“直”，周邦彦所指是汴京城外汴河岸边的排排柳树屹立延长，随风齐整摇摆之势，为横向大远景之“直”。“曾见几番”与下文“ 闲寻旧踪迹”呼应，点出作者已多次来此处为友人送别，将现境与回忆反复辗转。“拂水飘绵”四字概括整个柳岸场景，柳枝轻拂水面，柳絮随风飞扬。古人有“折柳送别”，柳枝暗喻“缠绵之相思情感”，其次柳谐音为“留”，表挽留之意。“登临望故国”之“故国”可指汴京亦可指故乡，坐船离岸之人回望汴京，杜牧《将赴吴兴登乐友原》有：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谁识京华倦客”为作者久居京师有厌倦之感。整首词上阙，恰似陈廷焯“美成词有前后若不相蒙者，正是顿挫之妙。”“应折柔条过千尺”表明作者折柳多次即每每送别友人都是忧忧感伤。中阙：“梨花榆火催寒食”点明春天梨花开放寒食节将至之时光，“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迢递”即遥远，道出送别之人已远离岸口而去。下阕：“津堠岑寂”表送人与送别之人都已离去，渡口已冷清寂寞，周邦彦接着“斜阳冉冉春无极”用斜阳映红了冷清寂寞的渡口，映出作者复杂心境，用词之妙叹为观止。而“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已成往事，“似梦里，泪暗滴。”此词先由眼前之景引出回忆，再转回自身表明送别。周邦彦此词，暗寓汴河柳岸送别之频，非止一遭，结合北宋的新旧党争翻复无常，造成多少人在此离情送别，在古代送别即为离别，再逢之日遥不可及。晚清陈廷焯在此词所作笺释曰：“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
 
         周邦彦仕途浮沉，虽罹党争外放，未若东坡少游之困踬，亦未经易安稼轩之国破家亡，抵敌无路之惨烈。古有“诗为感物言志，赋为体物写志”，周邦彦除了具有写赋平铺直叙，浑厚和雅之文笔功底外，成就其词才的另一缘由是其精通词乐并专职审核在朝古乐的显赫经历。大观元年即1105年，宋徽宗设大晟府整理和监修当朝乐调，任命周邦彦为主管，从事审订古调，讨论古音创设音律，周邦彦以领俸禄，精研乐律，由是词艺益进，若骊龙德珠。同时周邦彦还创新调，《兰陵王》《六丑》《瑞龙吟》等对后世影响极大，亦符合南宋文人骚客之审美情趣，其填词用律之严谨为后人提供了创作范式。如《绕佛阁  暗尘四敛》有“暗尘四敛，楼观迥出。”之“敛，迥，出”每字都合去声，读来抑扬变化而和谐婉转，绝无吐音不顺而显拗口之感，再如《四园竹》以平韵为主，上、去兼押，格律严整。宋末沈义父著《乐府指迷》曰：“凡作词，当以清真词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
  
        北宋末年至晚清，凡词评之作，鲜有不涉美成者，足见其沾溉后世之深。其中亦有周词“非士大夫之词”的批评，有理有据者当属晚清大学士刘熙载，刘著《词曲概》对周词评价是：“或谓其无美不备，余谓论词莫先于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贞’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学之则不知终日意萦何处矣。”刘熙载评周美成特意抓住一个“品”字，和当时流传与周邦彦相关的一些“野史”不无关系。 清末王国维先生的词论批评起初受刘熙载影响很深，他在1904年著《人间词话》初版曰：“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在陈乃乾校王国维旧藏《词辨》，眉批云：“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 将周词和花间词论作同一范畴，可见当时王国维先生对周词是不肖一顾。然1910年王国维先生治学转重考据，所撰《清真先生遗事》于周词之评迥异前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
 
        王国维先生学术之卓荦者，在其创“二重证据法”，以甲骨卜辞补正《殷本记》，考订上古，实开实证之风。而文学批评似晚清那代学者的一份情节而已，然仅五，六年后王国维先生对周词看法浑然巨变，动因讳莫如深，笔者以为或许先生与内藤湖南，沈曾植这样大学者交往，重启了他对词学之再思考。同时清代已将宋词与诗骚并称，在清代儒学老学究眼里，词务必言志而不能沉迷于忧女柔情，如“一夜情浓似酒。香汗渍鲛绡，几番微透。”在刘熙载看来就是“淫荡之词”而不可取，可是两宋非战乱年代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常商富，贪图青楼艳色享乐风早已盛行，盖周词有艳情笔墨不是孤例，晏殊，永叔身为一朝宰相亦有思女弄辞之情节。何况南宋陈郁著《藏一话腴》中有“美成之词以乐府独步，学士、贵人、市侩、伎女皆知其词为可爱。”可谓雅俗共赏，今人读刘熙载，王国维评论，和刘王读周词一样，是全新一代读古代之断代关系，切勿以新一代立场来评考古代，陈寅恪先生批“疑古派”有名言：“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今人读美成词，要以文学词藻为本以历史背景为参考，沉浸在后来被证伪的“野史”中讨论只能遮掩对文学感悟之视野。
 
         若以平常心再读王国维先生“词中老杜”对周词评价，亦有商榷之余地。笔者尚不能领悟先生从何角度将美成和杜甫联系上，是以各自在诗，词两家殿堂之中地位？实不敢苟同，以词家殿堂看，笔者觉得稼轩光环更大些，以风格作比较，周词已浑厚章雅见长，然同样有浑厚章雅之风《秋兴八首》当独步律诗天下无人问右。也许在王国维先生学问中，文评乃闲情，斯喻或显轻率。上乃愚见，文各有读者解，人以其历，感有异耳。
 
      若说能感动笔者的周词当属这首《西河  金陵怀古》：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
          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
          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
          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
          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
          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
          酒旗戏鼓甚处市？ 想依稀、王谢邻里，
          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
          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这是周邦彦晚年词作，北宋末年受南方动乱周邦彦仓皇辗转扬州，金陵，“佳丽地”用南朝谢眺的“江南佳丽地”，全词两用刘禹锡咏金陵诗浑然而成，其悲壮情怀在景物今昔对比之空旷时空回荡，尤妙在末句：“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燕子喃喃丝语说兴亡，状语倒置最后“斜阳里”以暮色勾勒感伤，词中绝笔。“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区区两句道尽六朝兴衰而江山如故之沧桑巨变，自古宋词何分“婉约”“豪放”？强分之乃笼统肤浅之见，《西河  金陵怀古》通篇无“婉约”伤情，然笔者似闻“如此江山，还有王者气否？”的悲问，而美成终未形诸于词。这正是笔者主张的“隐意抒情”，有人说词有“要眇宜修”，“能言诗之不能言”，这亦是较笼统之评判，词看似简单因为它已远离音乐，每一曲牌代表一首乐曲，每一曲牌的“要眇宜修”亦是不同，深思之下或许比五言，七言诗要复杂得多，词人想倾诉何种情怀选择何种词牌想必是有讲究，只是今人早已脱离词牌音乐也就无法体会词人曾有之苦心，所以论词必当抱有一份敬畏。

          汉文学不同于《荷马史诗》等经典，文人将叙事留给刀笔吏，将抒情留在文学。人无论何时何地均会流露出喜怒哀乐之情感，这里面有个主轴便是时空相联，似乎快乐时光永远掌控在手，而将悲哀压缩或遗忘。但人永远维持着静止状态而随时光变化产生情绪之起伏，这恰好是词相对性之美感，用一种不变之外在自然对照出无常的人生，以此为词之核心课题，笔者认为可放大至整个汉文学都是以抒情这一课题，而词以其特性似乎更善于演示，以及它的凄婉情感关联，和诗或散文均有所不同。当今人讨论汉文学之抒情传统时，不由想起元好问有“情为何物？”之叹以导致有人“以情相许”，此情非喜怒哀乐生离死别来的单纯，于是乎汉文学中需更细腻之辨析情与情欲事实细细相连，“情为何物”？在文学创作中文人都设法诠释或铺展，而且不同的历史背景和不同人文世界激荡出不同之情思，它即复杂又难以掌握的思考模式，当研究它时文人自身常有精细之心灵体会，殊不知当文人设法为之表露时却发现文字之匮乏，甚至无比匮乏，这便是“抒”之真意，泪流满面不如泪干，大哭送走含蓄，而高谈阔论有时真不如沉默，笔者觉得这才是词之精髓。
        《谈词》系列是借欣赏小山，少游，易安，美成之词道出笔者对读词之思考，虽立论肤浅亦是本人切身感悟。然词之殿堂大家雄踞，非几篇拙作能以概括。有幸文史之浩瀚，更有幸在此缘遇诗词之知音。笔下风情寄我思，缘来词海共相知。在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