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简史》其 二
诗说至唐代,笔者至今未得好辞为其修饰。汉语文学的最高峰无疑是其源头《诗经》与《楚辞》,可谓“独领风骚”。古文经典未将《楚辞》作品列为诗之范畴,这是对“诗”之概念不同而已,今人读《楚辞》便毋容置疑称其为诗,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兴观群怨”之孔子教诲均合情合理。更有甚者《诗经》佚名,而《楚辞》为后人留下第一个在黑夜中点亮明灯,传下“诗人”这一职业的屈原,汉诗能傲视汉赋,词曲和明清小说受托于《诗经》《楚辞》之福以外,浩浩历史长河还竟有如此众多诗人为之耕耘。屈原宋玉,曹家父子,陶潜两谢似乎从春秋战国至魏晋六朝之八百余年间如夜空中耀眼之星,明亮而又孤独不堪。唯诗至唐朝,诗人和作品如雨后春笋山间涌泉般登场,成就旷世英明令后人亦惊亦疑。 若说《诗经》主要多以四言诗体,至六朝后已大相径庭,唐人将《诗经》至汉魏六朝的诗称“古体诗”,以一句字数分四言古体,五言古体,七言古体。将齐梁格律诗称为“近体诗”,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而将五言,七言之篇幅裁剪一半称为五言绝句和七言绝句。再加上乐府诗可以说诗入唐朝,上述所有诗体都在一大批诗人创作加持下,杰作竞相绽放绝无“冷场”。从初唐形成期,盛唐诗圣辈出,安史之乱作为分水岭,中唐诗对颠沛战乱和边塞之描述以及晚唐气象,可以说每一时代造就每一代诗人。 上述对诗体的分类一直传承至清代乾嘉学派那帮学究们。从诗歌发展看,似乎四言至五言再有七言合乎想象逻辑。可是钱大昕先生在其《十驾斋养新录》留下六个字“七言早于五言”令笔者困惑良久,这里不得不表述一下笔者想法,有些学者观点过于随意,称屈原有“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中七言比比皆是。笔者认为将楚辞作品列为诗歌是二十世纪后的观点,钱大昕绝不会不知《离骚》,其次齐梁格律诗已近隋唐,亦不是讨论对象。从五言,七言古诗分析,钱大昕曾考证过《古诗十九首》为东汉晚期所作,那么“七言早于五言”若成立,七言必早于《古诗十九首》。于是乎笔者在猜疑先生言之七言是否指“柏梁体”? 所谓“柏梁体”简单解释即“句句压平声韵”的联句诗。公元前115年汉武帝造柏梁台宴请高官赋诗,汉武帝第一句,群臣依第一句韵脚每位一句依次联成: 日月星辰和四时(汉武帝) 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 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
有后人考证此诗有伪,但其出自汉代辛氏编《三秦记》,即便伪作亦是年代上古之联句诗。再者若汉武帝开口即出七言,可见七言在当时有一定认知度,伪作亦和同理。近代著名学者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中称“柏梁体”是七言诗,但他强调柏梁体没有五言只有七言,其原因是齐梁格律诗之前,七言句句押韵吟诵急促而不同于五言此起彼伏。“柏梁体”作为一种特殊诗体虽几乎无人问津,但也未消失,魏文帝曹丕作《燕歌行》被后人称作“自古七言第一诗”严格分类亦属“柏梁体”,梁武帝萧衍和其大臣们也作过“柏梁体”《清暑殿效柏梁体》,杜甫亦有《饮中八仙歌》等在此略说。 唐代文人吟诵诗歌热情之高空前绝后,有遇山川古迹动情怀古,有夜宿驿站依墙题诗,有自作诗集传阅友人等,就其动因笔者认为和科举考试不无关系,隋朝科举开始出现“考赋”,而唐代科举追考五言律诗,这不得不促使学子常年遇景遇事即兴赋诗之能,其次唐朝科举还有“行卷制度”,科举匿名答卷始于北宋王安石政改,唐代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前朝政受贵族门阀派系支撑,近代陈寅恪先生首创“关陇集团”之称,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这样描写关陇集团:“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清代考据学史家赵翼称:隋唐李家出自武川。在这样政治背景下,唐代科举本质就是各贵族门阀收罗学子搞“推荐制”维持自身门阀地位,所谓“行卷”就是学子持能表现自身学问的作品,爬山涉水拜访高官士族,为求“慧眼”举荐入仕,亦有学子“弯道超车”先找大学者写推荐信,亦有学子常年租屋于长安,亲近于朝中官员摄取考试信息,所有“行卷”过程中“疏经论道”之作不如诗歌来得简洁明了,作诗行卷成了主流。其次学子在爬山涉水这一过程中走访古迹缅怀古人自然充实其履历,开阔视眼提升诗之情怀,笔者在此作一比较,大文豪苏轼拥有千古名篇,但早年为科考埋头经论足不出户,那段“青铜时代”所作诗收于《南行集》实平淡无奇,远不如见过世面的唐代诗人,读其中一篇《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飘渺。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谁能想到作《江上看山》者,后来观庐山时写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样的哲理诗。据统计唐朝二百九十余年,以安史之乱为界,前后留下可查诗歌约五万多首,有名有姓诗人约三千余位,唐代初期诗歌创作仍受南朝诗风的影响,题材狭窄追求华丽词藻。待“初唐四杰”出现,从台阁走向关山和塞漠放眼界大开,初唐后期陈子昂和张若虚为承上启下之关键诗人。王维,孟浩然开启盛唐群星辉映时代,后烘托出李杜两位巨人登世就无须笔者多费笔墨,格律诗以杜甫《秋兴八首》登上顶点,受“安史之乱”祸害盛唐时代终止亦为诗人的颠沛流离提供了人生经验和诗题寄托。中唐诗“现实”取代“浪漫”走向多极,尤其是上承老杜新乐府诗风开启面向现实社会而再次回归《诗经》大局面。晚唐的政治衰弱虽有李商隐杜牧等追求唯美主义但重振盛唐诗格已不复存在。今人总览唐诗是依据清康熙时代编撰《全唐诗》,虽数十位学者“旁采残碑”,“拾遗补缺”但经后来学者考证仍有遗漏错误。清乾隆进士孙洙依据沈德潜和王士祯关于唐诗研究批评为本,编撰《唐诗三百首》成后人总览唐代诗歌全景之捷道。而从《唐诗三百首》作抽样考证,五言绝句中古体诗和近体律诗数量均多,而七言绝句中几乎没有古体诗,仅有几首七绝格律亦不太严格,如著名的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七言诗受诗人青睐是由鲍照延续至南北朝晚期,入唐虽受科举影响但初唐之后七言近体格律杰作涌现,而唯独七言古体绝句几乎消声遗迹,究其原因不得而知成一桩文学史“悬案”。附鲍照《拟行路难 其四 》: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 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 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 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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