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此命题前，笔者觉得先要对“中国”和“汉学”的概念作一规范，只有这样论述由此才能准确无疑。何谓“中国”？笔者认为它有“文明概念”“空间概念”和“行政概念”的演化过程，其中“行政概念”始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空间概念”指北宋建立到清朝灭亡，而在北宋之前属于“文明概念”。
 
          关于中国的“空间概念”目前史学界都能接受的标准是“清朝统一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版图，这是一个历史情感最大值，也是各种持政治立场辩论的基础。首先谁是中国？哪些政权代表中国？其次用什么手段统治过才算中国版图？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治乱兴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统一和分裂时期都很长。汉，唐，明的统一王朝相对容易理解，所以多数认汉字人读出的是“汉匈对抗史”，“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以及“耿恭十三将士归玉门”等，情感上自然带入“汉人视角”来理解，这就是统一时代。而在分裂时代，比如战国七雄哪一个算中国？曹魏与季汉对抗时，诸葛丞相怎么定位？若说这些都是本民族内战可以不讨论，那么金国与南宋对峙，谁是中国？
  
         今天我们理解的国际关系体系是欧洲人在十七世纪中期创建起来，以“主权国家”为国际关系基本单位，在这个体系中只要有“主权”无论领土大小，国力强弱，国家地位都平等。但古代的“天下观念”不是这样认为，三千年前殷周王朝是以文明程度为标准。汉字“中国”最早明确被记录下来，是西周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这里的中国显然是一个地理区域，具体位置在黄河中游“洛阳盆地”一带，此地为殷商故地，文明水准远胜周人老家，殷周灭商后积极营建新都城为的是统治天下，中国最早只是文明感念，直到几百年春秋时期，中国之称扩大为“黄河流域各国总称”，在几十个小国被视为中国后就出现“鄙视情绪”反应在史书上，比如成书于鲁国《左传》称齐国为“夷狄”，成书于齐国《公羊传》承认“宋，周，齐，鲁”是正统，其他如秦，晋视为夷狄，至于楚国就成了蛮夷中之蛮夷，若以此来衡量屈原的文学成就便不值一提了。秦汉统一后，这个“天下体系”出现许多封国，于是乎诸葛孔明对抗曹魏属于“各为其主”，三国归晋后没有人批斗诸葛孔明是“一小撮在蜀之分裂分子”而是高度评价其尽忠职守。将“文化自信”发展至顶点的是隋唐，唐人开放国度自以为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唐人流行接纳外来文化，当时长安太子党追求刺激，热衷模仿突厥人的饮食起居，同时唐人没有国界感，许多新罗人或西亚人只要有才都能在朝为官，当时汉唐打赢外来政权时绝无要求战败国“签约割让领土”，所以至唐灭亡时“中国”一词始终都以“文明”为基准，并非是某一“族群”或“政权”的借代词。
  
           但至宋朝“领土焦虑”开始出现，与欧阳修，蔡襄同年登科的史学大家石介主张道统，他写有《中国论》明确主张“必须明确分割中国与夷狄”，尤其要抵制外来佛教。文章对“夷夏之争”，“儒释之辩”等问题作了系统化尖锐化阐述。欧阳修也著《正统论》阐述论证了赵宋是正统其他都是夷狄的观点。这和赵宋政权常年生活在北方辽国契丹人的阴影压制下才激发了朝内的疆域意识。现代民主主义理论说，“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想象源于他者给予的刺激，宋人的这种焦虑与排外情绪与源自欧洲的民主主义似乎很接近，只是这样的民主主义还未形成气候就被南下的蒙古人一扫而平，那么“厓山之后，还有中国乎？”这种争论自清末以来争了近百年，以“换个角度看中国史”之观点已成西方汉学界的显学，元朝以后之中国和传统中国已经割裂，那么传统史书如何评价元朝？《宋史  文天祥》记录了这位慷慨就义的爱国将士在其书信言辞里“并不否认元朝地位”的思想，至少元和宋在文天祥眼里是同等的。而元朝统一后仿“唐修八史”作“三史同修”这一意识形态行为是以中国王朝自居，而时间点是至正三年，这是元朝最后一个年号，几个月以后穷和尚朱元璋开始暴动，可见元朝修史为的是给自己留下历史道统，同样明朝也为自己的前朝修了“元史”也是确立自己的道统。
  
            朱元璋在《奉天讨蒙元檄文》道：“，，，自宋祚倾伊，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以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在檄文后半部分：“归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笔者认为这是唐宋道统观点之集大成，明朝制订“九边十一镇”划定中国边界是明朝已经接受统治多民族族群的统治意识，这与赵宋强调华夏汉民族有着本质区别，可以说到十七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世界的看法与今已无大差，但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思潮的引入和满人入侵中原又改变了中国概念，中国作为文明中心逐渐“贬值”，在明朝时代起码在东亚尚维持体面。丰臣秀吉率军侵略朝鲜时，明朝在1592年出兵史称“万历朝鲜之役”将倭国人赶下大海维持了“朝贡体系”，当时明朝独领文化高地可以俯视日本，朝鲜，交趾等国，但满人逐鹿中原使这样文化高地渐渐失去尊严，满清要宣扬“自古以来”周边小国倒视你为“鞑虏”，以致走向共和时“驱逐鞑虏”依然成了号角。这块汉字文化金字招牌彻底被满清给砸了。但“失之束隅收之桑榆”，大清康熙祖孙三代为确保满清龙脉，征战七十年痛打准噶尔部落，将中国疆域扩充到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有别于历史上扩开疆域只是派遣“维和部队”所不同，清朝对满洲，蒙古，新疆，西藏都建立起当地的行政官僚体系，达成社会认同，所以直到清灭亡之际，上述的满，蒙，疆，藏各地对北京依然保持强有之向心力，直到中华民国这一行政概念的“中国”出现。

            第二“何谓汉学”？目前学界大多数认同以简单概括就是“关于研究汉族文化”的学问，我们从上述规范“中国”概念以后，就会发现以此基础上强调“汉民族”或许没有意义。先论述笔者对“汉学”所作定义：以汉字和汉语会话为媒介，在此基础上记述的思想宗教，历史文学，政治社会和天文地理，以及在此之上构建起的风俗文化艺术的综合学科。
 
           需要指出的是汉字和汉语中已经掺杂了很多非汉民族用语，因为历史上汉字的强势而导致非汉民族以汉语方式记录下当地的事迹和文化，这些都应归于汉学范畴。而在“空间概念”的中国里，还存在多民族如藏文，蒙文，满文等典籍，这些只能属于“中国民族学”范畴。
  
            其次，“汉学”在学术上有狭义的定义：从其内涵上看有两种，一种是关于两汉时代的学说。一种是清代学者以考据学为主体的汉学研究成果，因为清代考据学所研究的文献有个特点就是只追溯到两汉，关于这点研究清代考据学史的现代学者没有就此作出疑点和阐述，也许更本就没有审视到。清代学者提出的解释是，考据五经就是要弄清孔孟的本意，也就是要知道孔孟那个时代对五经怎么解释的？但是这一点上没有文献可以参考，也就是由文献记载的起始点目前只能从两汉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