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离开医院的路途上愈加清晰地想起了这件事。

其实准确地说，它一直在那里，像蛇潜伏在最表层的意识里，稍有点风吹草动就会跳出来，以它豁张的刀口的姿态迅速给我致命一击。

于是有一个瞬间，我的灵魂仿佛出离了眼前的一刻：滚滚的车流不见了，漫天的雪花不见了，取代的是父亲的脸，苍白的，疲倦的，气若游丝的父亲的脸，浮出在人世的海面。

那张脸孔轻易地夺取了我的视线。世界随之恍惚而缺乏氧气。我只感到了海水，冰冷的海水从我的脚下迅速上升。我不得不用尽最后一丝清醒将车打向路边。

像一个清醒冷漠的人格格不入地面对一个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我的车像死了似的停在车来车往的充满着流动的生命气息的高速路边。车内是难以忍受的寂静和冷，衬托得耳边回荡的项欣的话听起来格外让人失魂。

你啊，你要相信。对谁都要相信。相信的人才会被信任。给你看看微信上这段话吧，非常有哲理。项欣笑盈盈地向我递来她的刚新鲜面世的粉红色iphone7。

她果然不虚所名：项欣。

项欣，她想让我相信什么？现世的社会又能让我相信什么呢？

彼时我们的话题正从项欣父亲的手术转到争执一桩真假难辨的新闻。

不要那么阴暗。不要被那些偶尔的负面新闻左右。有钱有地位的人很多也有良心。这是项欣反驳我说的一些人的虚伪作秀论。

我从不否认有真正高尚的人。但是良心已经是越来越稀缺的东西了。看看那些凶神恶煞一样的城管是怎么欺负以卖货为生的小商小贩的吧。看看那些道貌岸然的法官们对着被冤死的人是怎么畏首畏尾地沉默的吧。再看看那些以家徒四壁的清廉的包青天面目昭告天下的人，不久失势之后又是如何从他们一贫如洗的家里拉出一车又一车现金的吧，更不要提不近女色的人忽然雨后春笋般被挖掘出的各色风流韵事……

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我能够相信什么。

而这些，我都不能够跟项欣争执。她仿佛天生缺乏对于苦难和阴暗的理解力。

我知道这也不能怪项欣。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一个人的视野也只能局限于他所在的等级。项欣的世界是美丽的，精致而脆弱地美丽着。

我相信如果不是大学四年共处一室，现实中我与项欣这样的富家女不会有任何交集。

这是一个阶层分明的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越来越凸显出不共戴天的深沟险壑。

我笑笑。轻轻推开项欣送来的热气腾腾的微信鸡汤。我知道那上面会怎么写。我也能婉转地甚至境界更高超地写出来。可是，那又有什么用。

生活是一杯浓烈呛喉的苦酒。而项欣递给我的只是一碗汤，由吟风诵月的纤纤玉手精心熬制，只有像项欣这样的金枝玉叶才喝得起，并且只一碗就醉得心意迷离。

你不是一样给红包了。我尽量轻描淡写。

有了能砸破头的钱应当可以妥妥地买回一条人命。这年头，越是不缺钱的人越是钱的孙子。

红包的事自然是我问项欣的。这本来是神不知鬼不觉的，项欣不介意告诉我实话。

那只是感谢。项欣不以为然。

我笑笑。同样的不以为然。

我不会恶意揣摩项欣的意图，但也不想轻易抹杀项欣作为有钱人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的恶习的纵容甚至推波助澜。

我不能不想起那些因为几千块钱的费用就被拒绝延误的病人，更有很多人连医院的门都不能跨进。生则生，死则死。他们那么通透。建筑面貌日益华丽的医院对他们来说就像缥缈的空中楼阁，一棵贱命的草不去亲近也罢。

我那样一边想着，一边将手里的花束放入水晶花瓶中。看一眼沉睡中的项欣的父亲，他的元气在渐渐恢复，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开心的事。可是我的心却无端地在项欣父亲紧闭的睫毛上哆嗦起来。

我的父亲的脸清晰地盖在项欣父亲的脸上。我不能不急忙移开视线，转动掉那个画面。

无论如何，一个女儿不会失去父亲了。我对项欣说。

这是钱的魅力。我不知道换一个同样的病者截然不同样的金钱地位，一个女儿会不会就此失去她贫穷的父亲。

我不能不再次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临终前的脸，并着一个永不愈合眼睛一样豁张的刀口。

那是十几年前，父亲胸骨上生了癌病。

将近两年的各种打着扁鹊在世的名义的治疗并没有杀死在父亲体内流窜的癌细胞，而我们的钱已经快用光了。那年元旦一过，父亲就被病魔彻底击倒了。

我拿他的透射片子给北京的几位骨科大夫看，他们都说，没得救了，病罩转移了，并且说出转移方位，在腰部脊椎处，压迫了神经。父亲很难有站起来的希望了。

父亲日日躺在病房里望着外面的天，外面的天回报他愁眉苦脸的雪。我一边按摩着父亲失去知觉的腿脚，一边安慰父亲：等春天来了，我就去买辆轮椅，推你出去看桃花。

父亲被我的话逗笑了。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家笑起来像个小孩。

到时候你能回来吗？父亲问我。

能，我可以请假。我说。不行我就周末从北京飞回来。那时再过几个月我就要辞掉工作了。我可以全心全意地陪伴父亲照顾父亲。虽然我知道，那样的日子并不会太多。可是我存了希望。只要父亲能够维持现状，不做任何剧烈的手术和化疗，他可以等到春暖花开。我还想陪父亲去看海。

你一定不要做手术啊，爸爸。我不记得我说了多少遍这句话。

北京的大夫告诉我不必开刀了，治不好了，做好临终关怀吧。我记得他们言辞恳切地这样说过。

没得救了。这是我偷偷藏起来的一句话。我一直后悔我该直接告诉父亲的，这样他就不会轻信任何人的煽动，不会再抱有任何希望。

而我为着在父亲心里留有一线希望，藏起了这句话。

我不是没有怀疑过那个每天往父亲的病房跑的伍德医生。听说他是医学博士，经验丰富。每次见到我他就找个借口离开。而母亲就会告诉我伍德医生又亲切地给父亲许了怎样美好的愿景。

他很厉害的，是这里最好的医生。父亲这样说的时候眼里放着光。

我看见过宝马车里脱下白大褂的伍德医生，一脸嚣张的冷漠。我不能相信这样一个医生，无论多少人说他好。不过那时我也没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想他有多坏。

总是有良心的吧。我那时以为。

涉世不深的我并没有亲眼见过太多邪恶。

相信这个世界。它看起来是美好的。我会在内心里对着各种充耳的恶劣新闻拼力排斥。

卧床一段时间，父亲那时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任何稍有常识的医生都会知道，这样的病人经不起兴师动众的手术。

不要相信医生的游说。父亲的病不能做手术了。极易引起并发症。我私下叮嘱母亲。

母亲也老了，她听着我的话好像没有听明白。我还能说怎样明白呢，她即将失去她的丈夫了。

我应当对医生的三寸不烂之舌有所预料的，却没有预料到医生对于病人的上帝一样的决定身份。

当我接到母亲的电话从北京匆匆飞回到父亲身旁的时候，父亲已经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一个星期了。只是一个星期让一个原来精神矍铄的老人变成奄奄一息。

父亲到底没有听从我的劝告，到底轻信了医生的蛊毒。那是比他的病情本身更剧烈更致命的毒药。

父亲几乎是不省人事的了。他只是知道我回来，抬起虚弱的眼睛看一看我，又千金重似的合上。发白的嘴唇翕张着。父亲已经不能完整地说出什么话了。

本来说是八个小时的手术结果推进去不到一个小时就推出来了……母亲向我絮絮叨叨地解说着。

为什么要做手术呢？！我不是说过了吗？！为什么要信混蛋医生的鬼话？！他明明知道父亲已经没有救了！为什么不让他安安静静地走？！为什么还要给他强加上痛苦？！

我竟也只有对着母亲声嘶力竭发泄的本领。母亲像个犯了过错的小孩嗫嚅着：不相信医生还能相信谁呢？

是啊，一个把自己旦夕存亡的命双手递到医生面前的对医学毫无所知又充满着求生欲望的人，不相信医生还能相信谁呢？！

我回去的一整个星期到父亲去世，那个伍德医生再也没有在父亲的病房出现过。而我是那么懦弱无力，我终究不能够以真理的凛冽面目去揭开那个医生伪善的假面。

父亲是为了活下去轻信。医生呢，就是为了钱吗？

天杀的钱！

而痛苦却远远不是我将要迅速地失去父亲。

那天我给父亲擦拭身体，帮父亲翻身时，赫然看到失粘脱落的纱布下面一道长长的刀口，因为父亲侧身而卧惨然豁张着淋漓的口子……

那该天杀的医生根本没有给父亲缝合刀口！

如果不是因为给父亲翻身，谁会知道呢，父亲躺在一个裂开的长长的刀口上面，而他也将带着这道不为人知的长长的豁张的刀口离去……

我不能再想下去了。

我逼迫自己不再想下去。

再想下去我会疯掉的！

你知道吗？我们的人生不是被美丽的传闻建立，而是被那些亲身经历摧毁。——我曾经这样对项欣说过。我并不指望她会明白。

十几年了，我逼迫自己忘记。可是我一点都没有忘记。任何一个微小的相关都会让那个长长的刀口在我眼前蓦然豁张着。它能一瞬间把我整个人吞噬进去。

我摇下车窗，让冷风夹着雪呼呼地灌进来。抬头看夜空，只有风中疯狂飞舞的雪，就仿佛天空被谁豁开了一个长长的口子，落下来的，除了寒心彻骨的雪还是雪。

冥冥中我感觉到我的脊背后面不知何时也敞开着一道宽敞的口子，父亲后背那样长长的口子，冷风长驱直入，雪花也飞进来了，一只手伸向我，伸进我背后的豁口，取走了什么，然后那只手就消失了，而我的身体更加又冷又空了……

我冷不丁打了个寒战，一下子醒了。环顾四周，我还在车里，车还是像死了一样停在车来车往的流动着生命气息的高速路边，车窗还开着，雪还在持续不断地灌进来。

我想起了刚才的梦，伸手摸摸后背，没有裂开。

长吁一口气，重重靠在车座椅上，然后我想起了梦中那只伸进我的身体又消失的手……不知怎么，我的脑海忽然闪过前几天看的新闻，一名病人在手术时被恶劣的医生取走了肾。

我的身体立时又僵硬起来。父亲后背的长长刀口又豁然张开在我的眼前。

我的父亲……我张口结舌地呆在那里，一种巨大的恐惧出其不意攫取了我的呼吸：父亲走时，他体内的五脏六腑是完整无缺的吧？

仿佛遭遇了突然的噩梦，我被这个疑问彻底魇住了。

我睁着空洞的眼睛木然看着车窗外。深夜的人间以狰狞的姿态倾覆般扑向我，而我竟无力挣脱。

像一个垂死的魂灵，我向着虚无的夜空无言地呼喊着救命，那声音却如同投入到深渊的砂砾，被深不可测的无底黑暗静静地吞没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