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辛苦的，女子要革命就不能像贵妇那样，而应低下去，像劳苦大众一样努力工作。”
 
即使漫云和令儒在一起的那几年，他们也是聚少离多。令儒的事业始终并不如意，常常难以在本地找到适宜的工作，不得不在两个城市之间奔波。但是这种离别给工作忙碌的漫云带来一种新鲜感。她不必每天都做一个贤惠的妻子——这是怎样的放松！
有了在北京和武汉的工作经验，漫云在上海开展妇女工作时更加富有思路和秩序。那时北伐已接近成功，革命工作的开展已经不再需要秘密进行。她大力组建上海妇女联合会，创办妇女杂志，聘请义务律师协助解决女性婚姻案件，成立女工补习夜校，不再以教授知识为主，而是灌输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同时向女工们灌输权利意识，让女工们懂得保障自身的社会权利以及在家庭中的权利。
漫云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人格是否独立并不必然受制于教育水平。一个大字不识的妇女同样可以具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卓越的革命见识。
因为漫云妇女工作开展得相当出色，中央党部向全国各省派出一百多名党务指导委员，漫云被选为三名女性之一，负责浙江省的党务指导。此时漫云已近临产，漫云本来想推辞，但是想到这是女性打开政治局面的重要途径，她必须为广大女性接受这份任命，仅仅为了向男性宣告——女子也可以。
对于漫云的决定，令儒是一贯的支持，他深知漫云的能力和革命的热情，他觉得漫云的才干应当得到发挥。
有一段时间漫云每天挺着有孕之身奔波在杭州和上海之间，因为没有经验，漫云的第一个孩子念梓差点出生在火车上。孩子还不到满月，漫云就抱着她同从北京赶来的母亲，一起搬迁到了杭州，与何应钦，周炳琳等做同事，正式全身心投入到党务工作中。
为了不让男同事们小瞧，漫云依旧像单身时那么拼命工作。她生产不到三个星期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五卅惨案纪念大会，冒雨向民众宣讲演说，冷风细雨打得她全身直发抖。漫云把刚满月的梓儿留给母亲和雇来的李嫂照顾，即使当时的住处离党部步行不到五分钟距离，漫云也坚持每天进了办公室就不再出省党部大门，任凭乳汁把里三层外三层的裹布濡湿……漫云只想让那些男子知道，女性，即使刚生产，即使做了母亲，也可以同男子一样进行自己的事业。
令儒那时候在暨南大学当讲师，每个周六从上海坐火车来杭州团聚，周一早上再坐火车赶回上海去。他们一起在杭州游西湖，观雨景，赏雪中红梅……爱情的甜蜜似乎比结婚之前还浓稠。
漫云甚至觉得，夫妻之间的爱情需时时更新，小别是最好的更新方式。短暂的离别之后，再见的那个人都仿佛是新的。
即使每个星期只是分离短短几天，每个星期漫云都会雷打不动收到令儒的三封信。写信与读信是漫云和令儒爱情的主要内容之一。
要是爱情是文字的桥梁架起的两颗心之间的柔情的流动，那么漫云可以说已经拥有了最好的爱情。没有比令儒的情书更能打动漫云的文字了，令儒情书的文采高过况之，甚至相比沈先生的情书，也丝毫不逊色。漫云据此觉得，爱情里的男女，都是文学大师。以至于后来，当令儒的德国情人出现，漫云同意令儒给她写信的原因之一是：“你已经把世上最好的情话都说给我听了。”
令儒不在身边的时候，漫云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自己的事业中。那时候她不是一个女性，而是一个人，与一众中国最优秀的男子平等，甚至在很多方面远远超越男性眼界。当然，这个眼界上的优势来自于漫云的性别，只有女性才能更敏锐更深切地感受到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的待遇——除了女性，还有谁能更理解女性？
就像况之说的，“你要敢于和勇于为广大受压迫的女性发声”，此时的漫云已经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国民党三全会议上，漫云作为数百个代表中仅有的几个女性代表之一发言，大声疾呼不应当把女性的培养局限在贤妻良母的框架里，而应在国民中大力推广男女平等理念，不应低估女性从政能力，而应重视女性的政治权利，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胆启用女性人才。
然而那时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分裂已经十分显明，对国民总提案的不同意见导致两派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失望之余，漫云跟随部分党内元老一同退席大会。至此，漫云对党的事业开始心灰意冷。她敏锐地意识到，党内混进了各种各样目的的官僚政客，党已经不是她最初怀抱一腔爱国热忱，不顾惜个人安危为国家民族利益奋斗的那个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