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24 00:03 来源: 古籍
内容摘要：敦煌书法五体兼具，风格多样，其中以楷书为主的“写经体”多是抄写的正典，而行草书一般是为正典作的注疏或释论，以及书函或是题记。以汉文文书来说，其书法既有本土的书风，也有中原“崇王”或是初唐名家的书风。敦煌书法的渊源尤在汉晋，它也有一个传承的谱系，因此，敦煌的草书多是章草，而行书却受到西晋的影响，具有隶书的意蕴。在李世民推崇王羲之书法的风尚中，敦煌同样受到这种新风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具有王羲之风格的写本传世。本文着重研究唐代行草书的渊源与流变，以初唐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新材料、历史文献和图像对比等进行释析，以期对唐代行草书有新的认识。

敦者，大也；煌者，盛也。

敦煌文化是华夏文明的百科全书和集大成者，敦煌书法是一座无穷的宝藏，是敦煌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发现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该洞藏有从西晋到北宋的各种文字的经卷文书等多达五万余卷，其中最早题记的写本为西晋永兴二年（305），最晚的写本为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时间跨度为七个世纪。写本内容包括儒释道的经典和公私文书、民间契约、药方、乐舞谱等。其书体大部分为楷书，另外还有一少部分行草书，多是为正典佛经所做的注疏、释论或是题记以及一些公私文书等。

欧阳修曾说：“书之盛，莫盛于唐”，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鼎盛的时期，也是敦煌艺术史上的全盛时期,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写本中,唐代的比例也是最大的,“粗略估计可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2]池田温的统计结果也基本如是：“全部敦煌写本从世纪划分来看，属9世纪的最多，接着是8、10世纪，7世纪以前的合计起来也只占全部的十分之一。”[3]由此可见，唐代写本可谓主流。在五万余卷的写本中，蕴藏着汉文、回鹘文、于阗文、西夏文、粟特文等众多文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方面，汉文文书包含真、草、隶、篆、行五种书体，其书法风格多样，即有本土的书风，也有来自中原的书写风尚，从中可以看出中原文化对西北地区的影响。

相对于唐代书法名家来说，敦煌行草书写本有其自身的渊源和特点，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敦煌行草书写本，从书法渊源、风貌、笔法特征及流变等方面来分析其特点和中原书风的关系，探寻西北地区的地域书风特点以及对中原“新体”的接受程度，从而更为全面的探寻初唐行草书风格的渊源与流变。

一、溯源两汉，凿通魏晋

敦煌的唐代行草书写本，有一部分具有明显的本土特色，它们都蕴含着浓郁的隶书笔意，这种现象并不是偶然产生的，现从以下几个方面释析：

图1ˉ西汉敦煌马圈湾木牍

第一，两汉简牍的书写遗风。在西汉时期，敦煌即设郡，设立官学，推行中原的文化，汉军中常以《急就章》《仓颉篇》等作为蒙学教材，在学习的课程中，书法占据很重要的地位，王国维认为：“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4]另外，中原大批的罪贬士人及刑徒被发配边疆，他们的到来，既促进了当地的生产力，同时也将京都的文化带到了敦煌。戍边士卒驻屯于广阔的边疆，通过简牍传递各种信息。简牍的书写，军法的掌握，对将士们提出了读书识字的要求。正是在烽燧之中，产生了灿烂的敦煌简牍书法文化。[5]如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其内容为诏书、奏记、檄、律令、牒书、爰书、符传、薄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契券、封检等，[6]书体有八分、古隶、草隶和章草等不同种类（图1），另外一处是位于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悬泉置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和少量的帛书，其内容多是各级官府签发的路牒、律令、司法文书和私信、典籍类，书体有古隶书、八分、草隶和章草。（图2、图3）还有一处是玉门关花海烽燧出土的习字简牍，如：吏吏吏吏吏（《居新》E.P.T52:109A）等。


图2ˉ悬泉置西汉帛书（古隶）


图3ˉ悬泉置西汉帛书（草隶）

第二，敦煌本土名家的传习。东汉时期，河西地区大量汉族儒士纷纷建立私学。如张芝的父亲张奂 ，即设立私学，传播儒家文化，“闭门不出，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7]。张芝虽在书法方面有贡献，但未能在史书中列传，《后汉书》仅简略记之：“长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并善草书，至今称传之。”[8]隋唐以前，在敦煌影响最大的书法家乃是崔寔。敦煌残纸《杂抄》（P.2721）中，论及书法时云：“何人善作书？崔寔。”索靖学张芝，张芝则学自崔寔，是故敦煌书法之溯源，可追及崔寔。[9]敦煌人李达即是张芝、索靖的传人。据圣历元年（698）五月十四日《李府君莫高窟修佛龛碑》载：“行能双美，文武兼优，临池擅飞翰之工，射叶逞弯弧之妙”，由此可见，李达是初唐时期，张芝、索靖草体风格的敦煌继承人，尤工于草书。[10]现李达作品未见有传，而张芝的书法却在凉州和附近地区影响了很多人，赵壹《非草书》载：“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颜、孔焉。”由此可见当时仰慕张芝的草书胜过孔子、颜回了。张芝的书法不仅在章草方面有造诣，更重要的是变章草为今草，弱化了草书的横势和波磔，强化了草书的纵势和连带。王世贞《古今法书苑序》中认为：“张伯英因而变之，以成今草，世称一笔书，即草书之祖也。”[11]虽然传自至今的草书作品仅有五件，且真伪难辩，但仍可看出大致的风格特征。如（图4）


图4ˉ东汉 张芝《秋凉平善帖》

第三，一台二妙魏晋风。敦煌望族索氏，是在西汉年间迁徙至敦煌。《沙洲释门索法律窟铭》记载：“（敦煌索氏）远祖前汉太中大夫抚，直谏飞龙，既犯逆鳞之势。赵周下狱，抚恐被诛，以元鼎六年自钜鹿南和，徙居于流沙，子孙因家焉。遂为敦煌人也。[12]”《敦煌名族志》记载：“（敦煌索氏）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初，索抚在东，居钜鹿之北，号为北索。至王莽天凤三年（16），鸣开都尉索骏复西敦煌，骏在东，居钜鹿之南，号为南索。莫知长幼，咸累代官族。” [13]索抚后人索靖曾任西域戊己校尉长史，是汉末张芝姐姐的孙子，南朝刘宋时的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记载：“敦煌索靖，字幼安，张芝姊之孙，晋征南司马，亦善草书。”索靖与张华和陆机、陆云兄弟亦有交游，且同交流书艺。他们也都有书法作品传世，卫瓘、索靖和陆机所作多是章草（图5），陆云的《春节帖》在章草的基础上加入今草的连带关系，并且强化了字的纵势，而张华的《西卧帖》则是典型的今草作品，和张芝的今草书颇为相似，有明确的开合关系，整体的轻重、粗细变化较大，具备了大草浪漫多姿的风度。


图5ˉ西晋 卫瓘《州民帖》

魏晋以后，尚书省成为全国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索靖与卫瓘同在中枢尚书省任职，皆以书法而闻名，史称“一台二妙”。[14]“尚书令卫瓘，与尚书郎索靖，俱善草书，号一台二妙。”卫氏是河东安邑的望族，三国时期，卫觊的书法可与钟繇比肩，其长于书法，尤工草书，经过晋代卫瓘、卫恒、卫夫人等人的弘扬，形成了卫氏书门家风。卫觊、卫瓘、索靖等人的书法皆受张芝的影响，房玄龄在《晋书》卷三十六《列传第六》中记载：“汉末张芝亦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宣和书谱》卷十四云：“索靖以章草名动一时，学者宗之。” [15]在俄藏的敦煌文献中即有唐人临的索靖《月仪帖》残纸，与传世刻本相比较，极为相似（图6）。


图6ˉ俄藏敦煌文献《月仪帖》（Dx.6009）

综上所述，可看出敦煌行草书法有明确的本土风格，其继承了两汉的简牍传统，吸收了魏晋的书写风尚，参之以时代书风，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书法风格。这些写本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风格：一是章草类，其风格近似张芝、卫瓘、索靖或是陆机等；二是行草书类，其风格近似汉末和魏晋（五凉）的简牍和残纸。现根据具体的写本释析如下。

图7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唯识宗疏释》（BD16369号）的残纸，其用笔含蓄内敛，点画绵厚，行气贯通，是典型的章草书风，虽没有表现出章草标志性的波磔，但仍具有章草的韵致。如同欣赏西汉刻石和汉金文，即使其没有标志性的蚕头雁尾，依然能体现出隶书的气息。该残纸的风格与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图8）极为相近，多篆籀古意，绝少提按之法，转折处更无唐人分解之法，而是多用使转。可见，这种风格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即使在楼兰残纸中，也有类似这种风格的存在，并作为一种风格的支流在不断地延续和生发。


图7ˉ《唯识宗疏释》（BD16369号）


图8ˉ西晋陆机《平复帖》

图9是法藏《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局部）。此卷首尾皆残，画有乌丝栏，无纪年题记，书手亦不详，根据其在敦煌的传抄和书法风格推测，约为中晚唐时期所作。“因明”是佛教五明之一，“因明论”系古印度著名之辩学，即逻辑学与认识论的学问。[16] 该卷用笔简练、从容，结字圆润秀逸，字与字之间以势相连，没有今草中的牵丝映带和字组关系，通篇呈现一种茂密的章法特征和不激不厉的从容气息。这件章草和索靖的《月仪帖》的风格也颇为接近，用笔精到，有明确的轻重变化和虚实关系，都体现出章草的连绵性，且能随字赋形，随形赋态，尤其是《因明入正理论后疏》虽通篇重复字较多，却因场域不同而无一字相同。正如杨泉在《草书赋》中所言：“众巧百态，无尽不奇。宛转翻覆，如丝相持。” [17]


图9ˉ法藏《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唐

在敦煌发现的唐代章草写卷中，类似这种风格的写卷不在少数，且多是为正典所作的注疏或释论，可见这既是基于内容的原因，同时也是一种地域的时风。况且，在敦煌也发现了唐人临的索靖《月仪帖》墨迹（参考图9），对比《邻苏园法帖》（刻本）可见唐人临写之虔诚，用笔之精到，因此，敦煌的草书写卷大多呈现章草书风也就成了一种自然。如法藏唐昙旷《大乘起信论略述残卷卷上》（P2141）、法藏唐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第六卷》（P2176）、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法华玄赞》（BD01213）等皆是类似风格。

敦煌在十六国时期，先后接受前凉、前秦、后凉、段氏北凉、西凉、沮渠氏北凉六个割据政权的统治。前凉统治时期，中原板荡，群雄争战，敦煌远离动乱，不仅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得到很大发展。[18] 其书法也一直保持了本土的书写传统，所以其行书或者行草书风非常接近汉末和魏晋（五凉）简牍和残纸。如敦煌博物馆藏前凉时期的镇墓罐之上的文字，起笔露锋，横笔前轻后重，以徒手线书之，“子”字还保留了隶书的结字特征，转折处顺势而行，没有过于明显的提按动作。后凉时期的书风和前凉基本类似，横笔也是前轻后重，徒手摆出，在转折处略有不同，已具有了向内部挤压的用笔动作，呈现一种方峻的艺术特征。从这两个镇墓罐（图10、图11）可以看出五凉时期敦煌本土的民间书写的状态和风格倾向。


图10ˉ镇墓罐，前凉（建兴二十七年），敦煌市博物馆


图11ˉ镇墓罐，后凉（麟嘉八年）

敦煌发现的唐人行草书写本中，还保留了这种书写的传统，如法藏《因地论》（P3030），这是一件行书写本，写于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作者不详。此卷用笔轻松灵动，点画圆熟，行气贯通，偶有草书参于其中。转折处多为圆转，长横注重两头的提按动作，短促的笔画多是因势赋形，捺笔一般是反捺或者无捺角，钩画多是顺势带出，没有唐楷中具体的点画形态，整体气息与敦煌传统的本土书风非常接近。如“欲”“往”“不”“俗”等字（图12）。

图12ˉ法藏《因地论》（P3030）例字


图13ˉ《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敦煌研究院藏

另外，敦煌研究院藏的《唐景云二年张君义勋告》（图13）也是具有这种气息和风格的写本，大凡带有“框”形的字，多用使转，如“同”“白”“曹”等字；字的主笔比较开张，有隶意，如“贰”“宁”“史”“婺”等字；章法上，行距大而字间距小，犹如西晋时期行间分明的简牍。

二、崇王思想与中原书风西传

隋唐以降，南北一统，敦煌开始受到南方的影响，王羲之书法的传入，南北全面交融。[19]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王羲之书法，其以国家之力收集王羲之的存世墨迹，并亲自为王羲之作传论和临习王羲之的书法，敦煌藏经洞即发现了李世民的行书作品《温泉铭》的拓本。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李世民对王羲之书法的钟爱，既影响了身边的大臣，也对一个时代的书风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贞观年间李世民命宫廷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四人将《兰亭序》各拓数本，分赐皇太子、诸王、近臣，由此广为传布，成为朝野争相临仿的行书范本，后世则尊奉其为“天下第一行书”。[20] 现存有虞世南、欧阳询和褚遂良临摹《兰亭序》的作品传世。另外，法藏P2544、3194背、2622背等也都存有唐代敦煌地区学仕郎临仿的《兰亭序》残纸。除此之外，敦煌藏经洞还发现了唐人临王羲之《龙保帖》《瞻近帖》《旃罽胡桃帖》《其书帖》等手札以及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由此可见，王羲之的书法不仅在中原地区广为流传，即使在偏远的河西甚至西域地区也深有影响。

敦煌书法种类繁多，大致分为写本、拓本和印本三类，其书体亦丰富多样，最多的是楷书经卷，多被谓为“写经体”，其在魏晋时期即形成一种专门的体态而自成体系，直至影响到南北朝、隋唐、五代及宋元。写出这种体态是专事抄经的经生擅长的“行活”，其技艺的传承，或者由师徒相授，或者因风习相染。经生笔下的体态风姿有一脉相承的归约性，写自西陲、中原和江南的经卷，都有同具的形质。[21] 其次是行草书，多是为正典作的注、释、疏或是实用文书，还有一少部分唐代篆书、敦煌古代硬笔书法和敦煌古代美术字，如P4702的唐《篆书千字文》。此篆书结字颇有装饰性，起收笔受唐人楷法影响，呈现顿挫的棱角。敦煌古代硬笔书法时间跨度从东汉到元代，文字种类有汉文、粟特文、梵文、吐蕃文等十余种，其书体以行书居多，楷书次之，其风格特点可以概括为：“曲直唯线、点不成挑、肩勾不顿、撇不成刀、捺不出脚、锋芒昭昭。”[22] 敦煌古代美术字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脱影双钩体，二是双钩花心字，三是对称双分字。[23] 鉴于本文主要研究唐代的行草书，故在此不作过多的论述，现通过已掌握的材料而具体阐释唐代崇王思想与中原书风西传的行草书风格特点。

（一）虞陆书风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云：“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 [24]虞世南与智永同郡，幼年即学书于智永。虞氏历仕陈、隋二代，入唐后历任弘文馆学士、著作郎、秘书少监、秘书监等职，与房玄龄共同掌管文翰。李世民初以武力定天下，而后又推行文治，以此定国安邦和收复士子之心。南朝士人尤爱右军书，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推崇，也有以书法一统天下士子之心的策略。李世民曾自言：“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 [25]


图14ˉ法藏《众经别录》（P3848）

虞世南作为初唐最受皇帝赏识，又能承续王羲之法脉的文臣，他的书法和书学思想必将影响其所处的时代，如其外甥陆柬之，即这种风格传承的代表。但这只局限于庙堂之内，而在遥远的河西地区，却也发现了类似这种风格的行书写本，如法藏《众经别录》（P3848）（图14）。该卷由南齐昙摩伽陀耶舍译，其点画顾盼生姿、温润绵厚，结字平中见奇、饶有韵致，若将其与陆柬之的《文赋》相比较，会发现用笔和气息颇为相似，如“义”“为”“若”“有”“而”等字（图15）。


图15ˉ《文赋》和《众经别录》对比图

另外，在敦煌还发现了法藏P3714李的《新修本草》，卷中题记为“乾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制可”，乾封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乾封二年即667年，此年号用了两年有余。《新修本草》是李在显庆二年（657）奉旨与许敬宗、孙志约、苏敬、于志宁等编撰而成，总计有二十卷，被认定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药典。该卷用笔含蓄内敛，点画没有过于大的起伏变化，转折处极尽方圆之能事，有敦煌本土书风的古朴之意，而修长的结字和文雅的气息又有虞世南和陆柬之的韵致（图16）。


图16ˉ法藏P3714李勣 《新修本草》手稿，27.7cm×552.5cm

由此可见，在初唐时期，以虞世南的书法水平和社会地位，其书法风尚会成为一种“范式”而广为流传，因此说，在敦煌发现虞氏书风的写卷就成了一种自然。并且除了行书有虞世南的书风外，其楷书风格的写卷也有存在，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BD00313《佛名经》卷八，其笔调圆润秀雅，与虞书甚为相合，或同出自南朝智永一脉书风；而BD03461号2《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既有虞世南的秀润又兼具欧阳询的挺拔，可见南北书风一统在敦煌的体现。

（二）《集王圣教序》的承续与传播

《集王圣教序》是历代体现王羲之书法字形最多的作品[26]，也是后世学习王羲之行书的重要法帖，该刻石在673年1月1日（咸亨三年十二月八日）立于长安弘福寺，载录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的《述圣记》，具有明确的政治和宗教色彩（两位皇帝的答复、官员的姓名和整篇《心经》），同时它还体现了王羲之行书的典范风格。[22]

自贞观年起，唐太宗李世民大量收集王羲之书迹，史载：“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28]唐高宗李治雅好文翰，《新唐书·裴行俭传》载，“行俭工草隶”，帝尝以绢素诏写《文选》，“览之，秘爱其法，赉物良厚”。[29]《全唐诗》亦载其诗8首。其在做皇太子时，即从父亲那里得到了《兰亭序》的拓本，后又请益于王羲之的第十代孙王方庆，可以说李治深通王羲之书法。在北宋《淳化秘阁法帖》中，收录其8帖，加之后人考证本属于他的手笔而归于太宗名下的4帖，总计有12帖。[30]《李勣碑》（677年）即是其师法王羲之书法的典型作品。


图17ˉ《李勣碑》拓片

《李勣碑》是“御制碑”，文书具美，镌刻尤工。其点画骨力洞达，起落转侧如昆刀切玉，劲健爽利，结体似欹反正，若断还连，偶有字组的连带，极尽天然，其笔法近《兰亭序》和虞世南，字法似《集王圣教序》，整体形成一种简静平和，遒丽旷达的韵致。（如图17）明赵崡《石墨镌华》云：“行草神逸机流，后半尤纵横自如。”清杨宾《大瓢偶笔》谓：“《李英公碑》遒媚缠绵，虽雄浑不及文皇，而戈法过之，正不得以怕妇忽之耳。”李治的传世碑刻除《李勣碑》外，还有《万年宫铭》《纪功颂》和《孝敬皇帝睿德记》等，宋朱长文《墨池编》云：“高宗雅善真、草、隶、飞白。”而这几通碑的碑文都是以行书书写，由此可表明李治兼擅数体，而尤以行书见长。


图18ˉ法藏P2346吉藏《法华义疏》行草手稿前半部分

敦煌文献保留了15件带有《圣教序》的《述圣记》的内容，[31]不过只有3件是完整的卷子（S.3755、BD06687、西北师大003）。[32]而在书法方面，敦煌所出的胡吉藏撰写的《法华义疏》是典型的《集王圣教序》的风格。（如图18）无论是用笔还是结字都凸显了王羲之的书法特征，并且还受到初唐“瘦硬”风尚的影响，其点画刚健挺拔，结字瘦长俊秀，用笔的节奏感非常强烈，整体的气息也与《集王圣教序》极为暗合。现选取《法华义疏》和《集王圣教序》中的例字进行比较。（如图19）


图19ˉ《法华义疏》与《集王圣教序》对照表

在这两件作品中，“故”和“疑”二字都是左边重而右边轻。为证明这两个字不是偶然的特例，笔者又查看了《法华义疏》中其他的“故”和“疑”二字，大多也是这种结字特征。再来看一下“叶”“者”和“至”三字，无论是用笔的精到程度还是结字的收放关系，都与《集王圣教序》极为相似，由此可见，书者很有可能学习过《集王圣教序》，并能熟练地进行书写。

无独有偶，这种现象在敦煌发现的写本中并不少见，如英藏S1835《劝纳谏文》后面的题记书法，用笔遒丽劲健，结体俊朗挺拔，章法疏朗有致，字之大小开合一任天然，与《集王圣教序》清朗俊逸的风格极为相似。王澍在《竹云题跋》中评怀仁王书《圣教序》云：“自唐以来，士林甚重此碑，匪直《兴福寺》《龙阐法师》等碑为显效其体，即李北海、张司直、苏武功亦从此夺胎。”[33] 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时代的书写风尚，其书风必然会对敦煌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武周书风与新字

武则天称帝后，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显示其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制造文字而进行了一场文化专制的尝试，以诏令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使用其所创制的18 个新文字（图20）。大到奏疏策论、墓志碑刻，小到公文案牍、书册账簿等，都必须使用新造字。[34] 不仅在中原地区，即使在遥远的西北边陲地区也都在执行诏令。


图20ˉ武周新字表

清人叶昌炽也曾谈到武周新字的运用之广，称“当时群臣章奏及天下书契咸用其字”。[35] 林聪明认为，敦煌写经出自武周时代官府所造者，无论题记、经文，皆书写新字，然其数量甚少。占绝大多数的民间写经虽迫于政令，却阳奉阴违，仅在醒目的题记上书写新字，而经文冗长，不易被察觉，便仍用旧体，少写新字。[35] 在吐鲁番出土的的砖志中，也出现了使用武周新字的现象，如武周长寿二年（693）《张富琳墓志》中：“授”“年”“月”“日”四字皆是武周新字。[37]（如图21）另外，在阿斯塔那222号墓出土的武周证圣元年（695）残牒（73TAM222:16）中的“证”“圣”“年”“月”“日”五字均为武周新字。（如图22）至于为什么创制新字，武则天在《改元载初敕》谈及造字的目的：“……上有依于古体，下有改于新文。庶道可久之基础，方表还淳之意。”[38]这说明武则天希望传承圣贤古籍，回归纯朴的古文字之风；同时也能看出她对文字的迷信，用创造汉字的办法维护其专制统治，巩固其君王帝王，[39]由此可见，这是一场颇具政治意味的文化改革。[40]


图21ˉ《张富琳墓志》，吐鲁番出土


图22ˉ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文书

在法藏敦煌遗书中，有武周时期的残纸书法七行， 与《永隆家书》粘连一起。（图23）残纸中有武周新字四个，分别为“君”“星”“地”“天”四字。（图24）“君”字的字形由“天、大、吉”三字组成。《说文·口部》：“君，尊也，从尹口，口以发号。”


，古文，象君坐形。”[41]新造字“


”就是在古文“


”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星”字，《说文·晶部》：“曐，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从晶从生。一曰象形，从〇。古〇复注中，故与日同。”


，古文。”段注：“从三〇，故曰象形。”[42]新造字“


”即是古文“星”的省形；“地”字，新造字写作“


”，《说文·土部》：“地，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玉篇·土部》：“埊，古地字。”[43]该字古已有之，并非武则天所创，原字以楷书笔画写籀书，敦煌武周残纸中以行书笔意书之；“天”字，字形来源于小篆，《说文》小篆“天”作“

”，《峄山碑》作“


”，吴国《天发神谶碑》作“

”。法藏武周残纸中的“


”字以楷书的笔法，篆书的字形书之。


图23ˉ法藏P3687武后时残纸书法（附《永隆家书》

图24ˉ法藏P3687武周例字

施安昌将武周新字分为三类：“天、地、日、月”等属于自然类，“国、君、臣、人”等属于国家类，“载、初、证、圣”等属于年号类，[44]武周残纸由于不完整，无法看到前题和后面题记的纪年，但从残纸中出现的武周新字足可以断代。

这件残纸的整体书风依然是继承了王羲之的书风，点画清劲挺拔，骨气洞达，用笔起收分明，遒丽爽劲，节奏感极强。既有王羲之书风的特点，又有初唐的瘦硬之风，这件作品很有可能是由中原带到敦煌的写本，处处表现出中原成熟的“崇王”书风，迥异于敦煌的本土书风。而其同纸的《永隆家书》则更接近敦煌地区的书风，但在结字和用笔中仍能看出受到欧阳询书法的影响。如“父”“审”“兄”“受”等字，用笔方峻果断，结字中宫紧收，左收右放，完全出于欧法。

三、结语

简牍的发现，从两汉到魏晋，多达十万余枚，时间跨度达四百余年，这种延续不断的书写习惯加之书法名家的归纳和总结，经过传习与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地域的书写风尚，虽然出土的写本众多，但我们总能找到相似风格写本的存在，由此可见，写本的风格并不是孤立的，它同样也有一定的传承，同时也能看出中原文化与西北边陲之间书法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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