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唐朝史学家·刘知几著 -6park.com

[返回中华精品首页]·[所有跟帖]·[ 回复本帖 ] ·[热门原创] ·[繁體閱讀]·[坛主管理]

《史通》唐朝史学家·刘知几著

送交者: Haisen2023[♂★★學翥吉奥★★♂] 于 2024-04-22 16:22 已读 1918 次 5赞

Haisen2023的个人频道

+关注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史通》为唐朝史学著作，作者刘知几，成书于公元708年至710年，是全世界首部有系统之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在四库全书中为史部史评类。

写作背景[編輯原始碼]

在此书面世之前，中国已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产生了大批的史学著作，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817部，13264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诸书在编撰体例、写作技巧、史料真伪、史观正否等等方面千差万别，客观形势要求对中国史学史作一个完整之总结，对大量史籍之优劣良莠加以评定，《史通》之出现，无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学以及刻苦钻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说，与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史通·序》尝云：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由是观之，史通之作，刘氏亦有上拟春秋之意。

刘知几自幼酷爱史学，博览群书，是纠正累积各史著在史学方法及理论架构上的杂乱，从而探求真正的史学理论。故刘氏在《史通》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辨其指归，殚其体例。” 故此刘知几欲透过《史通》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

刘知几身为史官，他感到史馆修史的限制，以致不能满足他对编撰史著的极高要求，因此刘知几辞去官职，私撰《史通》。

他虽在史馆二十多年，其卓越的历史见解事事受制于监修大臣，诸如张昌宗、张易之、武三思、萧至忠之流，刘知几的主张往往与之不合而受贬抑，故反对众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并退而私著《史通》以发挥自己的史学才能与识见。另外，他认为在史馆修史有许多弊病，例如史馆人品繁杂，颇多庸碌之徒，在史学上之认识难以统一。二来史馆缺乏制度的规范导致分工不明，三来史馆材料缺乏，难以编撰。四来权贵干涉修史，令史馆不敢直书其言。

名称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为：“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内容与体裁

史通全书分为内外篇各十卷，内篇三十九，外篇十三，共有五十二篇，但内篇“体统”、“纰谬”、“驰张”三篇已失传，今传世四十九篇。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

刘知几认为唐以前史籍虽然繁多，但大多出于模仿以前的史书，假如探索当中的源头并归纳起来，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仍有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加以阐述。

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叙述断代史书的体例、类别。按六家的体例分为二体一一编年体、纪传体。在杂史中，按其内容分为小录、逸事、地理篇等十种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十六篇评论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核才、辨职二篇，论史官的才具及人选。指出史家须有才、学、识三者，才能担当写史的任务。才指才干；学指知识学问；识指史观和笔法，即“善恶必书”。采撰一编，论编撰方法与资料搜习。刘氏提出编纂前要广博地搜集史料，且须慎重的选择史料。叙事、浮词、摸拟、言语、因习、邑里六篇，论叙述方法和写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论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载和品评。他认为记载人物应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他又认为不应只记载人物，还要品评人物，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补注一篇，论史书的注文。刘氏把史书的注文分两类，一是解释，二是补充。刘氏推许解释的注，以之为注家的正体。对于补充事迹的注，刘氏则予否定。鉴识、探赜二篇，论评论史书时应注意的问题。刘氏说明只有知识而没有鉴别便没有多大用处。他认为，必须对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适的看法。刘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断，歪曲古人的意旨。自叙一篇刘氏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著史通的动机、意旨和感想。

外编则综论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一些具体问题。

古今正史叙述断代史书的著作情况，并分析其源流。刘氏将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史官建置、忤时二篇论述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刘氏肯定设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认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个主要弊病：史官众多，互相观望；史料缺乏，难以编撰；权贵干涉，不敢直书；监修牵掣，无从下笔；缺乏制度，职责不明。疑古、惑经、申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暗惑、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九篇，专论历史著作的优劣和杂评。刘氏在疑古‧篇对尚书及论语提出十条批评，在惑经篇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批评。他不但批评孔子，又指责孟子、司马迁等对孔子的赞誉，大胆突出。

在申左篇中，评论春秋三传的优劣，他表扬左传而贬抑公羊及穀梁传。在杂说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杂评诸书记载的得失，并提出许多关于史书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以及读史、评史等方面的意见，汉书五行志错误篇专评班固所著汉书五行志的缺点。五行志杂驳篇专评春秋时代五行的记载的得失。

点烦一篇删改史书的烦文（指有标点符号的文章）。由于许多古经书所著之标点符号（点、注）均是错误的，致令读者误解原文，故刘氏便把其中之标点符号完全删去。史通虽只有四十九篇，但内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对以往旧史作出全面总结及批评得失；另一方面则对当代修史的错误加以纠正，可谓达到“扬榷利病”的目的。

史学理论

体裁

六家、二体

刘知几认为唐代以前的史籍虽多，但整体多出于模仿，要探索本原，归纳起来只有六家：

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史）国语家（分国纪事，是国别史）史记家（纪传体通史）汉书家（纪传体断代史）

由于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有史书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详述。他又以编年史、纪传史视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则称为“杂着”，如笔记短书、方志、家谱以及专详地理都邑的记载都是“杂着”。

刘知几又认为编年及纪传二体各有优劣，可以互补不足，所以应二者并重。他于〈古今正史〉一篇中，兼举《春秋》为正史，不从当时《隋书．经籍志》所列正史仅有纪传体史书的做法，实为创见及持平之论。

极崇断代史

《史通》推崇断代史而反对通史的写作体例。首先，他认为通史浩翰难读，断代史较易为学者探讨：“言皆精练，语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再者，后一朝修前一朝的历史，时间不远，史料易得，故主张修断代史。

他反对修通史，是由于通史涉及上下数千年之史实，在《四库提要》中提到：“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而鉴于通史年月悠长，史料多已失传，其可采录者往往为旧文，难得新异，所以并不主张修通史。

由于刘知几极度推崇断代史，因而亦严守断代史书所述之朝代为断限，认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复。故此，他批评《汉书．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汉以前的人物^[1]，又主张删除纪传史中的“天文”（违反断代史书的体例）、“艺文”、“五行”三志。

篇章

对载言的看法：纪传是记事之书，不应载言。载言的做法使文辞与史实夹杂，切断了史实的连贯性，使读者糊涂。主张史书中的“列传”或“本纪”只记史事，载言之体宜另立一章，题为“制册章表书”。上述建议虽未为后者采用，然而后人编《经世文篇》，与史传相辅相成。对“表”、“书”、“志”的看法：“表”只是重复列述“本纪”、“列传”所载，故无大作用。至于书、志方面，他主张删除纪传史中“天文”、“艺文”、“五行”三志。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载官阙制度，朝廷礼仪，可反映统治者的经营策划和一般物质的建设情况。氏族分辨华夷及士庶之别。世家大族为统治集团之核心，故记载之可反映社会真实的面貌。方物土贡反映经济状况。论赞：旧史惯例，每于叙事之末便发一论，如史记有“太史公曰”。《史通》认为这是后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论的不良风气，既烦琐又无大意义，故大力斥之。

书法

刘知几提出正名、抉择、直言三大原则：

正名：项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记不应将他列入本纪，而应划入列传。抉择：别辨贤愚善恶而加以批评。直言：善恶必书，不因个人感情而歪曲事实。

文字

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简洁为主，反对烦冗。他认为文字该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时他还主张“朴、真、今”三原则，即是：

朴而不华，浮词宜删事必直叙，以求真实不用古语，改用当代文字写史，是为“今”

采撰

在采辑史料方面，刘知几认为宜广泛搜集资料及博览群书。同时应以私家著述为佳，反对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观环境所制约，令作史者不能发挥所长。

反对文人修史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因易流于浮夸，“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与史实不符，故竭力主张史学应摆脱文学而独立，反对文士修史，这种见解是针对当时一般专务词藻，忽略史实的文士写作而提出的。

总结旧史得失

刘氏总结旧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书材料的真实性。指出旧史多有失实，例如修史者往往慑于君主的权威，不能秉笔直书。又或歪曲前朝事实以迎合君主心意；记事时慿主观爱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记事时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仅凭片面传闻，必然有失实之处；以及书中有太多隐讳及夸饰，很难保存事实的本来面目。

评价

史通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史学评论钜著。此书之所以受后世所推崇，徐坚推崇《史通》认为：“为史者，宜置此坐右也。”^[2]。

刘知几作了以下的贡献：

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总结了唐代以前史学发展。如在“六家”、“杂述”、“二体”等篇总结了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职、忤时等篇总结了设官修史的教训；在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断限、编次、载言、载文、书事、烦省等篇总结了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等。各项总结里都分别指出其得失利害，对促进史学发展，实有重要作用。他在书中提倡直书、实录，斥责歪曲和捏造历史的人。这观点与唐以前社会环境有莫大关系，盖因唐以前是魏晋南北朝年代，常经历改朝换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对本朝饰善讳恶，对敌国则诬陷诋毁。提倡疑古、惑经，启后世考证辨伪之风，此于史学之贡献极大。

刘氏提出疑古、惑经之论，唤醒学人以实事求是之精神，寻求古人古事之真相。虽然刘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认为孔子亦有缺点，他说：“孔子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对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评，除惑经篇集中地列举十二条，在其他篇里也间有陈述。刘知几不但批评孔子的春秋，而且对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赞扬《春秋》的著名学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也予以批评。这种观点在当时责有很大的创意，且对后世有影响：

至宋而怀疑风气风盛。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而别为考异三十卷，阐明对史料取舍的原因，可见一斑。清代学者之考证辨伪，深具怀疑精神，致力于考订工夫，且不仅于史事多所订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应麟《四部正伪》、宋濂《诸子辨》、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及崔述《考信录》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刘氏主张要广搜博采，又要细心鉴别真伪，慎重取舍。他认为，若不征求异说，采摭言，则内容贫乏，难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为功，而不别加研核，又会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故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

在史书的体例方面，刘氏深入分析史书的体例。他对六家二体之评价甚为详尽。他以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着岁序，春秋记事而详颠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独左传经年纬月，叙时事则铨次分明；汉书纪志表传，举一朝则起讫完具。在内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议，如刘氏强调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郑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又别立土贡考，皆承刘氏之主张而增辟。

刘氏又提倡删去天文、五行，艺文志则应祇胪列当代学者所著之书即可，不必重刊前代书目。《明史·艺文志》即只记明代之著述，不复上涉前代可见其受刘氏之影响。浦起龙《史通通释》认为后妃外戚不称纪，传后无复赞语，灾难无五行谶纬之记，均受刘知几之影响。

在文与史的关系方面，刘氏揭述经、文与史分述之观念。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主张史学脱离文学，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与今日之史学观点相合。史通大惑经篇，谓春秋所载，不尽合史实。又有申左篇，谓左氏有三长，而公、谷有五短。盖公、谷多微言大义，而左氏详于史实，自史学立场言，自是左氏可信，二传当存疑也。其疑古篇，于古代经籍，并疑问之，实明白确立了史学脱离经学的影子。提出合理的史学方法：史通一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史学方法的讨论。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甚有系统和全面，从史料的范围、史料的采辑、史料的鉴别、史料的区分，到编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断人物的评论、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饰等，都有创造性的研究和规划，例如载言、编次、称谓、采撰等篇，都是讨论史学方法的。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对后世史家有很大的影响，把史学又向前推进一步。提出史家必须具备的条件。刘知几认为历史家要有科学的修养、公正的态度及实事求是的精神。书中畅论史家必须具备“三长”，即才、学、识三个条件，所写的历史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干；史学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至于史识，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观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刘氏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上述之言为后世史家所公认，由此可见刘氏识见之高超。开辟史评的道路。史评包括两种，一是对史事的评论，一是对史书的评论，评事产生很早，有史书即有对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贬书法，就是对史事之评论，后来各种史书都有著者的论赞。而中国最系统有和全面的史评，首推刘知几《史通》，而后方有宋吕夏卿《唐书直笔》、吴缜《新唐书纠谬》。直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才开始把史评列为史部分类的一门，后来目录书也有称为史学的，所以说史通一书为中国一切史评书开了正确的道路。史学见解影响后世。修史者唐以后之史书，采史通之见解者，以欧阳脩《新唐书》为最多，如关于书志之见，欧阳脩颇能师其意，《新唐书》而后，刘氏之学说，始大盛行而流传于世，如后唐诸史，有论无赞，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删改，皆受其影响。而刘氏倡断代史，贬通史，后世官修史多为断代史，通史地位日渐低落。

总结

《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又评论古人得失。……其贯穿古今，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王维俭《史通训故》序：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有如司马迁的史记在历史编纂学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一样，刘知几的史通则在史学理论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