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17 21:00 作者：金圣华

高克毅自画像。
写这篇文章时，琢磨要用什么题目，倒是踌躇了好半天。
跟高克毅先生（笔名乔志高）相知相交数十年，由他于1972年从美国远道来香港中文大学创办“译丛”开始，到他2008年在美国冬园辞世为止，我们多年来一直往返不断。转眼间，不知不觉中，他已经离开十六个年头了。十六年是段很长的日子，但也过得极快，一个当年襁褓中的幼儿，经过了十六载悠悠岁月，可以成长为二八年华的美少女，或朝气勃发的美少年；但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一旦驾鹤归去，哪怕他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大业中，贡献超卓，又有多少人还会对他念念不忘呢？除了他的至交好友，除了曾经受惠于他的晚辈后学。
还清楚记得，1999年5月19日那天，在佛罗里达冬园高克毅先生的府上，我曾经访问他，下一本书叫做什么？他含笑回答说：“下一本书的题目已经想好了。叫做《一言难尽——我的双语生涯》。一方面，我的一生为双语所困，单用中文或英文都说不清，人生的事太多，千言万语，一句话也说不完。”众所周知，高先生是位幽默大师，又是位善用“双关语”的高手，他口中的“一言难尽”，含义丰富，兼有“中英双语”及“千言万语”双重意思，的确高妙无穷！
时间又过了七八年，高先生丧偶之后，生活孤寂，除了书信往返，我经常以长途电话越洋慰问，我们一聊就聊不停，什么心底话都说。高先生通常还是积极乐观的，尤其谈起文坛译坛讯息或文化界好友近闻时，更是兴致勃勃。那一回，他突然感喟说：“我这一辈子，真的是一事无成！”我听了一怔，心想为何突然从“一言难尽”变成“一事无成”了呢？“怎么会呢？你一生对中英双语及文学翻译的贡献这么大，从1973到1982年都担任‘译丛’的主编，你翻译的《大亨小传》《长夜漫漫路迢迢》《天使，望故乡》等名著，成就之高，无人可及，你是中英互译的大家，众人心目中的活百科字典，你可别瞎谦虚！”想不到的是电话另一端的桑榆老人仍然坚持己见，说自己活了一辈子，什么都没有做成。站在文化大山峰顶的高人，如此虚心谦冲，那我们这些仍在谷底徘徊仰望的后学，岂非更要愧煞？这就不由得使我念及好友、钢琴诗人傅聪来了。每当想起他演奏过后，在后台皱着眉、流着汗，一面抽着烟斗，一面躬身自省，严厉批评自己“不行！不行”时，那种专注，那种恳挚的神情，真叫人动容！原来，这世上真正的高人都是虚怀若谷、永不自满的，唯有那些浅薄的俗物才会庸碌自满、沾沾自喜。
高先生1972年来港中大履新，担任“翻译研究中心”的资深访问研究员，1975年就返回美国了，当然他还是尽心尽力远在大洋彼岸遥控“译丛”的编务，直至1982年。然而，翻译中心跟当年我任教的翻译系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单位，我们日常并没有什么工作上的接触，那短短两三年的时光， 原可以倏忽而过，互不来往的，不知怎么就变得彼此熟稔起来，高先生不但是我日后翻译生涯中的指路明灯，更是相知相惜的忘年交，打开柜子，那厚厚一大叠的信件、卡片、照片，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到这个世纪的2008年，横跨了足足四个十年，记录了一段译坛先驱扶掖后进的历程，也见证了一位文化前辈如何对后学循循善诱、殷殷垂教的善缘。
高克毅与金圣华（左）合影于美国冬园高府。作者供图
信件这么多，跨越的时间这么长，其中的内容洋洋洒洒，因此，我不得不借用高先生的话语“一言难尽”来详述了。
至于为什么说“念高士”呢？
说起来，最早跟高先生投缘，可能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一张嘴，沪语一溜口，就感到特别亲切，哪怕我们后来交谈用的都是普通话也不碍事。反正，一认是老乡就得了，这光景，就像我跟傅聪相识不久，闲聊中说起上海话把油炸花生米叫做“油氽果肉”一般，立马觉得彼此是自己人。有很多事很多话，来自儿时的系念深处，是大家的共同回忆，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也是为何现在看王家卫的《繁花》，一定要看沪语版一样。
大约是1973年吧！突然收到美国新闻处李如桐先生的来函，邀约我翻译美国女作家麦克勒丝（即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篇小说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e，1974年初，我就趁第一次公休长假去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之便，在温哥华从冬寒到春暖，花了几个月时间，完成了译文初稿，返回香港。交稿之前，为了翻译书名煞费苦心而不得要领，只好去求助译界高手乔志高了。难得的是，他不但为我通读全稿，更替我想出了恰当的译名《小酒馆的悲歌》，并且不厌其烦地向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后学解释原委。原来，Café一字，不适宜直译为“咖啡馆”，因为这个名词，涵义甚广，而在原著中所指的是一家位于穷乡僻壤的小酒馆。于是，这本影响深远的名著，就以《小酒馆的悲歌》为名，于1975年在香港出版，成为该书最早面世的中文译本（李文俊翻译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出版于1979年）。
《小酒馆的悲歌》，是我漫长翻译生涯的发轫之作，由于高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令我这第一步跨得稳当踏实，以后一步一脚印，再难的前路，也不怕举步逐渐行了。此外，《小酒馆的悲歌》一书，也是在冥冥之中，促成我和林青霞从遥不相及的圈子骤然相遇，而发展成为无话不谈知心好友的契机。
回顾高先生的一生，虽然不少人因为他的姓氏，因为傅雷的名著，而戏称他为“翻译界高老头”，然而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他对此称号，可拒不接受。其实，多年来高先生不但对中西文化交流贡献良多，经他穿针引线而促成的文化盛事更不知凡几，例如抗战时期为协助赛珍珠推广中国戏剧到百老汇而翻译了老舍的《桃李春风》；介绍张爱玲跟夏志清相识；为白先勇翻译《台北人》担任导航手等，因此，高克毅不但“志高”气昂，更堪称“文化高士”而无愧。
高克毅先生1972年来中文大学创办《译丛》（Renditions），1975年就回美国去了。然而他身在彼岸，心系东方，对于香港的文化事业，尤其是翻译界的一些学术活动，十分关怀。那几年， 我不自量力，答应了替香港翻译学会主编《英语新辞辞汇》，正为此重任而忙得焦头烂额，高先生是美语专家，新词高手，不断隔空遥距给我鼓励，希望我不要气馁。
1979年底，我趁着中文大学的公休假，远赴法国巴黎去进修，刚到时，人生地不熟，在救世军宿舍“妇女宫”（根据高先生幽默的说法，是“多么令人悠思遐想的一个住址！”）耗了好几个月，到1980年初，才有机会搬到大学城，开始熟悉环境，在索邦上课，正式进入专心学习的状态。那年2月，收到高先生的来信说：“夏志清告诉我六月间巴黎开现代中国文学的会，他要去宣读论文。不知你参加否？”（1980-2-9）那是我第一次得知有这个会议，当时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应邀出席的缘分呢！到了3月底，高先生再次来信，信中除了告诉我，他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推荐《英语新辞辞汇》的文章外，更热切地表示，“过两天我有事去纽约，已约好夏志清，当告诉他有人在巴黎等着会见他。我多么希望我也能来！倒不是为了什么文学会议，而是要由你向导去逛逛Jeu de paume和Orangerie的美术馆，多么开心！”（1980-3-23）说起来，高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乐于提拔后进的长者，就像好友宋淇不吝为他人做嫁衣裳一般，经他俩穿针引线促成的文化活动和士人往返，难以计数。
同年5月，高先生欣然来函：“志清也怂恿我六月去巴黎，他可以有‘congenial company’。” 接着又说，“我的朋友，也是《译丛》的投稿人Paul Bady, 不等我问，就来信说已替我安排好，请我下榻他的学校的Annex (46 rue d’Ulm)，这样子实在使我心动，很想来！”（1980-5-13）他跟着俏皮地问我，这下事情当真了，我可有后悔答应替他们当向导呢？5月19日，他寄来《中国时报》的简报，上面刊登了我在巴黎撰写的一篇文章《沙特之死在巴黎》，他在报首注明说，“今天才看到的”。又过了一个多星期，高先生来信表示，那一阵子突然事情很多，要忙儿子Jeffrey的婚礼，又要去Florida接收一个刚盖好的Condo，弄得应接不暇，不知道巴黎之行会否泡汤？“这样就使我有点踌躇，想来想去，到底今天去将机票弄好。现在我的行程延长，要先从佛州飞纽约，然后转巴黎”（1980-5-28）尽管如此，他仍然兴致勃勃，并细心周到地嘱咐我，他抵达时，千万别到机场去接机，他自己会坐机场巴士到市区的。正当万事俱全、一切就绪的时候，突发情况，起初兴冲冲筹划的大计，临阵变卦，来不了了！原来，高先生伉俪为了去佛州接收Condo，开了一千多英里车，经过两夜奔波，长途跋涉，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却发现新屋“家徒四壁，百事待举，而且南方人懒洋洋的， 我们四处奔跑摸索……面对这种现实，梅卿不愿我跑开，我当然也不能丢下她一人应付这里的局面”（1980-6-8），于是，他只好爽约了。为了这趟备受自责的“黄牛事件”， 高先生一再解释，先于6月7日发电报通知； 再在6月8日用长长的中文信陈述：“至于我为什么这样上上下下、出尔反尔，也是一言难尽”；接着又在6月19日的英文信里再三致歉。很难想象，一个翻译界的前辈，可以对年轻后辈如此盛意拳拳、谦逊有礼的。甚至连高太太梅卿也在一旁担心，怕我收不到电报，白跑一趟机场去接机。其实，高先生当年之所以那么介意自己去不成巴黎开会，主因是他原先想趁机介绍学术界殿堂级人物夏志清给我认识，既然去不了，他只有着急地在信里提议：“我明天要打电话给夏志清，告诉他我不能去了……他6/13来巴黎开会时你自我介绍好了。他也是宋淇的好友。”（1980-6-8）另外， 他还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说，参加会议的还有老友徐訏、旧交许芥昱等人，似乎恨不得在学术途径上给我提灯引路，指点迷津。
结果，那场“抗日战争中国文学国际会议” 于1980年6月16日至19日在巴黎如期召开，由La Fondation Singer-Polignac主办，获邀发表论文的都是学术界文艺界一时俊杰，包括孔罗荪、马烽、刘白羽、艾青、高行健、徐訏、夏瑞安、许介昱、夏志清等，以及许多法国知名的汉学家，那为时三天的会议，真可说是群贤毕至，盛况空前，我应邀与会参加，抱着学习的态度，去聆听高见。
夏志清发表的论文是：“Tuan-mu Hung-liang’s The Korchin Banner Plains : A biographical and critical Study”。
记得他是在第一天第一个时段中发言的，时隔多年，对于他当时演讲的内容，我早已印象模糊，至今历久难忘的却是他发言时的动作举止、音容笑貌。第一次打个照面，发现这位名气响当当的学术界闻人，竟然身量不高、看起来也并不特别出众，倒是一开口，那带着沪语腔调的发言，令人感到特别亲切。其实，那时候的夏志清已经五十九岁，年近花甲了，可是左看右看都不像个德高望重的大学者，反倒是个不折不扣的老顽童，说起话来像连珠炮，语速快、反应快、脑筋快，的的确确是个毫无拘束的性情中人。爱笑时就放声大笑，双眼发光；爱夸时就自吹自擂， 口不择言；难怪学术界很多人说他好玩，白先勇赞他是“真人”，孙康宜称他为“快人”了！记得那次在会议中，他还跟不少与会人士就演讲内容辩驳，说得兴起时，直夸自己聪明、自己伟大呢！
1980年6月，“抗日战争中国文学国际会议“与会者在巴黎合影，前排左二为金圣华。
会开完了，虽然高克毅没有来，我仍然担任向导，带着与会的三位学者夏志清、夏瑞安和香港来的梁佳萝去游历夜巴黎。记得我们并没有特定的路线或节目，只是随意在街上闲逛着，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三位来客之中，夏志清年纪最长，但是兴致最高，看到什么都要问，一面走一面研究路上的各种招牌、告示。突然，他在斜坡边看到了一个法文字：“Funiculaire”, 忙不迭问道，“这是什么？” “缆索铁道。”我回答。他听了没啥反应，自顾自接着说，“啊哟！这个字怎么看起来这么sexy呀！”饭后，一行人继续在街上游荡，也许是喝了点酒的缘故，夏志清走到一条后巷，看到一个垃圾桶，无端端大力踢了一脚，把它给踹翻了，“没关系！要是人家看见了，我们就说自己是韩国人！”他边说边得意地咧着嘴笑。可我仔细端详了一下，他怎么看都不像高头大马的韩国人，怎么没说自己是“日本人”呢？
那年七月中，我已经考完笔试，暂时回到香港，忙于准备研究资料，并决定次年再前往巴黎撰写博士论文。高先生连续来了两封信，说收不到我的音讯，怕我还在怪他失约，要跟他“绝交”了。另外，他又特别提到：“家中积存一批来不及转Boca（按：指佛州的地址）的信函，其中有Stephen（按：即宋淇）的信多封，又有夏志清的长信。我已跟他通过话，他对你备极称赞，自不待言。他说跟你和Gaylord Leung（按：即梁佳萝）同餐两次。”（1980-7-16）八月中，他在来信中又说：“请原谅，莫怪我倚老卖老，称你为‘新秀’。这个措辞很不当，因你的成就已多过我许多， 但是我眼中你总是新的，秀的。”（1980-6-20）这番话， 仍不失他一贯的幽默语调，但事实上，他对于后学的提携、关怀与鼓励，却也溢于言表。
在重温旧函的时刻，只觉得高先生依然在世，因为他信中的一言一语，透过久远泛黄的纸笺， 仍不断散发出阵阵暖意和脉脉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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