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4-14 14:01 作者：李竞恒
孔子的时代距离我们超过2500年，《论语》中记载孔子的言论，有些单单靠文字训诂是不够的，需要结合实物考古材料才能理解其真意。下文举出两例，以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文物为证，准确理解孔子所说的话，并在此基础上阐释背后的义理。


暴虎冯河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欤）?”子曰：“暴（虣）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孔子欣赏颜回，认为这位弟子和自己一样，既能够做到出山做事，匡济天下，也能够在命途多舛之时，乐天知命，隐迹藏身。崇尚英雄主义和力量的子路听孔子赞赏颜回，也想表现一下自己。因此，他问孔子，您如果率领三军参与战争，是和谁一起干？潜台词也就是，尚德虽好，但也得尚力。遇到战争之类的危险活动，您老就知道我这勇士的重要性了。

孔子听了，便引用《诗经·小雅·小旻》的诗句“不敢暴虎,不敢冯河”来教育子路。关于“暴虎”，一些“国学人士”经常望文生义，解释为“像一只发了疯的暴虎一样，站在河边就想跳过去，跳不过去也想跳”，这是完全不懂训诂和古文字闹的笑话了。

实际上，“暴虎”的“暴”字，裘锡圭先生考证本作“虣”（左武右虎），形为以兵器戈搏击老虎。传统的解释，从汉代孔安国等学者开始，都将这个字理解为徒手与老虎搏斗，宋儒继续遵从，其实都是错误的解释。通过对甲骨文等材料的分析可知，这个字本作“虣”，在战国文字的“古文”中就是这种写法。殷周时代贵族狩猎，一般驾驭马车，形同作战。如果能够从马车上跳下来，徒步用青铜戈猎杀老虎，就是勇猛威武的体现（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自 《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5页）。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收藏一件商代的青铜觚上，就表现有人左手持盾，右手持戈，与老虎搏斗的“暴虎”形象（[美]杨晓能：《另一种古史：青铜器纹饰、图形文字与图像铭文的解读》，唐际根、孙亚冰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68页）。殷周时代的贵族战车，装备有弓箭等远距离武器，从远处射杀老虎等猛兽，还不算是最勇敢的行为。而且商代的戈柄一般都很短，没有比一个人高的，都是柄长1.00公尺的样子（石璋如：《殷代的成套兵器》，自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本，第59—64页），而有一些戈柲则只是60—90厘米的长度（石晓霆、陶威娜：《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载《中原文物》2003年5期，第42页）。例如，河北藁城台西遗址M17的戈柲就为87.8厘米（杨泓：《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兵器史研究》，载《文物》1985年8期，第21页）。因此，用这么短小的武器，下车去和老虎搏斗，就显得更生猛了。

商代早期晚段青铜觚上表现以戈与老虎搏斗的图像

孔子的意思是说，打老虎不借助战车，而是从车上跳下来直接徒步去搏杀；要渡河不借助于船只，而是直接游过河去，最后死于这些危险的活动，却至死也不后悔的莽汉们，我是不会赞同他们的。孔子赞赏的态度，是一种小心谨慎，充分意识到危险性并因此戒惧不已的心态。战争不是儿戏，不是表现个人英雄主义而不负任何责任的舞台。战争涉及百姓与将士们的性命、社稷兴亡。因此，只能以戒惧的心态，小心翼翼，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去面对，尽可能以智谋取胜，让社会受到的破坏，减少到最轻程度。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曾谈到过两种伦理原则，一种叫“信念伦理”，此种伦理原则，即不考虑任何后果，只是朝向目标奋进，对后果不负责任。另一种则为“责任伦理”，此种原则并不以追求伟大目标为鹄的，而是具有相当现实与冷静的态度，去考虑事物的责任与后果（[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 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105—117页）。按照这一分析，虣虎冯河死而无悔的勇夫们，显然偏向“信念伦理”，而此处克谨克慎的孔子，则偏向“责任伦理”。信念伦理过剩，则会流于狂热，不计一切后果。责任伦理过剩，则易走向封闭保守，暮气沉沉。韦伯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二者，才能成为一个鲜活的人。

韦伯此论，颇有接近古儒中道之说的色彩。孔子并不缺乏信念伦理，他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著精神，正是坚强的信念伦理之所在。孔子身上，正是这两种伦理相得益彰，协调彬彬的修养。但在此处语境中，他要给“信念伦理”过强的子路泼泼冷水，让他懂得计算后果，并考虑为这些后果承担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对于一些“责任伦理”过剩的学生，他又会引导他们增强“信念伦理”的精神。诸如子夏过于执著于谨慎的小道，孔子又会告诫他，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要增强“信念伦理”的追求（《雍也》）。此种对各种“过头”具有针对性的纠偏，正是古儒的中庸之道所在。


在齐闻韶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孔子在齐国听闻的《韶》乐，据说是远古大舜时代的音乐，孔子对这一音乐的评价是尽美尽善（《八佾》3.25）。有学者说此种音乐的特点：“韶是古乐，音节简单，出自自然，不矫揉造作，有原始质朴的风格。……韶乐的声调，柔和自然。听起来是一片平和气象，可以称得上是尽美尽善”（何佑森：《孔子的生平及弟子》，自《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思想与文化编》第二册，中华书局，2009年，第1490—1491页）。孔子青年时期，在齐国学习这种音乐，三个月不知道肉的味道。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则根据两件东周青铜器铭文字形中“月”和“日”互用的情况，推测“三月”为“三日”。若是照此说，孔子是几天不知道肉味，而不是几月。

齐地出土的韶埙铭文：“令作韶埙”

舜的时代，非常遥远而古朴，因此舜时的音乐，也必然是质朴而平和的。从考古发现来看，史前的乐器，主要有笛、埙、石磬等。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乐器，目前发现最早的一件埙，是距今七千年前河姆渡时代的遗物。在距今六千年的仰韶半坡遗址中，发现过一件，能发二音。在距今四千余年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也发现了陶埙，有两个指孔，能发三音。另一件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埙，也是两个指孔，能发三音（秦太明：《试论埙的历史沿革》，载《殷都学刊》2006年3期，第111页）。

从考古材料可知，史前大舜时代的埙，应当是那种只能发出简单二音到三音之类的古朴乐器。舜的《韶》乐，必然是音调简单、平和，但有埙的低沉厚重与质朴之美。齐国贵族陈氏，源自陈国，而陈国公族是舜的后裔。因此，通过陈氏，齐国保存了舜的《韶》乐，还保存了演奏《韶》乐的韶埙。孔子在齐国，欣赏的就是这种苍凉古朴，却又厚重平和的韶埙之乐。

先秦的中国人，以古朴、简洁为高尚。周人的祭祀中，礼器崇尚古物，喜用古朴粗陋的古器，却不用当时看来比较时尚的先进器具；周人的祭礼，还推崇玄酒（清水）明水，认为这古老质朴的清水，比用时尚的美酒更高贵；用的音乐，则是《清庙》一类的古老之音，声音迟缓，节奏缓慢，远远没有当时的“流行音乐”诸如郑卫之音那样美妙轻快。所以，魏文侯曾给子夏说，自己听当时的“流行音乐”很快乐，听先王的古乐就昏昏欲睡（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08—409页）。

在孔子时代，社会上一般的流行文化，和现代人差不多，都是“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流行音乐，当时叫“郑卫之音”，通俗易懂，符合社会上普通人的口味，但孔子对这类流行音乐不感兴趣。魏文侯听古乐听得昏昏欲睡，孔子却欣赏那高远、古朴的韶埙，乃至忘记了肉的味道。孔子不会说，要强迫全社会的人都去欣赏韶埙，因为这既是对社会边界的僭越，也是对精英文化的亵渎；但孔子也不会主张，精英就降格到大众的层次。在孔子看来，高贵就是高贵，低俗就是低俗，这是一种自然之事实，精英与大众的品位，没有必要拉平。我们精英就是喜欢韶埙，欣赏那古乐的高远、古朴。我们精英不会强迫人去欣赏韶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