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顾颉刚先生创立“古史辨”派，引领了疑古的潮流。而笔者在读史过程中也曾产生对历史真实性的怀疑，但这种怀疑并不是基于古史，而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怀疑，是对以往所学历史知识的否定，并曾一度因陷入“历史虚无”的陷阱而自责，但幸好找到了“出口”……

                                   ——写在文前的话

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前者中，历史作为修饰，落脚于真实，可理解为对历史求真求实本性的期许和追求；后者中，真实作为修饰，落脚于历史，可理解为现在所认为的真实的历史记载或历史知识。前者作为史家秉笔直书的理想，很容易理解和感知。但重点在于对后者的阐释，换言之，即对以往历史记载真实性的思考。
这本是一个很容易明晰的考证、辨伪的问题，但笔者此前却偏执于一端——史书既为人所书写，其真实性自有可怀疑之理由，故将所有的历史记载一并划入了主观的区域，否认了过去历史发展的进程，也否认了自己所熟识的历史。此中的质疑精神值得肯定，本无可厚非，但却偏向一极，走上了苛求“实证”的极端。

若以摄影类比，不同拍摄者的作品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表征。一方面，摄影技术、拍摄视角等因素影响作品最初的呈现。另一方面，因个人审美差异而对作品后期的处理，又进一步影响了作品的原貌。而后，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摄影者展示出一幅作品，并表示没有经过任何后期处理而原图直出，可仅凭一面之词，又如何能让人信服？即使再回到最初拍摄的地点，却已然不是当初那幅景致了。

史书同样如此，其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该如何证明？笔者此前困惑于此，既然史书皆为人所写，故凡人所记者皆不可信。加之现有的历史记载亦如绘画中的“叠色”技法一般，不过是史家“层层叠加”后的产物，寻以为史书愈发不可信矣。
由此笔者开始怀疑文字的真实性，进而怀疑以往的历史进程。所幸借助出土的考古实物略微释蒙，因为通过科学方法（如碳14测年）对文物的鉴定可以证明某段历史时期确实存在，但似乎又仅此而已。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思考仍须继续，未至黎明，尚待破晓。在之后零散的思索中，笔者决定自史书的主观性入手分析。

史书的主观性无可避免，但主观性并不能构成怀疑客观历史进程的理由，过去史家对历史的记载或出于立场、个人情感倾向等方面的差异，亦或是迫于政治压力而有所曲笔、有所失真，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相信一些史家的修养、操守和对历史真实的追求，这同样是对历史的尊重。因为我们敢于质疑已有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这本身就在对真实历史的求索之中。
同时我们也能理解部分史家对历史求真求实的态度和追求。在中国史学的发端，就有史家已具备了秉笔直书的意识和品质，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刘知幾《史通·忤时》）。步入近代，历史逐渐成为一门学科，其学科体系日臻完善、研究方法日益创新，这其中不仅是时代潮流的推动，也是对历史求真求实的进一步要求。

如果说以上对史书主观性的思考为笔者指明了驶出“历史虚无”暗礁险滩的航向，那之后对历史连续性的认识则彻底冲出了笔者心中“疑古”的洋流旋涡。

在解释历史连续性之前，我们要知道现今已有的历史记录并非历史的全貌，是在历代史家文字记载基础上进行的构建，而这种构建只能体现历史的一个侧面。因为历史本身极其复杂，文字史料不可能面面俱到（其他类型的史料也是如此）。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史书的内容、门类、数量也逐渐丰富，由此搭建起我们如今的史学大厦，而历史本身的连续性也在这大厦一层层的搭建中得以体现。

那何为历史的连续性？“在文字产生以后，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记下了许多事情，留下了文字记录。文字记录日益增多，逐渐在空间、时间和事情本身上有了连续性。一旦这种连续性出现，就具备了撰写历史作品的可能性，因为史料的积累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白寿彝《史学概论》）笔者此前一味寻求历史真实性的合理解释，却在不断的追问中忘记了历史从何而来？也忘记了文字因何而产生？
正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才产生了文字，又因为人类本性中对过往的追忆和思考，就有了供自身和后世凭借和参考的文字记录。这样的记录不断累积，就逐渐成为了连续性的历史记载。通过对这些历史记载的考证和辨析，从而采集出相对可信的历史，即所谓史实。这些史实虽然并不都是承相连属的，但其本身所蕴含的历史记载的连续性却是毋庸置疑，而这些文字记载，也正是历史进程发展所遗留下的痕迹。

白寿彝先生将客观的历史过程比作演员的真实活动，将史料比作断断续续的影片，而史学工作就是要让历史的角色在史书的银幕上重新活动起来（这又涉及史学方法的问题。）。但不同的“导演”对影片的拍摄和选取各有不同，每一部作品最终呈现的也都只是一个侧面，都是“导演”眼中连贯而富有美感的历史。而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这些作品的呈现，是史家所构建出来的历史。但一旦有了新材料、新发现、新观点，原本的历史就会被改写或丰富，这就是向历史求真的迈进。

历史的求真就是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不断追溯、不断探索的历程，这是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但却是古今史家共同的追求，史家们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前赴后继，也让后来者愈来愈接近历史的原貌。但其实历史求真过程中的许多事情都难以探寻和追溯，很难说明某件事情是否真地发生或没有发生。其中有诸多谜团有待解决，有些问题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得到实证，如武王征商簋的铭文和《尚书·牧誓》等文献的记载相互为证，从而确定武王伐纣这一史实及具体的日期。
也有些问题限于思路、材料等因素，目前并不能得到较为确切答案。如李白出生于何地，“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余光中《寻李白》）如果说得确切反而会失去那份求真的韵味。再如李白与王维两人的相关性，此二人同为诗人，曾同朝为官，又有相近的朋友圈，但现有史料中却鲜有两人相识相交的记载，这样的结果是需要反思的，或可从“诗仙”“诗佛”的性格差异、理想追求入手，但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甚至是模糊的分析思路和结果。对于这样的历史残页，留给后人的也只能是无限的遐想和推测，直至出现有力史料的支撑。

我们不能也无法苛求一个准绳般的答案，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结果，当下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模糊的历史远比确切的历史更接近真实，这并不是指历史事件的模棱两可，而是倾向于对历史多元化的认识和阐释，使历史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历史主观性的必然。
而真实的历史也并非确定的文字记录或不变的客观事实，后来史家所做的就是通过前朝累积的史料，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以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还原那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细节。这些历史细节就好比历史发展道路上坑坑洼洼的凹槽，这些凹槽不可能全部修复填平，但每填补一处，于史家而言都是一份满足，同时也为后来者铺就了更为广阔的道路。

以搭建史学大厦为例，搭建大厦的过程就是一步步考证史料、辨别史实的过程，历史的真实就体现在这层层中构造之中。建造大厦的材料质量，可理解为所采用史料的可信度，可信度越高，大厦的质量自然也越高。而大厦结构的坚固与否，则取决于所采用的史学方法，正确的、科学的方法将会使这座大厦坚不可破，就如榫卯结构将不同个体零件组合成一个契合度、协调度极高的坚固整体一样，但不同的是，历史不能仅局限于史料的考证和史实的拼凑，也应当包含对历史的解释。
因为空有大厦是不行的，需要人将这座大厦运作起来，如此才能发挥其本身存在的价值。历史细节就相当于史学大厦的内部装修和外在雕饰，让史学更加丰富和完善。历史的真实则可以抽象为大厦的阻尼器，一旦失真，整座大厦就会因丧失抵御外在风险的能力，而在面对威胁时摇摇欲坠。

笔者此前过于追求历史真实的“实证”，以至于过分夸大了主观的作用，却忽视了史家作为人的精神意志和个性追求，也混淆了主观和历史解释的界限。历史解释虽作为主观的真子集而存在，但历史解释立足于史料，通过不同的视角、史学方法等展现出观点和认识，而并非完全主观的天马行空的构想。
此外，古代史学道德训诫、鉴往知来、经世致用的功能，亦可体现在主观范围下过去历史记载的可参考性，因为这些功用都要依赖于一定的文字记录和对以往历史发展的认识，尽管其中的历史细节需要另行考证，但史家总不能随意构建出虚假的历史事件以作为资治和训诫的参考和借鉴。

求真，是历史的特色，也是历史的本性。我们不知道历史未来会如何变化，也不知道历史会朝向何处发展，正如我们不清楚它的过去，不清楚过去中的诸多细节。我们保持着对以往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考证、辨伪，而后立足史实，在尽可能客观的立场上多元地解释历史，以求不断靠近真实的历史，尽管这样的真实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