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经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竟占85%。”[24]由此可见,当时苏联的广大群众已经不把苏联共产党看做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了,绝大多数已经不再拥护和支持苏共,这样,苏共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也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只能走向失败。

第二，导致腐败蔓延，恶化了社会风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领导干部中的特权和腐败现象仍然十分严重。“据《莫斯科新闻》1990年第一期发表的文章透露,当时苏联上层领导人拥有专门生产蔬菜的不施化学剂和化肥的生产基地,领导人可以生产成本1/22的价格购买土豆和黄瓜。
基辅一家名为‘公社社员’的时装店为特权人物订做衣服只收取成本费的一半,而国家则每年为这家服装店补贴13-15万卢布。”[25]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许多握有实权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聚敛资本、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盗窃国库,很快成为爆发户。

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使腐败愈演愈烈。官僚主义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在斯大林时期,腐败主要表现为官僚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腐败已演变成大面积的贪污。苏共党内的各种腐败现象体现为两大特征:
第一，在公有制的前提下发生腐败，体现为腐败分子对国有资产的贪污和侵吞。
第二,腐败的有组织化。苏联干部制度中的委任制和变相委任制,造成了广泛的任人唯亲和结党营私现象,促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导致腐败带有组织性。腐败分子和官僚特权阶层还逐渐控制了苏共各级党组织。学者黄苇町认为腐败分子“所攫取的特权和社会财富之多,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外衣已经成为束缚,不便于他们更放手、更放心地侵占和鲸吞更多的社会财富。他们已经不满足于能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事实制度,而是要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公开变更来从法律上承认他们所攫取的东西,并能名正言顺地传子传孙”。

第三，官僚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千方百计地阻扰改革。特权本身就是一种腐蚀剂，它使得享有者醉心享受，满足现状而不思改革。正是因为特权阶层唯恐失去他们的特权，所以他们极力阻止改革。“这些官僚机构对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965年立法通过的有限管理改革阳奉阴违，不予贯彻，他们在整个70年代以及进入80年代以来，一直采取这种消极抵抗的策略。”
柯西金“新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主要就是这些官僚特权阶层的抵制造成的。柯西金虽然失望，但他没有就此放弃进一步改革的努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实在不能容忍苏联经济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于是就又筹划改革。1979年他和他的助手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深刻分析了苏联经济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必须进行根本的结构性改革。但是这份报告引起了特权阶层的不满和抵制，结果，柯西金的助手“凯雷林被撤职，而报告在10多年时间里处于保密状态”。在勃列日涅夫掌权的18年里,苏联社会逐渐陷入停滞。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改革就要触动官僚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而这一点恰好是他们决不允许的。“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官僚特权阶层只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利和特权，除此之外，它对于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可见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千方百计地抵制和反对改革，使社会主义改革不能深入、顺利地进行下去。这就使苏联的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大解放和大发展，从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四，官僚特权阶层最终背叛了社会主义，背叛了共产党，沦为新的俄罗斯权贵。到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发现已不能再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统治方式,为了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发现资本主义既能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得到巩固,又能将这些财富传诸子孙,于是他们便趁机大捞一把(戈尔巴乔夫时期是他们疯狂聚敛财富的时期),然后抛弃了社会主义。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进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于1988年通过了《个体劳动活动法》《合作社法》，实际上使得苏联的私营企业合法化。利用有利的政策环境，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未来的寡头们大都没有放过这个契机，创办了自己的私营机构，开始了他们最初的行动。
行动的内容主要有三个：获取非现金信贷、做进出口贸易和生产销售稀缺消费品”。例如后来成为叶利钦时期著名的七寡头之一的弗里德曼创办了一个合作社，通过给一些握有大量非现金信贷的企业提供各类服务赚了不少钱，很快致富。另一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曾任莫斯科共青团第二书记。看到进出口贸易是当时苏联赚大钱的行当，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弗里德曼抓住机遇，他们倒卖计算机、复印机、高档香烟、香水等奢侈品，利用苏联和国际市场的差价大发横财。后来成为叶利钦时期传媒大亨的古辛斯基看到了生产销售稀缺消费品比较赚钱，他用几乎不花什么成本的废旧铜线制作铜手镯挖掘到了第一桶金。

总之，苏共党内出现的官僚特权阶层先是千方百计地阻扰改革，到了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利用社会的混乱，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捞取个人利益，最终抛弃了社会主义，使得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二）苏联官僚特权阶层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利益集团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后，出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原苏联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大多没有什么大的损失，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新俄罗斯人。其中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例子。

追溯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轨迹，俄罗斯国内理论界以及国外研究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学者们绝大多数都认为，俄罗斯金融寡头最主要的就是由原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中官僚特权阶层演变而来的。正是苏联社会中存在的官僚特权阶层没有得到有效地遏止，并且愈演愈烈地形成为苏联社会中不可动摇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在苏联解体及俄罗斯建国之初的混乱时期，利用手中掌握的职权大肆攫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转换和自身阶级属性的质变，成为了俄罗斯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

苏联解体了，国家所有制成为一句空话。原苏联时期的官僚和企业的领导人利用体制的漏洞，开始借国家制度转换之机，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自居，将原来对国有财产的隐性占有权合法地转化为自己名正言顺的所有权。特权阶层“不仅成功地实现了手中财产所有权的转换，也实现了其自身身份的质变，由原苏联的官僚权贵变成新俄罗斯的资产阶级突出代表，构成为俄罗斯国家新生的金融寡头，再一次成为了俄罗斯现实社会中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的主人”。
现在，俄罗斯的商界精英中有17%的人就是来自原来的共青团系统，而俄罗斯社会不少著名的财团寡头就是出身于共青团干部。“俄学者们指出，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时期是苏共权贵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积累财富’的时期，而叶利钦时期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运动则是权贵们将‘权力变为资本’的合法化过程。”[33]这个过程也是权贵们积聚财富，完成自身身份转换,组建金融工业集团并进而成为金融寡头的过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演变从特权现象、特权阶层到特权集团，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它们十分注意维护自己掌握的各种权力，不顾一切地追逐权力，因为权力背后存在着公开的或隐蔽的特殊利益，权力越大特殊利益也就越大。这种对权力的垄断必然走向腐败和专横。同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它们的私欲也日益膨胀，热衷于进行权钱交易，伺机把权力管辖下的公有资产转化为个人所有。
此外，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竭力想维持现状，保住现有的权力，害怕任何形式的改革，扼杀各种改革的政策。当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得苏联陷入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时，他们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最终放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倒向了资本主义。正是这个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后来苏东剧变的动荡中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并且摇身一变为俄罗斯新私有制社会的第一批中坚力量。其转向支持资本主义，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和苏共亡党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分析总结其演变和影响，对于深化和推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