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高中毕业。由于自幼就喜好看书，写文章，又觉得教师的职业至高无上，于是我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当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拿在手里的时候,我感觉它沉甸甸的。我知道，在我人生的旅途上，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对这未来的新生活，怀有无限的憧憬。我觉得，我应该告别中学时代的幼稚与无知,成为一名沉稳、好学、体面、懂事的大学生。
     初一开学，校址在和平门外，转年才搬到了德胜门外北太平庄，直至毕业。那天，我欣喜的拿着录取通知书，走进这神秘的学府。在“欢迎新同学!欢迎新战友”的横幅下，新来报到的学生熙熙攘攘。老师亲切、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我被分配到甲班。和平门外的校舍比较古老，楼层不高。我的宿舍是在一进校门的右侧，灰色的三层楼房。大家习惯的叫它一字楼。男生宿舍在图书馆的后面,大家习惯的称它为工字楼。我搬入二层楼的宿舍，八个人一屋，我住在上铺。同室的八个人中，有五个是外地的。大家初次见面，虽然生疏,但还是很亲热。因为以后我们就是同吃、同住、同学习的同窗战友了。
     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一切都和中学生活不一样了。我们住在学校，吃在学校。每天早晨六点半，进行曲的音乐一播送，大家就连忙坐起，拿着脸盆去洗盥室洗漱。洗漱闭就敲打着饭盒到食堂吃早餐。早餐比较简单，一般是馒头(或花卷)稀饭和各种咸菜。中晚餐可是比较丰富。每顿饭都有两到三个菜。我记得常常是芋头炖诸肉，或山药炖猪肉,还有什么肉炒蒜台，辣椒炒肉丝等。我们是不交饭费的。
每个月十二圆五角的标准，如果不在学校吃饭,还可以每月领出 12.5圆呢。回想那时候饭量可真大。经常是上到第四节课肚子开始呱呱叫,一下课就拿着饭盒跑到食堂排队。每顿饭都吃得很香。都是一大碗米饭，外加两个小馒头(馒头比较小).除此，每个月还有一次丰盛的聚餐。八个人一桌，一桌八个菜。不夸张的说，那真是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我这个人很没有出息，对吃，记得十分清楚。还有，女同学有一项特殊福利，就是每月有几角钱卫生费的补助。
     至于上课，那比中学随意多了。课表很多节是空着的。没有一天是全部有课。我们班有50来人，教室不小。但有些课不在本教室上，有时在阶梯教室上,有些大课可能在食堂上。也没有点名的要求。所以有人临时溜号并不新鲜。在没课的时候，就在自己班内或图书馆看书。或在校园内走一走。大学的教师可不像中学那么严厉。基本是讲完课就离开。学生大多都比较自觉，也不存在纪律问题。但开小差，看小说或睡觉等个别现象还是有的。各班也有班主任，但除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很少到班里来。也就是说，作为一名大学生，一切都需要靠自觉了

     当时中文系有好多资深老教授。像黄药眠，陆宗达，启功，黎锦煕等等。四年的学习中，真的让我受益匪浅。尤其老教授们讲课清晰严谨，深入浅出。特别是古典文学，现代汉语等等......他们给了我“一桶又一桶”的水，使得我在中学教课时能够经常胸有成竹。启功的课 幽默风趣，同学们一上启功的课，经常是笑声不断。我们也曾经去过启功的家，他的家里非常简朴，但是书香气十足。除了书就是画，就是字。启功老师回答我们的问题时，非常耐心，经常还会使我们有了意外的收获。

       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留恋那时的光阴，四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由于我的偏科，有些课并没有认真的听，或者该选修的，没有选。像心理学，逻辑学......

      现在我还常常在梦里回到学校去，回到同学们的身边去。我常常想，如果还有机会，我将会怎样的如饥似渴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觉得我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系变味儿了。女同学侯某某读红楼梦落泪，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思想；我另一位同学的爱人刘某因写文章被打为右派

       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一系列政治运动来临了。

     先是批判“匈牙利事件”，”裴多菲俱乐部”，后 学习一论，二论三论，接下来是肃清反革命，再下来就是反右派斗争了。

    提起反右，惭愧，我始终是个非积极分子。当然，也许这正是我没有被划为右派的原因。当时大会、小会不住的动员大鸣大放。有一些人始终是保持沉默的。我也是搜索枯肠，什么有质量的意见也提不出来。和我比较好的同学,在下面做我的工作说:不能总不发言,否则会被认为是态度问题。我班的班长黄某，我一直很钦佩他的工作能力和责任心。他也来为我打消顾虑，让我大胆的把心里话吐露出来。
可就在大家解除了顾虑，积极鸣放之时，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于是情况急转直下:矛头反转，对准了那些刚扭过劲来，积极鸣放的学生和教师。当时大家都懵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原来这叫“引蛇出洞”。先通过大鸣大放，把蛇引出来，然后再歼而灭之。可怜的“蛇”们上了大当,悔之晚矣!

      而我班那些领导大鸣大放的骨干份子们却胸有成竹，一反先前那种被动挨打的姿态,马上组织进攻。不久，我们的班长黄某，就以煽风点火、猖狂向党进攻之罪名被打成右派。接着我班的另外两位平日敢讲话的,十分正直的女同学也被打为右派。
     
昨天，还是亲密的同窗，今天 却突然变成了敌人。昨天还为班里热情服务的班长黄某，今天却低着头站在前面，接受着大家的批判。这时班里立刻泾渭分明了。左派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好不神气;右派们垂头丧气，神情沮丧;而中间派，像我这样的，则心里疙疙瘩瘩的，对转瞬间的阴晴变化不知所措。接着，右派不断的被揪出来，包括我们尊敬的老师和教授。黑板上写满了批判的标语，课堂变成了战场。
       批判会上炮弹不断射向前面低着头的“罪人”。这时，何去何从，正是对那些中间派们的考验。为了不被扣上右派或右倾的帽子,我不得不违心的附和几句。但自己听来都觉得柔弱无力。真不能不干拜那些左派们的上风。

     

   在斗争中，花样不断翻新，火药味越来越浓。有些“右派”被戴上白纸糊的帽子，有的头上被叩上了纸篓。而且言辞的激烈也不断升级。甚至对教师们也推推搡搡,毫不客气。我内心深感不平。但又怀疑自己的心态。难道我是站到“右派”的

立场上去了?
     斗争是残酷的，“右派分子”一个个被揪出来。校园的气氛变了，人和人的关系似乎完全凝固在反右斗争的氛围中。往常生龙活虎的,我们的班长黄某等人，每天默默的出入宿舍，饭厅，教室，没有人再和他们谈笑。我也很怕走在了他们的对面。我不敢看他们的神气，更不能和他们讲话。这种局面真是难堪极了。

   其时，正面临着毕业分配。这些“右派分子”们的出路，可想而知。后来据我知道，他们很多人，都被分配到边远荒漠的地区，都走过一段触目惊心的，极其艰难的路程。有的甚至葬身边外，再也没有回来!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回到家中才知，因有共同京剧爱好而与之结婚的，我的先生S,也被划为右派。这对于我，不啻于是一个晴天霹雳。头晕，耳鸣，似乎周围一切都凝固了。是做梦吗?红日高悬，现实中的一切清清楚楚。更为残酷的是，因态度恶劣，他竟然被划为一级右派。不是降职降薪，而是放入农场改造。原本79元的工资停发，只给生活费18元。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今后怎么生活呢?细想起来,我似乎早有不良的预感。可也没想到倒霉倒到了底儿。也是活该!谁让神差鬼使的这么早结婚呢。
    他究竟有哪些“右派”言论，我至今不知;他因何态度恶劣，我也不愿意去问。只有认倒霉吧。唯一出路是:好好改造，争取尽早摘掉右派帽子。也好改变这不光彩的“右派家属”的难堪的现状。

     在他去农场之前,一天我正抱着孩子。他蹲在我的身边摸着孩子的头说:“等她懂事了，我也就摘掉帽子了吧”。我明白他的心情。我说:“会的，你就一个心眼好好改造吧”。

    谁知这一等就是漫长的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孩子由一两岁长成了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大小伙子。那是1978年，绝大多数右派得到了改正。人虽然回来了，但长时间的家庭分裂和隔离，所形成的各自不同的生活烙印、造成的性格间的隔阂,再也难以拉近、填平。虽努力弥合，也是枉然。这算是谁的过错呢?我们只是极普通的一家。而全国这5%的右派家庭，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千千万万个家庭，不仅家破，而且人亡。命运之神对待我们也许还不算太苛刻吧。
     随着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反右运动进入了尾声。我们面临的是写毕业论文，毕业考试和毕业分配。毕业论文我写什么呢?我似乎已经怕了写文章这件事。最后我决定的题目是“论阿Q精神”，我想，分析鲁迅的文章总没有错吧?何况我自己本身就经常表现的非常阿Q呢!这以后，整个的考试过程都是在灰色的沉默中进行的。
    

分配方案下来了。我们整个年级，留北京的只有十七人，天津的两人。其他都是甘肃、宁夏、山西、新疆，河北等地。我们学习，讨论了如何正确对待毕业分配问题。在“万马齐喑”的气氛中，大家都表示要服从组织分配。没有想到的是,命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我,因为我只身带着两个孩子，被分配到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的天津。

     这以后，同窗四年的我们的同学们，便天涯海角，各奔东西。又由于政治的隔阂,使我们很多人彼此失去了联系。毕业分配,对于学生来讲，是一件关乎终生的大事。而那些戴着帽子走的人，又会是什么心情呢?
    大学生活-这一生中只有一次的生活片段，就这样过去了。从此，大学生活成为我一个难以忘记的梦。我经常在梦里寻觅着自己曾留下的足迹。因为它那里有我难以忘记的快乐、幻想，和苦涩。
     三年前，我接到了北师大五八届毕业生返校的通知。这似乎是天外来的消息,四十多年前的学校生活,以及同窗的面容一个个的涌现在我的脑海。我一定要回去，要圆我四十多年来搜寻着却一直没有寻到的梦。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去寻访离别近五十年北太平庄师大原址。往日的辽阔的庄稼地，都被林立的高楼大厦,和热闹的商店所代替。进了往日熟悉的校门,里面一切都变了样。往日的教学楼、宿舍、及食堂都不见了，代替的是一幢幢崭新的、高大的建筑。
     我们这些分别近五十年的同窗，终于见了面。那当年的少男少女。他(她)们都已是满头华发，面带沧桑。大家先是仔细的辨认着对方。然后就是激动地互相握手、拥抱。将近五十年，这可不是一般的五十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往事，坎坷经历。那发自内心的感慨，激动，真的是难以形容。大家说啊，聊啊，甚至唱啊!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我们的班长黄某也来了。他一改往日的热情洋溢，而变得深沉含蓄了。
我们班来的人最多，达到二分之一以上。大家聚在一间教室里。开始竟不知从何谈起。因为想说的话太多了，积聚的感慨也太多了。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开始，总有些冷场。我本来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可后来，大家的话越说越多，像泉眼中汩汩冒出的泉水，止也止不住。我也感觉这样难得的聚会，不谈谈心里话，太遗憾了。可到后来，一个半天，又一个半天，仍然有人想讲而没有得到机会。对黄某等曾戴着帽子走，而今天又回来的人，我由衷地佩服他们。他们今天回到了学校，就向大家证明了，他们勇敢的迎接了困难，战胜了坎坷，他们又直着腰板回来了。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五十年后又相聚了！
     有意思的是,许多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回来了,而当初那些作为左派的骨干份子们，却没有回来。不知他们仍是不屑于见这些人呢，还是羞愧得不敢见这些人。
      聚餐的时候，那些历经磨难而激情未减的人，举着杯为大家敬酒，赋诗。并带头唱起了“共青团员之歌”、“友谊万岁”、“夕阳红”等歌曲。那场面，那氛围，让那些年轻的服务员都感到惊讶。因为这是一帮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啊!他们哪里知道,这些人当年的豪情壮志,当年的赤子之心，和他们几十年来，所走过的艰难道路啊!我的心热热的,酸酸的，眼泪止不住流下脸颊。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整整三天的聚会，终于到了分手的时间。在分别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频频相约。
     但再次相见，真的是不可预期。更何况这些人都已过了花甲之年、又分散在各地呢!
     此后，不断的接到北师大寄来的校刊。它刊载着北师大过去、今天为国家培育人才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刊载着历届校友为本校所做的个人贡献。也刊载着我们曾敬重的教师教授们的相继辞世。其时也看到在返校时还曾见过面的校友的名字被罩上了黑框。
     总之,这次返校，圆了我几十年的梦。如今，北师大已不再属于我们,它属于现在的，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的大学生活就此真的划上句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