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死者有不朽的名——被处决的陈卓然、查全华



作者：任毅


"让生者有不朽的爱，让死者有不朽的名。"陈卓然等知青在黑暗中拒绝做哑巴，以生命呐喊真相，他们剪下铅字拼成"查全华烈士永垂不朽"，十六天便走完从批斗到枪决的残酷历程，最终在历史长河里刻下觉醒者的姓名。
本文摘自任毅著《始末》

1970年4月28日，南京“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处决的人中有一个知青，他就是南京八中的66届高中毕业生，插队江苏洪泽县的陈卓然。

1970年4月12日的深夜，整个“娃娃桥”已经沉寂下来，死一般的安静，唯有那通宵不灭的“长明灯”依然明亮耀眼。突然沉重的柜台声又响了起来，一定是来人了，因为需要在柜台内彻底搜身，抽去皮带、裤带，钳去风纪扣等一切据认为可能带来危害的物品，然后再送到牢房里，带上你的数字号牌，从此你将暂时告别你的名字。
随着清晰的脚步声，我们的牢房门被打开了，军代表送进来一个细高个子的白净小伙子，他一头自然卷曲的头发，双眼炯炯有神，身体看起来十分疲惫，预示着刚刚经历过长途颠簸。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多么熟悉的面孔，我们似曾相识过？我紧盯着他，想找出我过去的记忆，他也盯着我，却眼角上挑，分明告诉我，别吱声，假装一切都不知道。

他，就是1970年2月13日轰动南京，被冠以“2·13现行反革命案”的主犯——苏小彬。首犯是陈卓然，他们同是南京八中的高中毕业生，同在1968年被下放到江苏洪泽县的插队知青。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倪寒予，陈卓然的妹妹、母亲以及陈卓然、苏小彬两人的女友。

大批的知识青年下农村后，发现一切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他们开始醒悟、思考，不再像“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愚忠和单纯。既然看不到光明，也就无所谓黑暗了。他们毕竟有知识，有头脑，善于思考，他们不相信那个年代的生存法则，要么做“哑巴”，要么做“骗子”，他们要有自己的话语权。现实是残酷的，是无情的，迷惘和思考、希望和忧虑时时困扰着知青那善良的心灵，要么在苦斗中觉醒，要么在软弱中沉沦，大多数知青选择了前一种。

1970年2月12日下午，江苏《新华日报》破天荒地发行了下午版，为了响应“四人帮”所谓“见缝插针”“杀一小批”的号召，特地用大号黑体字发表了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拉开了江苏配合全国“一打三反”运动的大幕，一场空前的大搜捕、大镇压开始了，因为要“杀一小批反革命”，这“一小批‘反革命’只占人民的百分之五”。
我无法清楚，陈卓然、苏小彬他们当时的思想状况，但我知道，那苏北的洪泽县确实太苦了，我知道，知识分子集体失言的传统并不属于他们。

1970年2月13日的凌晨，他们一人望风，一人戴上手套，把一张张“反动标语”贴在鼓楼、玄武湖以及中央路等主干道上，用过的胶水瓶随手扔到马路中央的无人岛上……
这一张张的标语，是前一天他们用报纸上的铅字，一个个剪下来，拼句而成的，目的是无法查清笔迹。

标语的内容有：

“査全华烈士永垂不朽！”“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等等，等等。

贴完以后，陈卓然、苏小彬悄然坐上了上午九时从南京开往洪泽的班车回去了，一夜的疲劳和紧张此时正化作阵阵睡意……

2月13日，天亮了，上班的人们发现了这些标语，胆小怕事的人绕开了，“觉悟”高的人赶快去报告，领“头功”去了。一瞬间，南京城炸开了，公检法乱了套，省、市革委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四人帮”在南京的死党，当时江苏省革委的某负责人拍桌子大叫：“抓起来，给我杀掉！”上午九时，通缉令张贴起来，全市大街小巷刷满了“全市人民行动起来，打一场侦破‘二.一三反革命案’的人民战争”的大幅标语。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排查工作在全面展开……

一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案件毫无进展，为了加强震慑作用，3月6日，南京五台山召开了“公判大会”，处决了十二名“现行反革命”。

而此时，远在洪泽县的陈卓然、苏小彬也时刻关心着案件的进展，心中也一直十分紧张，他们和南京方面保持着信件的往来。

“六嫂病情恶化，杨大夫正想尽一切办法抢救，望你们放心，一切由我精心照料。”

写这封信的人叫倪寒予，也是这一集团的“首犯”。

这一封信表面上看十分平常，然而信的内容只有写信人和收信人心中明白，这封信翻译过来的内容是这样的：“××条标语查得很紧，省革委会的杨××大动肝火，估计不会有事， 一切有我在南京料理，无事千万不要回来！”

这样的信件来来往往，短短的两个月中竟有数封，而且这当中他们俩还回了南京一次。

追查的高潮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低落下去。此案似乎成了悬案，后来直到案破，才发现当时的排查十分不严谨，偏偏漏掉了知识青年。

1970年4月12日，南京的“首犯”倪寒予由于一件根本无关此案的事遭单位审查，为了不坐牢，供出了此案，而此时的他正和陈卓然的妹妹在热恋中……
于是，12日深夜，两辆军用吉普车载满军警，带着江苏省“四人帮”死党杨××亲手签署的逮捕证向洪泽县奔袭，这一天正是他们张贴标语的两个月整。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们的女友，另外知道此事的三人同时被捕，皆关在“娃娃桥”。

自打苏小彬关进我们29号牢房里，我们的牢房就一天也没有安静过。大凡坐牢的人神经特别敏感，反应也异常地快，他们不希望每天就这样坐吃等死的生活，希望多一点事，甚至多一点麻烦，好打发生活的无聊和空虚。因为他们需要在这永恒的无聊和空虚中寻找到一点刺激，好把每天的日子过得快些，再快些。苏小彬的到来打破了牢里从3月6日后相对的平静，所以大家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很感谢他。

即使在深夜，犯人们早已睡去，29号的牢门常常会被突然打开，几束强烈的手电简的光束在监内扫来扫去，最后都会停在苏小彬的身上，门口都会挤着一群穿着军装、大腹便便的人，一看就知道是高官。随后他就被提了出去，站在牢房的天井里，漆黑的夜空被镁光灯照射得像阵阵闪电掠过一样。夜以继日的批斗夜以继日的审讯，仅仅一个星期，苏小彬已经被折磨得不象人样，瘦得只剩一个架子，但我从他的眼里，看到的似乎还有生活下去的信心，只是很虚幻。

一个人要热爱生活，就得背叛这沉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从这点上来看，陈卓然、苏小彬背叛得比我彻底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彻底，他们才能在艰难困苦的十六天里，傲然挺拔，没有倒下去。

被捕以后，他们很干脆地承认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体面地成全了杨××等人焦虑而紧张的心理。

有两天的时间，苏小彬被带了出去，回来告诉我是到中央路那些无名岛上去找“胶水瓶”，因为那是他们的作案工具，只是都没有找到。

我和他们一块出去批斗过，在批斗会上我看到他们站成一排，还有那几个年轻的女孩子，我丝毫看不到陈卓然、苏小彬的胆怯和畏缩，在即将告别人生的日子里，他们反而显得那么坦然，那么充满信心。在批斗会上，陈卓然几次将倪寒予斥为“叛徒”，也为此被勒紧脖上的绳索，击打后嘴角流血。

1970年4月28日，也就是陈卓然、苏小彬被捕后的十六天，陈卓然被处决了，苏小彬被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十六天了结此案，也许创造了中国司法史上的空前纪录，然而却符合“从重、从快、从严”的精神。那时陈卓然、苏小彬都是二十多岁。
4月28日的那天宣判会，还有让人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幕。

当宣读判决书的那位姓蒋的军人在读到倪寒予时，是这样讲的：“二一三反革命集团案首犯倪寒予一贯反动，罪大恶极，本应判决死刑，……”说完拿起桌上的杯子，呷了一口水，掀开茶杯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人们伸着头等待他的下一句话，“但归案后能坦白交代，检举他人，现决定当场释放。”随着全场“哇”的声音，一个手拿闪亮的大剪刀的军人走上来，“咔嚓、咔嚓”剪去五花大绑的倪寒予身上的绳索，声音也随着麦克风传出去……

“回家去吧！”蒋××大声说，那军人也把闪亮的剪刀高高举起，此时的倪寒予一下子跌落到地上，整个宣判会进入到一个高潮。

会后，倪寒予作为“坦白从宽，宽大处理”的典型，随着军管会组织的“宣研团到处宣讲，从一个会场转到另一个会场，只是角色不同了。而此时的陈卓然已魂归西天，苏小彬也已被押往镇江监狱。他们两个的女友被释放了，据讲已经疯了。

1979年，陈卓然平反昭雪了，陈卓然的妹妹去镇江监狱接平反释放的苏小彬，回到了南京。而此时的倪寒予是什么样的状况？我已不想知道了。

1993年12月，在南京瞻园举办的《春华秋实》南京知识青年回顾展上，我们给陈卓然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参观者络绎不绝，面带微笑的陈卓然的遗像似乎在提醒活着的人们，生活中并非都是微笑，可我们应该微笑地对待生活。

“让生者有不朽的爱，让死者有不朽的名。”这是印度哲人泰戈尔的话，谨此作为对陈卓然的纪念吧。

无论是判了二十年的杨万福，还是判了十五年的苏小彬，他们所犯案的案情，都牵涉到一个人：查全华。



查全华是什么人？为什么许许多多的“反革命案”中都有着他的影子呢？虽然我没有和他一块被批斗，但我还是有必要向大家交代一下，他是南京市“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处决的“现行反革命”。

1969年底，我正因为《知青之歌》的悄然流传被搞得六神无主、寝食难安，一天在去同学宋保义家的途中，正巧碰上枪决犯人之前的全市大游行。长龙似的解放牌军用敞篷车上载着一个个五花大绑即将被处决的犯人，行驶的速度极慢，车上还站立着许许多多荷枪的解放军，其中第一辆囚车上站立的一个青年人在驶过水西门仓巷口“江南春茶社”时，突然挣扎着抬起头高喊：“妈，妈！”随即被押解人员拉紧尼龙绳而发不出声响。“江南春茶社”楼上住的就是他的母亲。

半个小时后，这个青年人被处决于凤凰西街南京市公安局的刑场，时年22岁。他，就是查全华，南京“文化大革命”中最早成立的所谓“马列主义小组”的组长，也是南京市第一个被冠以“反革命集团”而被处决的第一人。

查全华被处决了，而他的那个所谓的“马列主义小组”的成员大多判了重刑，其中和我同届的五中高三甲班的柯德远被判了十年。

当时我看到了同时贴在墙上的布告，在保义家中，我对保义说：“柯德远也被判了十年，什么时候轮到我。”一副沮丧的样子。

“不会的。”保义说。

“你和他不一样。”保义又极力安慰我。

我们相对而视，默默无语，谁也不想去捅破那一层从人间到地狱的薄薄的纸，然而，几个月后，我的话却兑现了。

査全华是南京第二十四中学的学生，1963年那年他应该是初三的学生，虽成熟得早，他却不更事，不知道时势的险恶。他和班上的一些男同学，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讨论的范围涉及当时许多的政事，比如中苏论战、国际共运、国共两党等。讨论中并做了记录，由于1963年是癸卯年，这个记录也被称为“癸卯宁条约”，“宁”是南京的简称，这一年他十五岁。

1963年，查全华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招去，却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由学校派送参军，集训结束后，由于才能出众被调到连队做文书，似乎人生的旅途开始踏上了顺风的船，他屡屡立功获奖，深得部队的信任。

当时“癸卯宁条约”的成员大多去了不同的地方，频繁不断的来信引起了连队的警惕，一次连队领导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截获了他的几封来信私拆查看，方知他在入伍前参加了一个什么“癸卯宁条约”，汇报上去认为此人留在部队不妥？但也说不出理由，于是让他脱下军装，提前退伍，这已经是1965年。

退伍后，查全华被分配到南京市玄武区建筑公司三队任施工员，他勤于学习和探索？对时政的过度关心的秉性依然如故，全然没有吸取被提早退伍的教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件事的发生彻底改变了他的信仰和他的人生，也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1966年的8月，南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武斗的第一桩命案，是以当时江苏省某高干子弟管××为首的一批人残酷地打死了工人王金。王金是查全华所在系统的工人，于是他发起成立了“王金事件调查组”，并出任主要领导。
这期间，调查组数次进入“娃娃桥”提审当时被保护收监的管沪宁，查全华实指望能给死去的工人兄弟王金申冤，可没想到的却是，凶手非但没有伏法，反而被送到部队成了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来，“调查组”已经毫无作用了。此时查全华猛醒，天子犯法与庶民根本不同罪。他愤然退出“调査组”以及参加的“造反派”组织，静下心来专心研究一些问题，决定成立真正的“马列主义小组”。

1969年10月，他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工人、学生成立了“马列主义小组”并任组长。他提出了“二次革命”的理论，为“在中国可能发生的革命”做准备他此时用的化名是“罗左”。1969年，因当时的“副组长”的自首交代，查全华以及他的“马列主义小组”成员悉数被捕，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查为首犯。当时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查全华思想极端反动，建立反动组织‘马列主义小组’，起草反动纲领《论二次革命》，有组织、有计划、有行动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他成了“文化大革命”中首个被处决的政治犯，他的魅力吸引了众多的后行者，招来了众多人的敬佩和怀念。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查全华的家人以及活着的所有涉案人员联名上诉，经过长达一年的据理力争，终于使得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1月下达了对以查全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平反判决书，此时大规模的“平反冤案错案”的工作已近尾声，当时平反判决书认定：“癸卯宁条约”以及“马列主义小组”不是反革命组织……

查全华死了，得以平反昭雪，可生命却永远消失。其他同案的人陆续平反出狱，但是，其中有的人已经坐了十年的牢。

查全华的单位给他补偿了三千元人民币，亲人和好友给他建了坟，立了碑。我有幸从其他涉案人员的手中看到查全华一身戎装的照片，聪慧的脸上洋溢着自信和豁达的微笑。无奈笑容难以持久，凋零得也似乎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