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社媒消失许久后，真名于力的司马南传来消息，北京市税务局以偷税名义处罚了他，补缴税款加罚款逾900万元。税局的通稿是无感情的行政文本，似乎努力给此事定性为公事公办，可风闻此事的网友仍将其视作一个强烈信号：司马南完了。
‍‍‍‍‍‍‍‍‍‍‍‍‍‍‍‍‍‍‍‍‍‍‍‍‍‍‍‍‍‍‍‍‍‍‍‍‍整整一天，网络的空气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即使那些最中立的自由派人士，也展露了笑颜，好像在庆祝有生之年终于等到了司马南“确实倒掉”的好消息。一个人的倒霉能为无数人带去欢乐，从人神共愤到普天同庆，司马南做到了。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做派中，针对网红人物的查税，往往是一种被包装成经济惩戒的遏制手段。使用税务稽查的名义，实质上就是为了脱敏。用偷税的名义查办司马南，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将其从舆论场移除、解除其影响力的和缓方式。
‍‍‍‍‍‍‍‍‍‍‍‍‍‍‍‍‍‍‍‍‍‍‍‍‍‍‍一个很明显的证据是，税局说查到司马南偷税，是大数据侦测的结果，那为何大数据偏偏在这个时候发挥作用？司马南偷税持续好几年，在他风头正健时为何不见大数据立功？所以，只以偷税角度谈论此事，而不牵涉其他，要么是拿衣无要么是诡辩。
‍‍‍‍‍‍‍‍‍‍‍‍‍‍‍‍‍‍‍‍‍‍‍‍司马南似乎还在挣扎，间接递话给媒体，说万一能再复出，就讲讲他是如何偷税的——避谈因言招致的雷霆，仍在税上偷换概念，打转求取回环余地，渴求不被封杀之心昭然若揭。而偷税污点能否就此钉死司马南，将其逐出舆论场，并不好说。
‍‍‍‍‍‍‍‍‍‍‍‍‍‍‍‍‍‍‍‍‍‍‍‍人们愿意相信，用偷税来黑化司马南，是他被切割、被放弃的一种明证。不管这种推断是否成立，如果存在着一个使用司马南影响力的人，那对这样的人来说，司马南确实是一个负资产，不再有必要的舆论价值，就连商业价值都在“出血”。
司马南的舆论价值为负，不是自由派臆想出来的，而是被舆论场景反复证明的现实。不管司马南参与主题清单上的什么话题，他都会被奚落与耻笑——这种场面早已固化，这让那些在他身上寄托任何舆论人设的想法，都变得不可能，像是自取其辱.
‍‍‍司马南的确在某个阶段成为压制民企叙事的舆论主力，但正因为得计太久，以致于想要改变民企的文宣口径，都变得困难，都必须搬开司马南这个人。如若查税司马南有深层考虑，原因不一定是民企的地位更高了，而是他妨碍了文宣的灵活性。
‍‍‍‍‍‍‍‍‍‍‍有一个粗略的印象，司马南有可能早已察觉他作为舆论棋子，已经制造的僵局。至少从他直播胖东来、大唐不夜城等动作就可推测，司马南似乎也在努力变更赛道。但作为初代时政网红，他的直播主转身并不顺利，其扮相乃至被门槛绊倒常被笑话。
‍‍‍‍‍‍司马南的舆论价值与商业价值是二位一体的，但对他的主流评价，早已经合并了蔑视、耻笑与侮辱三个面向。在这种对冲之下，司马南想要再去扮演引导舆论的角色，肯定踢到全面抵制的钢板，有心引导而无能实现，经营商业模式却又颓相毕露。
‍‍‍‍以舆论价值谋取商业收益，一手托两边，司马南曾有游刃有余的时候，但现在显然不能。他每一次发言总能引发比“舆论引导”更大规模的哈哈大笑，其舆论价值流失到无法止损的程度——这种情况下，沾染司马南同样会被带入流沙中，谁还会继续捧他？
‍‍‍‍‍‍‍‍‍‍‍‍‍‍‍‍‍‍‍‍‍偷税查办900万，司马南从此将背上一个更直接的污名标签，而这个偷税标签直接与“不爱国”挂钩。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南再难以爱国者自居，也再难据此敷衍出更多的宣传立场。没有偷税前，尚可一辩；偷税身份坐实，就不干净了，爱国立场也会被污染。
‍‍‍‍‍‍‍‍‍‍‍‍‍‍‍‍‍舆论价值归零且为负分，商业价值则因舆论价值负向而掏空基础。但凡再与司马南沾边的商业品牌，将落得个与偷税分子同流合污的风评——相信有基本判断的品牌商家，即使有立场倾向，只怕也要算算划不划算，钱不分左右，但也不会扔水里。
至于说，交了900万之后，司马南是不是就能得到某种意义上的“从宽”，假以时日，不难见到真章。如果真要忤逆风向到这个地步，司马南未被彻底放弃，对他个人当然是好事，可社会评价将继续此前的差评指向与恶评模式，哄堂大笑将继续越过他，直奔目标。